[转帖]唐蕾：摇滚圈孵蛋的女人

　　<新周刊>
　　唐蕾：摇滚圈孵蛋的女人　
　　
　　文/海岚
　　　5岁的小酒馆模样没变，依然很小，但名气却越来越大，人们叫它成都地下摇滚的根据地、摇篮……女老板唐蕾迅速红遍圈内外也似乎是水道渠成。5年前小酒馆一开张，便成了唐蕾家的客厅，唐蕾在这儿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唐蕾得知成都竟然没有一个舞台能提供给那些地下乐手表演自己的作品时，当即拍板让乐队上小酒馆来演。于是，唐蕾便像义林军的头目一样，和成都乐队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摇滚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小酒馆摇滚同志云集，小酒馆也成了摇滚排练场、表演台。
　　　“看到他们那样执着，我也挺感动的。我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个他们一直想拥有而无力解决的场地而已。”一个单纯的动机再加仁厚的态度，小酒馆成为当时成都仅有的一家能“容忍”摇滚演出的酒吧。店如其主，小酒馆感性宽容，乐手、诗人、画家、摄影师、学生……都可以到小酒馆坐坐感受音乐的激情。
　　　唐蕾下过乡，当过知青，做过月工资18.5块的小徒工，也在电大读过中文专业，还到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很自由地学了一年艺术，又在波恩居住了一年。这期间唐蕾自由自在地一边打工一边背着行囊打顺风车游历欧洲，出入各种艺术展览，常混迹于万人音乐会，“偷住”乐队帐篷体验自由艺术……回国后由于不想朝九晚五地被领导管着，更不喜欢麻烦的人事关系，于是唐蕾开了小酒馆，那是1997年的事儿。
　　　宽容且感性的唐蕾在朋友圈里以爽朗、仗义出名，“她对音乐的出发点是理性的，但又常常很感性地帮助别人”，这是崔健对唐蕾的评价。相比之下，丁薇却很佩服唐蕾的帅气：唐蕾作为女人很“帅”，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得很自在。跟唐蕾在一块，你会觉得很踏实，很容易对她产生信任感，是个仗义的朋友。
　　　的确，唐蕾的帅气有时也不得不让一些大男人佩服，凡是她认定了的事都将义无返顾。叶永青给了唐蕾一个绰号——“推销员”，而且是最好的。对此，唐蕾自己的理解是，好的东西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给别人，有时甚至是“强行”灌输，让你不得不接受。也许正是这种拧巴劲儿，才使得摇滚在小酒馆坚持下来。
　　　帅气的唐蕾却有着很女性的一面，她是公认的“慈母”，不单指对女儿，对摇滚也是如此。周春芽说到唐蕾时用的语词是“一个浪漫的、绅士的女人；一个活得很真实、很有激情的女人；一个富有同情心、始终保持年轻心态的女人”。朋友们都说善良、有爱心、务实的唐蕾对乐队的帮助爱护，更多的像是对抚育孩子的爱和付出，“因为有一帮孩子在坚持，我也不得不坚持。没有人，没有别的地方来做，我不挺住，他们怎么办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蕾是为别人活着。
　　　唐蕾基本上是圈子里的人，一般而言，圈子里为“名”做虚事的人多了去了，但她似乎对“名”要迟钝一些。对于媒体冠之以成都“摇母”的头衔，唐蕾很是反感，她只是想真真实实地在幕后给乐队提供帮助，让更多的乐队走出去。
　　　与其说唐蕾给了成都地下摇滚一个舞台，不如说她给了自己一个“舞台”。时下这种做事目的不明确，执着而忘乎所以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时忘记性别的女人已然不多了，还有什么能让率真、激情的女人忘记性别呢？唐蕾说，惟有摇滚！
　　面对面
　　《新周刊》：听说12年前，崔建到成都演出时，你有个惊人的举动——拥吻崔建，当时是怎么想的？12年后你还能做出这种事吗？
　　唐蕾：因为当时的流行音乐都软绵绵的，我一听到崔建的音乐就很钟情，觉得很爽。成都是个软绵绵、邋邋遢遢的城市，观众对这么优秀的东西反应不激烈。我认为我身体的宣泄应该和摇滚相呼应，这是本能，我忘了自己的性别，我觉得我必须要上，这完全是精神层面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宁愿用身体为代价来维护已经不仅仅是血肉之躯的崔建的摇滚，他已经成为一种标志、一种精神。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当时受到了很多非议，但我绝不后悔，这是我所做过的最爽的事之一。现在也有很多小孩子追星，为他们喜爱的歌星流泪，这与我不同，我已把摇滚完全当作一种精神。
　　《新周刊》：玩摇滚以男性居多，作为少数玩摇滚、为摇滚确实做了点事的女性，你怎么看摇滚？
　　唐蕾：谁说女人不可以玩摇滚的？摇滚是一种精神，自由、坚持，谁都可以玩。摇滚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只是一种思想，而是把多种思想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摇滚特别让我感动，让我体会到最真切的痛苦和前所未有的舒服！
　　《新周刊》：身为女性做几乎是男性专利的摇滚，在性别上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或劣势？
　　唐蕾：我不认为女性有优势或者劣势，做摇滚男女都一样。不过，我倒有许多男性朋友在帮我，我自己不会做音乐，这么多年是一种缘分使我坚持下来，我对音乐的概念很模糊，我喜欢就去做了。
　　《新周刊》：作为老板，你对演出内容有特殊规定吗？
　　唐蕾：没有什么规定，他们需要的就是能表现个性的空间，不过有一点：必须是搞原创，是好是坏条件是先得原创，这就是上小酒馆演出和别的酒吧不一样的原则。
　　《新周刊》：和乐队一起走过的这么几年，别人都尊称你为“摇母”（虽然不是很好听），你怎么和乐队维持这种长久的关系的？
　　唐蕾：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去维持这种关系，当初介入就是好玩。我的优势是有一个酒吧，乐队需要酒吧来演出，酒吧到现在已经成为别人所说的成都摇滚圈的摇篮，那我也离不开乐队，大家自然形成了一种依存关系。
　　《新周刊》：有评论说成都摇滚乐队水平不高、很粗糙，你怎么看？
　　唐蕾：成都乐队的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当中有的乐队确实不错。地下摇滚就像摇篮里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没有成人谁也不知他最终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好东西就会留下来，不好的自然会消亡。
　　《新周刊》：你一直坚持着做原创摇滚，当遇到困难时，想过放弃吗？
　　唐蕾：我做事很随心所欲，但在做原创音乐上却很坚持，因为有一帮孩子在坚持，我也不得不坚持。没有人，没有别的地方来做，我不挺住，他们怎么办呢？
　　《新周刊》：听说你的朋友很多，你交朋友的原则是什么？
　　唐蕾：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原则，好玩、能聊天、能一块玩牌、开心的人都可以是我的朋友。我对人很没有戒心。
　　《新周刊》：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及生活有帮助或影响吗？你觉得你为朋友们做了些什么？
　　唐蕾：有太多的帮助了。我曾经组织一些活动，无论是在成都、北京，还是在广州、深圳、昆明，没有朋友们的帮助，不堪设想。别人说我做事运气好，实际上是朋友们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我很感激他们。相比之下，我能为朋友做的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新周刊》：用自己开的酒吧交名人朋友，是生意重要呢，还是交名人重要？这些名人朋友是否给你的生意带来了效益？
　　唐蕾：我十几年前交的许多艺术界朋友，当时谁也不是名人，都是穷画家，这些年出了名。在小酒馆举目一望，每晚几乎都有所谓的“名人”来喝酒，但谁也不把自己当名人，我也不觉得他们和十几年前有什么质的区别。说来也是，成都双年展的那几天，小酒馆天天爆满，全是世界各地的名流艺术家，生意好得很，我不得不承认，遇到这种盛会时，小酒馆是最大的受益者。
　　《新周刊》：喜欢车吗？
　　唐蕾：我只对切诺基感兴趣。我有辆“大切”，我喜欢它那种豪爽、大大咧咧的感觉，经得起风雨和磕磕碰碰，你不觉得很像我吗（笑）？试想一下我开个玲珑的小轿车，那我不是还得谨小慎微，看看我这身装扮就不像。打个比方，如果切诺基是个女人的话，就是个直率不娇媚的女人。
　　采访手记
　　　1999年刚认识唐蕾时，她已经是“江湖”上的大姐了，那时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小酒馆的老板、独自带着孩子的母亲，倒是她练达的举止和慈祥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后来，才发现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带着成都的地下摇滚乐队南征北战，把个成都摇滚的热度HIGH到了顶点，让人们在谈到成都时，不再只是诗歌、绘画和麻辣烫了。
　　　朋友们说唐蕾是个“推销员”，我倒觉得她更像一支情商很高的“绩优股”，你会在交往中被她的热力迅速袭染，毫不怀疑她的办事能力，坚定地认为她的“股指”走向呈上升趋势，然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乐意帮助她及成都的地下摇滚音乐。不过，和唐蕾玩熟了，你会发现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玩家，这不，打电话约采访时，她还在大理狂欢呢。还好，唐蕾很有“职业道德”，说好了第二天采访，果然连夜“打”飞机回到了成都。
　　　当我们赶到唐蕾家时，她裹着头巾、穿了件藏青色中式布袄加黑色牛仔裤，好像刚沐浴完毕。“起来晚了点，随便坐。”说着就扯下头巾擦起了她一头湿漉漉的短发，我一看表：下午3点27分。唐蕾把家布置得简单明快，家具很少，只是玻璃茶几上乱了点：一打CD，是欢庆的小样、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两包《中南海》、一只咖啡杯、钱包、报纸、杂志、电视机遥控板……忙完了，她便打个盘腿蜷在沙发里，一支香烟一杯咖啡开始与我们聊天。
　　　和唐蕾聊天最大的感受是轻松，她自然放松的状态令我们很舒服。我们不断被联系演出和酒吧杂事的电话打断，但这并不防碍对话的进行。看着她在井然有序地安排工作和惬意的聊天之间变换得游刃有余，我想起何森的那句评价：看起来马马哈哈，做起正事来任何细节都能考虑的到。的确，这个粗线细心的女人做不成事的话，还有谁能做得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