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之生活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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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解闷儿还给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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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
　　
　　
　　淤出来的聪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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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