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和机械复制时代

　　
　　解构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lateral）连续性。这一连续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
　　——斯潘诺斯：《复制：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　
　　
　　今天偶然听到了民谣歌手的《广场》，歌曲开始，中间，结束的部分都运用了真实的历史话语，说其真实是因为这里的话语本身是来自纪录片，确实是当事人当时话语的实录。事实上从唱片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之后，很多民谣歌手都发出过自己的声音，虽然从历史意义或者文化价值上可能与鲍勃迪伦有一定差距。高晓松，老狼用青春的校园民谣歌唱了一代人的心声，张楚唱出了奔波在80年代的孤独，最近的万晓利，周云蓬，小河，或者左小祖咒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低声的呐喊。但是《广场》则给予人另一种震撼，非虚构的震撼。
　　上世纪末的精神动乱让平静的人更平静，不平静的人也走向了平静。事实上，环境本身包括人们的精神并没有质的改变，甚至是种退步。历史和未来都沉浸在机械复制的无比欢畅中，当然，网络让这种复制更简单。90年代的时候我还要用两台录象机翻录香港武打片，现在我用鼠标点两下就可以复制任何一部储存在电脑上的电影。当然，复制的方式并不单纯，人们忙于各种形式的复制，包括人们的身体。虽然克隆人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有人早已通过现代医疗整形复制明星或者大众欣赏模式的鼻梁，眼皮或者乳房。类似的复制形式还包括前段写的音乐领域，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活动，都进入了复制时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的独特性或者表象的深层结构被有目的的忽略了，归从于一种统一的工业标准。于是，虚构本身在这样的连真实都被虚构语境中已经站不住脚。
　　在文艺方面，虚构文本的尖锐程度，想象力，荒诞性远远不及现实本身更尖锐，更有想象力，也更荒谬。虽然中国的经济并没有与世界真正接轨，但是哲学或者社会学领域和世界并没有太大的隔阂，起码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读到大多数的西方最新著作。中国的职称评定或者能力考查制度都无比荒谬的与英语挂钩，这种畸形的制度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能促进一小部分交流。后现代文艺理论有着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这种特征使得现代主义的文本成了不确定的问题，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现实本身。
　　在电影方面，90年代后期的纪录片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似乎比这个时代的电影更能揭示时代的本质。也许人们总是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明白此时发生的事情的荒谬性。张钰事件使纪录片《群众演员》中表露的事实能准确。我们没办法客观的评判任何事物的本质，却可以使主观接近客观。而虚构电影的表述内容则很少有能深刻的描绘现实内部的，第六代的电影也许使一大批人重新回忆了那段迷惘或者清澈的历史，但是把社会学者，把影评人，把矫情的小资观众剔除之后，这种虚构影象仍然是作为虚构存留在很多人的柜子里。他们的成功在于尽可能的向现实靠近，而不是向艺术，技术，虚构靠拢。文学方面，《大国寡民》，《中国农民调查》，《中国底层访谈录》等非虚构类图书从现实表层入手，为人提供了一套权威的90后中国政治和经济样本。而其他的小说或者诗歌则远没这样彻底，即使也呈现出批判意识或者自我意识，但是这种现代主义的表述对历史和自我的怀疑并不是彻底的，缺少了对未来或者他者的形而下的怀疑。
　　当然，非虚构并不是文艺的出路，更不是人类的出路。这似乎很像一个政治问题。
　　
　　魏晓波
　　2006.12.4于株洲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