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饶舌与沉默之间

　　陈凯歌是一个永远有着少年气质的人，时而在人前饶舌，时而在饶舌者面前沉默。那是承自汉唐以来中国文人的少年气质：仗剑天涯、诗酒放浪、士为知己死。这在古人是一种侠气，在今人却是一种伤，难以愈合的伤，如同天使的翅膀蜕化后留下的伤疤，长在隐秘的地方，少数人才有。
　　最后他找到一种东西治疗他的伤，展示他的伤，或者忘记他的伤，那就是电影。虽是饮鸩止渴，但他别无选择。就是这个有伤的少年，最终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一张底牌。但这张底牌一开始就被亮了出来，所以显得不再有任何秘密可言。当然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牌。有些人出发时已经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只是浪迹天涯。
　　处女作《黄土地》使陈凯歌刚迈出第一步就走到的终点。在这部关于“土地”的影片当中，他以一个幸存者颤抖之手，触摸一个民族的死魂灵。面对亘古不变的山川日月，明白原来在海枯石烂之前，人们根本来不及去爱去死。那是夸父逐过的日，那是愚公移过的山，那是杜甫渡过的河，那是孔子颂过的川。在这一切面前他再度变得沉默。旧伤隐隐作痛，那在云南原始森林经年的劳作中变得健壮和坚强的身体和心灵原来仍旧如此脆弱，经不起一抔黄土扬起的沙尘，那个脸上长满沟壑的老农在田间午餐时轻拍了一下土地，引起他心灵的巨大震荡和深谷回响，那是一个民族五千年来对土地的依恋和绝望。一部真正的电影是难以用票房和卖出的拷贝数来衡量的，尽管《黄土地》在日后在电影界和人们心灵深处引发的震动与喝采足以掀起一场五级地震，但在当时却是寂寂无声，零拷贝的事实以及“金闹钟奖”也许是它不可或缺的一个注脚。
　　《黄土地》为陈凯歌带来的是沉默者的沉默和饶舌者的饶舌。这使他在饶舌与沉默之间左右为难。1987年拍的《孩子王》时他开始自言自语，影片一开始镜头久久对准一扇门从里向外拍，村长依门在坐，主人公在画外，嗫嗫不成句。接着他得到一本字典树立他做为一名教师的合理性。在天地间，人虽无知但依然可爱。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土地迷恋在继续，人物是土地的延伸，如同山中生长的毛竹一样青翠幼稚，试图用文字让自己脱离土地而去，但最终恢复到一棵在山中生长的毛竹。陈凯歌用电影与万物沟通，使万物自鸣。
　　在《边走边唱》中他开始饶舌，他用《黄土地》中同样的耐心让镜头反复地久久俯仰观看大地，象是在讲述鸿蒙未启，天地未开时一段旧事。他将每一个画面变成一场仪式，电影本身象是一次献祭，省略掉一切缀饰。如同片中兰秀手里拿的那个鱼化石，失去血肉,经过岁月，就会看到地老天荒的美丽。《边走边唱》中老瞎子天真，小瞎子世故。老瞎子的幸福在于他能够相信，他是荷马一般的行吟诗人；小瞎子的悲哀在于一开始就看透一切，象杀父娶母后被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注定一生流浪。陈凯歌就象那个小瞎子，参透一切，之后只是游戏。饶舌也好，沉默也好，皆随兴。
　　事实上，“第五代”作为一种精神，一个理想只存在于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制片厂制度的没“第五代”落烟消云散。这使得陈凯歌那部几近完美的《霸王别姬》象一个凄美的告别手势，在他大获成功的同时，他也被成功捕获。
　　九十年代，当第五代的其他导演纷纷放弃“寓言”和“民俗”，不再冒险时，陈凯歌却才开始讲述寓言，并以一种大胆的表演方式一再冒犯他的观众。《荆轲刺秦王》以一种古典历史悲剧的肃穆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摄影机的运动仿佛命运在观察它的牺牲品。《荆轲刺秦》200万元的票房收入相对于它在人民大会堂首映的盛况，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时间已进入21世纪，第五代的神话仍在继续。张艺谋就是一个神话的不知疲倦的制造者，一个高粱地里起家的英雄，一个不饶舌不沉默的歌者，从未缺少听众；那么陈凯歌就是一个行者，发出只有背伏沉重者才有的足音，只有夜里醒着的人才听的到。如果说陈凯歌是第五代的一张底牌，那么张艺谋就是第五代的一张王牌。
　　“第五代”本身是从一个语病发展而来的新语言。“第五代”导演是在一个民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数次“革命”伤痕累累后，带着累累伤痕勇敢站出来的一群年轻人。涸涸鲜血是他们的乳汁，磊磊白骨是他们的云梯，他们残忍且美丽。他们登场于一个空旷、寂寥的舞台，很快又被舞台本身淹没。
　　现在，陈凯歌已是世纪英雄公司的艺术总监，并在全力打造他的《无极》。虽然他年过半百，须发皆白，但在我心目中，他仍是那个在饶舌与沉默之间左右为难的“少年凯歌”。
　　当荣辱象烟云般散去，快乐与痛苦混和而成的诗意击碎了他自身，无论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饶舌的还是沉默的，都在时代背后显得它的笨拙与脆弱，那时，我们将只记得年少时的坚持与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