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难受我现在的生活

　　谁在付出成本
　　八十年代中期有一首歌叫《站台》，有点摇滚节奏，“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我是在来我们县城走穴的歌舞团演出上第一次听到的，那首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差不多这样的演出都会唱。我用它来作片名，故事讲的是从1979年到1990年一个县文工团两对恋人的生活，其实整个电影是在谈80年代中国是怎样生活过来的，面临哪些问题，付出怎样的感情经历。
　　文革一代总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的阵痛浩劫，其实开放的十年，经济商品化的十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影响的剧烈程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强烈的。怎么说呢，不能因为物质越多这代人就会更加幸福。我更加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站台》中有些人和事拍得有点象纪录片，其实我是在拍自己一些亲人的生活状态。我的表弟在私营的煤矿工作，我们电影的第一幕，也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见他，就是他和矿长在签一个合同，这合同叫生死合同，里面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为煤矿的安全措施很简单，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但我表弟仍然要去工作，因为他要讨生活，讨一口饭吃。我看到他一个人很瘦弱的身体在矿区里走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是在付出他的成本，但是他没有什么回报。
　　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站台》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我自己的。我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老师，教语文的；母亲是售货员，姐姐比我大六岁，这个四口之家的家庭组合非常普通。母亲家在农村。从我小时候差不多到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乡下的亲戚来来往往，象个交通站一样。其实我们县城往出走一里地就是田野，从南边
　　走到北边差不多十分钟就穿过去了。
　　我直到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
　　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这种期待经过了十年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妥协和失望上。这是非常悲观宿命的一个电影，并不是生活就这样宿命悲观，主要是我自己。在我看来，对生活、环境和习惯的妥协，其实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承担。
　　我以前最早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你知道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那我自己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我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我说这个电影非常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从小想当大混混
　　其实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从小学开始我就算有问题的孩子，而且问题非常严重，打架斗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是最危险。那时候听《岳飞传》里面结拜弟兄，我们十几个孩子就结拜成弟兄，我是老二。这十几个弟兄成天干嘛？就是打架，晚上爬到教室里偷东西，去谁家就把谁家的咸菜吃光。到了五六年级，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辍学了。我自己是父母逼着我去念初中，我念初一的时候这一半兄弟全部成了小偷。但我跟他们还保持友谊，他们每天都蹲在学校外面等我，我一下学出来，一排小孩就一起去看电影录像或者手抄本。
　　我曾经因为打架被人逼着从二楼跳下来过。那时经常看完录像后就在街上撞人家，找碴想打架。其实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年轻好斗。我们看的都是成龙早期的片子，《醉拳》、《鹤形雕手》等。我后来一起拍电影的摄影师是香港人，但我看过的香港片比他多多了。对我来说，整个初中年代最吸引我的就是武侠功夫片。那时候看一场录像要两毛钱。你知道我怎么去看？山西这个地方冬天蔬菜很少，夏天要做西红柿酱，做酱都用一种葡萄糖瓶子。父母就从医院熟人那里找来很多瓶子，但这种瓶子可以卖，一毛钱一个，我就拿出两个空瓶子卖掉去看录像。差不多天天看，所以到了我的《小武》中，我就用了《喋血双雄》的一个片断，这是我从少年时代到现在看的功夫片里最喜欢的一个。那时候很快乐，因为你觉得世界就这么大，我的生活就是全世界人的生活，生活就这样。那时特别想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
　　我一直厌学。我在班里属于个子很矮，但必须坐在最后一排的，因为老师不希望看到我，对我放弃了。但有个语文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逼我看书，读些诗集。我开始喜欢上写作。我觉得是写作拯救了我，因为开始写作，精神就有些改变，要不我现在肯定是县城一个混混，百分之百是。
　　拍电影的阿猫阿狗
　　到初三时因为学习不好，我妈妈特别希望我去当兵，去当武警。我也想去，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要我怎么着都要念完高中，我就去读高中。
　　到高中时候我就变了。因有高考的压力，开始知道要奔前途。这时候你才觉得前途渺茫。因为学习太差，家里给了我三百块钱，去山西大学考前班学美术。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故乡，去了离家有两百五十公里的太原。我们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我现在最痛恨挂面和白菜，因为那时我每天都在拿煤油炉煮白菜挂面吃，现在我一见就想吐。
　　山西大学旁边有个村，村旁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常去那儿看电影，那时商业片很多。有一天很偶然在放《黄土地》，我其实不想看，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影；但那天太无聊了，买了张票就进去。我一下子觉得电影也能这样拍，也有这样的电影。因为他拍的黄土地跟我家乡差不多，特别有感情，我记得我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太激动了。看完之后就完蛋了，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从那时开始想当导演，问别人我怎么能当导演，人家告诉我要考电影学院，而且还跟我讲千万别考导演系，最难考，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我就考文学系，报的人少。
　　93年我到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电影理论，电影理论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刚开始对它一无所知。我从进学校那一天起就告诉自己要当导演，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离电影那么遥远，虽然你在学电影，但离电影太遥远了。那时我们班有12个同学，里面有好几个是制片厂的孩子，属于行里的。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女生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成什么社会了，阿猫阿狗都能到导演”。这话对我刺激非常大，我知道如果那天我拍电影，我也是阿猫阿狗。对很多人来说拍电影是要出身的，它是一种特权。
　　既然到电影学院后觉得离电影更远了，另外你明白怎么回事，那就只能靠自己了。95年底正好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可能因为年纪小，觉得好象是一个年代的来临，自己要拍点东西来庆祝一下。我们组织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大家凑了一点钱，我就开始写剧本，写了《小山回家》，然后从《光明日报》租了4天机器把它拍完。这是我自编自导的，拍完后就给同学老师看。这个观看的过程对我来说是自虐的过程，所有人都在骂什么玩艺儿，那种贬低到了你根本不该干这行的程度。正因为如此贬低反而使我觉得不至于吧。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又剪了一版去大学里放。我们去了很多大学，但最难忘的是北大，他们让我重新有了信心。
　　稀里糊涂几条人命没了
　　我当年的那些混混朋友后来有的去当兵，有的去坐牢。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买完票他说上厕所，我就先进去了。，我左等右等不见他，出来之后发现他被抓走了，因为他去抢人家的手表。我一下觉得生活这么波折动荡。还有个混混朋友，打架打得特别好，有天借我们另一个同学自行车，说骑车去酒厂玩。我们那儿出汾酒，第二天听说他死了，他在那儿喝酒喝太多，酒精中毒去世了。从少年时代开始，这种朋友死亡也好，入狱也好，都象拿板砖邦地拍我一下，让我成长一下，然后又邦地给我一下。我开始有一种意识，人真的有命；而且生命这个东西非常脆弱，太脆弱了。
　　《小武》有个很模糊的原型，他是我当年的一个结拜弟兄，外号叫“毛驴”。我另外一个结拜兄弟是警察，他看管他。有天他跟我说毛驴这小子现在不得了，老跟我聊哲学。他所谓的哲学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一个非常宏观、非常形而上的命题。我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在我考上电影学院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一件对我震动特别大的事情。那次我回家乡，走在路上，突然一对行刑卡车开过来，我一个小学同学，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卡车上坐着。我就在路边站着，他看见我我看见他，他冲我笑，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刚到家，稀里糊涂的，那车就开过去了。等他走远之后，问旁边人，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被拉去枪毙。我象得了一场大病一样。真的是稀里糊涂的，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好几条人命没了，自己都没整清楚这么回
　　事。
　　落不下来的生活
　　我初中就开始谈恋爱，那时年纪很小，其实也不懂，一起看看电影就很高兴了。但是到高中时有个女朋友，是我的同学，现在回忆起来都很美好。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天我们上晚自习，我感冒特别厉害，她也没说什么。等我回家之后，她就把她当医生的妈妈叫来给我打针。那时我们谈恋爱坚决不能让家长知道，那会毁掉的，但这个事情就有点暴露了。我就觉得她非常着急。后来我去学画，我们就散了，也没有任何痛苦任何理由。我生活里一直有这种东西，其实挺不好的，初中时女朋友也是，也没有任何理由就断了。
　　我们那儿的女生，很可能到初二就不念了，替妈妈班进工厂工作，然后很快就结婚生子，很快就当你在人群中再看见她时，她跟你以前看到的中年妇女没有区别，你觉得一个花刚开就败了。我在汾阳拍《站台》的时候，有天非常冷，我跟演员说戏，一转身就看见以前高中的女朋友带着她的孩子，我们打了招呼。我觉得非常难受，我是难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最知道你自己，最看你长大的人，你一年两年三年都不跟他见面了，包括那些从小长大的朋友，包括父母，知道你怎么过来的人，知道你以前事情的。其实挺失落的。现在我半年时间在国外，半年时间在国内，过着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落不下来的生活。日子久了，甚至没有人跟你聊一聊过去，哪次打架怎么样了，哪次吃饭怎么样了。完全变成没有根的草，在到处飘来飘去，挺不好过。但是你选择电影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站台》里的人物也是飘零的人物，主人公有句话我自己听了非常酸楚，他说：“不要多想了，我们是艺人，我们是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