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上央视了，难得

　　http://www.cctv.com/news/entertainment/20050913/100496.shtml
　　CCTV.com消息（新闻会客厅）：
　　　崔健的标志－带五角星的帽子
　　　会客厅：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如果一个公众人物他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者是一种穿着方式成为他的标志的话，那么是一件好事情，可以帮助公众在人群当中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但是如果他想改变这个标志性的话，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公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接受，如果我提到一顶帽子，上面一颗五角星，您会想到谁呢？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崔健。
　　　崔 健：你好。
　　　会客厅：您觉得这顶帽子已经是你的一个标志了?
　　　崔 健：我希望我回家的时候，我把帽子摘下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我是另外一种形象，在公众的时候就应该是一种。我最早戴帽子是为了参加公共场合是对自己脸曝光的控制，就是我戴帽子，我发现我低头的时候别人看不见我就能过去了，戴着戴着就戴出风格来了，摘不下来了。所以当我戴帽子是公众人，不戴帽子就是亲朋好友之间。
　　　会客厅：这颗五角星是什么含义？
　　　崔 健：我试过用别的标记，没有合适的，只有五角星我发现它比较合适。
　　　会客厅：这是缝上去的五角星吗？
　　　崔 健：对。一个饭店里的服务员，手工做的。
　　　新歌与老歌
　　　这段时间，头戴五角星帽子的崔健越来越多的把时间用在了歌曲排练上，哪怕是一句旁枝末节的和声，他都要和伙伴们磨合半个多小时。如此精细的排练，是因为再过十几天，他就要在北京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了，而这次演唱会，是他12年来第一次在北京的个人演唱会。
　　　会客厅：在您马上要办的这场音乐会当中，新歌和旧歌是什么样的比例，大概这个问题很多人问你了？
　　　崔 健：我想在北京的演出，我会尽可能多考虑一些新歌，但是由于我们在北京露面机会并不是太多，所以我相信到场的观众还会有大量的人是第一次听我们的音乐，甚至第一次听我的音乐会。所以我相信该做出一些互动曲目。
　　　会客厅：我发现你已经把唱旧歌完全看成是互动环节，是这样吗？
　　　崔 健：基本上是这样。
　　　会客厅：您在设计编排曲目的时候会去考虑观众想听什么样的东西？
　　　崔 健：我会想我要是听众，我会选择什么歌，我就会安排一些东西。
　　　忠实的听众不在乎怀旧
　　　崔健真的能把自己完全还原成观众吗？观众们又喜欢听他的那些歌曲呢？9月1号，在崔健举行的演唱会签票仪式上，记者见到了崔健的歌迷，这些歌迷以中年人居多，而且都可以算得上是崔健的铁杆歌迷，他们中不少人还保留着12年前崔健演唱会的海报和门票。
　　　对于最喜欢崔健的哪些歌曲，这些铁杆歌迷的答案也许最有说服力。有的歌迷说还是喜欢老歌；这个歌迷一无所有
　　　会客厅：我们在新浪网上进行了一个调查，4900多人参加， 68％以上的人喜欢听老歌。
　　　崔 健：如果这些人都在北京的话，那我还真的要考虑考虑调整一下曲目，但是我想恐怕大部分人不在北京。
　　　会客厅：你的反应让我意外得很，你会因为观众的需求去调整你的歌，是吗？
　　　崔 健：如果他们要是因此而决定要去买票或者不买票的话，我不会做很大比例的调整，但会做一两首歌的调整。
　　　会客厅：喝彩和掌声对您有多重要呢？
　　　崔 健：鼓励，理解和鼓励，我觉得我们在其他场所的表演中，已经习惯了这种掌声和呐喊声，但是这个我们能够听出来有些东西是礼貌的，有些东西是真正的鼓励的。比如说唱一首你认为完全是为讨好观众的歌曲，观众确实被带动起来了以后，你就发现这种东西他并不是一种鼓励，而只是一个迎合，但是你真正去演奏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结果是完全不讨好的，不是管观众要掌声的，不是说大家请鼓掌，不是这个意思，而你特别安静地结束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家开始鼓掌，人家开始呐喊，你会发现这里有内心的一种鼓励，内心的一种沟通，你得到的一种温暖感完全不一样。
　　　会客厅：您会在市场和自己的艺术追求之间做取舍和妥协吗？
　　　崔 健：演出形式不是创作形式，演出形式是个互动形式，所以我会考虑观众的要求，否则演出就是孤芳自赏，我们和观众的关系是一个恋人关系，我应该考虑恋人，就是对方应该怎么样要求我。所以这个我肯定要考虑，但不会说是去影响我的根本原则上的东西，创作就不一样了，创作就是你自己。
　　　会客厅：前两天采访罗大佑，他提到在演唱会中必须要加入新歌，对于像你们这样的音乐人来讲，新歌到底代表什么？
　　　崔 健：方向。我觉得忠实的听众根本不在乎怀旧的情绪，他恰恰讨厌怀旧的感觉，他更在乎明天的你是什么样，如果你一点都不给听众这种方向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可能江郎才尽，他们更需要的一种敏锐的东西。
　　　会客厅：这和我们的另一个调查数字有点矛盾，同样是4900多人参加，近半数人对崔健的好感停留在十年前。
　　　崔 健：那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十年前过得比现在更可以说更值得留恋。另一方面，我想大部分人没有听我现在做的音乐。很多人批评我现在的作品，我问他们，听过没听过我新的音乐，结果我吃惊地发现没听过，或者他们听了一耳朵就不想听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们那时候的音乐容易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有那种现在的媒体做不到的东西，就是亲朋好友告诉他，你一定要听，一定要听，如雷贯耳地告诉他，你放在车里边，你不信现在听一下。
　　　我的真唱运动，让音乐不再哭泣
　　　崔健把自己演唱会的签票仪式安排在9月1号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在这一天，新修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正式生效。按照这个条例，如果歌手在商业演出中有假唱行为，不仅演出单位要受处罚，歌手个人也可能被吊销演出执照。而崔健本人，则是一个与反假唱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2002年8月，崔健在北京发起了“真唱运动”，号召歌手们签名并加入这个运动，在随后的三年里，每年的8月，崔健都会举行一次真唱运动周年纪念，和支持他的歌手们一同举办演唱会。今年7月份，国务院颁布了新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于假唱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尽管崔健不是这个新条例的直接促成者，但他仍在8月6号举办了最后一次纪念活动，并宣布真唱运动胜利结束。
　　　会客厅：您今天穿的T恤衫上印着真唱运动，是您特意穿的吗？
　　　崔 健：穿这个衣服我觉得非常自豪，这个运动是我们三年以前搞的，我们现在这个运动也得到了初步的结果。
　　　会客厅：这个图案是一张张开的大嘴，喉咙都露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崔 健：对，在颤动。这是朋友设计的。我认定的。
　　　会客厅：三年前是什么触动了您，让您觉得一定要做这个运动？
　　　崔 健：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有一定的资源，我的资源有两种使用方法，如果我要是使用在商业上的话我也可以去卡拉OK，或者去做假唱，把喉咙关在鸟笼子里的一种感觉，这样能够很容易致富，很容易把自己的脸放在任何的屏幕上，大家会很清楚知道，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可以变成商业的一种转机，因为大家熟了你了，你就会提高你的出场费。
　　　会客厅：会有厂家找你做广告。
　　　崔 健：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为自己利己利人，和利像我们这样的人，而并不是利己损人，损人利己，损的是当然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有可能我们确实干了损人利己的事儿，一种效果，但是我们损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损的是现象，我们没有针对一个人的利，而且恰恰我们利己利人，利的人可能更多，就是我们所有热爱艺术的人，热爱音乐的人，我想我们这个运动是利他们的。如果有些人根本不会唱歌，却完全可以站在同样的平台上。我觉得音乐在哭泣，在上天在哭泣，我能够感受到这点。
　　　会客厅：您并没有否认发起真唱运动会对你带来商业上的机会，是吗？
　　　崔 健：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会非常清楚地把握这个，因为我们搞的所有的活动，我们坚持不售票，在我们这三年里边我们没有一次演出售票的，我们坚持都是义务的，我们其实有机会去搞商业去卖票，我们也没有卖票。
　　　会客厅：这个活动本身带给您的利益是什么？
　　　崔 健：我希望保持它的运动纯洁性，但是我相信它的利益会逐渐体现出来，就是当你假的现象被杜绝了以后，某一个制作人、某一个演出的推广者或者演出的宣传者都会认为再请乐队，再请表演的话，应该请真的，而这个时候你就会水涨船高，有很多的音乐家会有饭吃。
　　　会客厅：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利己的成分，这需要勇气吗？
　　　崔 健：这个太不需要勇气了，我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请律师，我们为什么有经理人？都是为了保护，现在这个行业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都是在伤害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有利于创作者的一种机制，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唱片公司签演艺约，电影投资公司签演员的演艺约，这个都属于某种冲突，就像什么？就像我是一个设计师，我要拿你的设计，我要包你的设计项目，同时我要管你的施工，是一样的。肯定里边有猫腻在里边，严格的方式应该是制约的，设计师和施工单位应该不是一个单位，不是一家公司，这样才能产生互相的制约，如果一个设计师在揽工活，这个工肯定有问题，这个设计肯定有问题，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跟一个律师打完被告打原告一样，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经理，就不应该纯属任何一个唱片公司和任何一个电影投资公司，他就应该彻头彻尾地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去保护艺术家的利益，你说他不是利益吗？就是利益的东西，而且应该说中国的文艺体制和中国的艺术投资的环境都应该去知道怎么样更多地去为这个环境做一些事儿，而且能够让更多的有才华的人出来，而并不是让自己多挣点钱就够了，这种纯属，我觉得就是一种自由经商者的概念，而并不是一个文化市场的近来的一种概念。
　　　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的诞生
　　　1961年，崔健出生在一个朝鲜族的音乐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专业的舞蹈演员。1975年，14岁的崔健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小号，在20岁那年成为了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
　　　不过专修小号的崔健却渐渐的开始迷恋摇滚乐，并且放弃小号转学吉他，专攻摇滚音乐。
　　　一件颇像清朝时期的长褂子，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崔健就这样蹦上了1986年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的舞台，此时的台下一片寂静，观众们都愣了。当崔健唱起一无所有这首歌时，台下寂静依然，观众们面对这样的歌曲，似乎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但是十分钟后，当歌曲结束时，欢呼和掌声如暴雨般的响起，整个现场沸腾了。
　　　就这样，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他就是崔健。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把一无所有这首歌，当做是崔健的代表做。
　　　会客厅：我不知道您的创作习惯怎么样，罗大佑就讲，他说他创作很少是靠灵感一出现就来的，他说比方我写歌词的时候，我身边要放着大本的字典，我要去翻，看哪些词能够表达这个意思，怎么样去合辙押韵，能上口，所以要做很多非常细致的像工人一样的工作，您也是这样吗？
　　　崔 健：我同意他这个，因为我也是，我是在喝酒以后从来不写东西的。
　　　会客厅：为什么？
　　　崔 健：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第二天看会觉得很尴尬的，所以我也是比较理性的创作，但是也有比如说一无所有真的很快，一气呵成写完的。
　　　会客厅：用了多长时间？
　　　崔 健：20分钟吧，写歌词，完了以后回头第二天再看的话，觉得它就是已经写完了，就是这样。
　　　会客厅：有的创作人说，我的每一首歌，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一个我的故事，这首歌后面有您的故事吗？
　　　崔 健：这不光是一个故事，每一个可能都可以发展成一个小说，每一首歌都是这样
　　　会客厅：一无所有是针对你的爱情故事吗？
　　　崔 健：当时它不是一个针对的，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发现你爱的人可能就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也许可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想象的一个女性，所以说你要是想发展的话，那就可以无限地发展。
　　　会客厅：这首歌在你自己心目当中占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崔 健：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可能是我幸运的一个标志，但是不能代表我所有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后期的一些作品的批判性，这种具体性，这首歌是完全不够的，它太像横空出世，大面积俯瞰地面这种信息的威慑力，所以很多人会感受到它的这种能量，但是并不是我具体要不要，当我飞落地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歌叫飞了，我想要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很多人滥用这首歌的意义，说老崔孤独地飞了，其实恰恰相反，真的就是飞回来了，不想飞了，是不想一个人走了，是想进入一种生活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觉得“我同红旗下的蛋”这张专集从名字上和从内容上，和音乐形式上都是想两脚站稳了，去发出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志着我们要脱离时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会客厅：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无所有这首歌在你心里并不是那么扎扎实实的，那么踏实的一个作品。
　　　崔 健：对，我不愿意去批判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已经是所有人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这样批判这首歌变得对别人不公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歌已经过去了。
　　　会客厅：它已经不完全是你的了。
　　　崔 健：已经不完全是我的了，所以说别人喜欢这个歌的原因都是对的，他们爱这首歌都是有道理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确实融进了这首歌，这个东西不是我给他们的礼物，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我觉得应该去感谢我们共同的机会，去享受到我们创作的快感和欣赏的快感，这就够了，没必要再去附加一个这首歌其它的东西。
　　　摇滚乐，代表身体去反抗理性
　　　崔健的一无所有，不仅感动了台下的观众，还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
　　　摇滚歌手：就因为崔健，因为一无所有，走上了摇滚道路.
　　　就这样，因为崔健的影响，不少人走上了摇滚音乐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了中国的一个摇滚时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摇滚乐队出现在公众面前，眼镜蛇、唐朝、黑豹、指南针这些名字，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崔健也因为他的这种带动，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摇滚教父。
　　　但是在这几年，摇滚乐似乎渐渐的远离了人们，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乐队和歌手，似乎也渐渐的成为了一种记忆，而崔健却一直站在台前，在全国各地举办个人演唱会，还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一摇滚乐为主的雪山音乐节。有人说，如今的摇滚大旗，是崔健一个人在抗着。
　　　会客厅：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知道的摇滚乐队、乐手渐渐不见了，公众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淡出了主流的视野吗？
　　　崔 健：对，是因为强势媒体造成了太多的包装现象，而且是一种包装和销售现代化，或者说是国际接轨，而并不是创作和自由思考，自由创作的这种环节的那种现代化。我觉得就是媒体的曝光，和媒体出现率在下降，因为我们的媒体变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媒体的基础是渴望，渴望就是一个媒体，现在的媒体的概念是轰炸，你得拿钱砸，砸出来的一种效应。
　　　会客厅：摇滚乐从在中国发展到现在也有不短的年头了，你觉得它这些年是在走一个上坡还是下坡？
　　　崔 健：我觉得由于它的出现的形式，它带来不可能不走下坡路，因为我们当时是横空出世，我们是在天上飞行，因为当时没有摇滚乐的基础，突然就出现了，所以剩下的事儿就是要往下走。你不可能再高了，因为它没有商业基础，没有任何的文化基础突然出现了摇滚乐，当时和流行音乐一起出现的，甚至比它还早。完了以后，落地，生根，甚至落地狠了点，扎到了地下，现在这个状态我认为也许就是应该最底层的一种可能性了，剩下的就是往上走了，因为大家会意识到摇滚乐的健康性，摇滚乐的形式上这种东西并不能代表它是社会上的一个消极的一种现象，恰恰相反，中国的很多的消极现象是应该通过摇滚乐去发现的。
　　　会客厅：摇滚乐究竟是什么？
　　　崔 健：我认为摇滚乐就是怀疑和批判，同时它是真诚的表达自己，它非常简单，摇滚乐真正想打动你的不光是一个音乐上的东西，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承载人的理性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所谓的理性就是一个原则理性，并不是没有原则的理性，所谓的感性就是渴望自由的感性，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渴望自由的过程当中他们肯定对现有的环境不满的东西。
　　　会客厅：就是说摇滚乐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它真正主导它的是内容。
　　　崔 健：我觉得缺一不可。如果光是内容的话就成了思想家，成了哲学家，或者成为一个诗人了。摇滚乐它的美丽之处就是它的生理上的东西大于心理和理性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代表身体去反抗理性的东西，代表身体反对一些理论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