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电影还有救吗？□邵牧君

　　(见2004年2月1日北京日报)
　　
　　　电影是“工业”，必须赚钱
　　
　　　近来有件使我感到快慰的事：似乎电影界上至主管领导，下至评论人士，在谈起电影的本体属性时都改了口，说它是产业了。我在今年第一期的《电影艺术》上读到影界权威人士韩三平先生在“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上的发言，居然说“从中央到政府的主管部门明确了……电影是工业”。我不禁一怔，不由得想起我在1995年12月为纪念电影百年诞辰而在《世界电影》上发表的论文《电影万岁》，因为我在文中宣称“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与其它传统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点，那就是它首先是一门工业”。韩先生说的“电影是工业”，肯定是引用了领导的话，而决不会是我八年前写下的话。但是我却无法不感慨系之：何以我当年说了电影是工业，便招来了电影界的口诛笔伐，如今韩先生说了，却平安无事。看来我辈平头百姓的思路不宜太超前，凡事都要先打听一下领导的言论行情才是。
　　
　　　还有一个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信息是，据权威人士透露，“2003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国产片没有档期上映”。许多报章都报道了去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生产了140部剧情片。中国作为一个电影大国，年产140部剧情片是不算高的，但是拍了140部，能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竟不足10％，（黄建新导演在恳谈会上说，“90％的国产片被影院拒之门外”，电影发行人于冬也说，“近半年来只有三到五部国产电影上映”）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中国的电影管理部门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难以卒信的结果呢？不过我想，也许正是这个结果才促使管理部门终于放弃“第三个高潮”之类的笑话，回到正视现实的正路上来。
　　
　　　承认电影是工业了，那很好；承认有严重危机了，那更好。然而，怎么解决呢？韩三平说了，“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电影怎么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产品？”他强调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电影前途还是有问题。”他提出一个符合中国需要的电影产品的“硬指标”：赚不赚钱。甚至还说，“在一定的时期（注：肯定是指“目前”，“当下”）要作为惟一的标准”。这个弯子转得真够大的，不是有容许惟利是图的嫌疑吗？不知力主把“三性统一”作为衡量影片优劣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家们，想不想像当年批判我的“电影是工业”说时那样站出来批他一把？
　　
　　　其实，目前决不是只有韩先生一人有此主张，主张重视观众观赏快感的饶曙光先生说得真好：“忽视乃至蔑视观众观赏快感的必然结果，是被观众忽视乃至蔑视。”什么叫“忽视乃至蔑视”，那就是不掏钱买票，不让你赚钱嘛。不过我也想，饶先生能早几年，譬如说1996年说出这句警世明言，我会更感激阁下的。
　　
　　　电影创作环境亟需改善
　　
　　　眼下像上述几位先生主张中国电影要走产业化道路的人士还真不在少数，提出要拍能赚钱的影片的人也很多，但是具体怎么个拍法，似乎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没见好主意之前，先提出“注意事项”甚至“警示”的倒不少。这其实也是我国的常规现象，改革措施尚未出台，警示牌子先满天飞。所以分级制尚未见眉目，提防三级片登场的呼声已响彻云霄，而我研究分级制多年，怎么也想不出分级制和三级片有什么联系。哪怕在最自由的西方国家，三级片也只能进“X Hall”或“Blue Cinema”（色情影院）放映，它根本就不是分级制的对象。难道中国实行了分级制，当局就必须准开色情影院？荒唐！
　　
　　　为什么提不出具体怎么个拍法的方案呢？我从“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的发言摘要中找到了答案。譬如说，江海洋导演说，“现在越来越开放了，你们什么都可以拍，实际上做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如此。”何群导演则直言，“中国电影要想赚钱，就看中国电影内容诚实不诚实，天天说假话，没法有人看。”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创作环境或创作空间的问题。现在中国电影的前途，用黄建新的话来说，已经是“要么死，要么活，两者必居其一”，你说说，一成不变是死还是活呢？
　　
　　　最成问题的是导演
　　
　　　在“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的发言摘要中，黄建新对中国导演也有精彩的剖析：“很多导演拍戏，目的即过程，只要拍了就行，不管其他，拍片变成一种自我满足。这样的方法玩票可以，但做职业导演是不行的。因为它违背主流电影的产业原则。”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把导演说成是对中国电影的“危害的最大核心点”！这样说也许过分了一些，但也有一定道理。饶曙光先生也有合理的分析：“在现行电影体制下，一个导演不会因为拍了一部赔钱的影片而失掉导演的资格。所以绝大多数导演真正想拍的不是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主流商业电影，而是人文／艺术电影。”我看是找到问题之所在了。
　　
　　　我认为，在创作人员中，最成问题的的确是导演。导演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创作组的领头人，这是从法国学来的，是适用于所谓的“艺术电影”的创作的。关于“艺术电影”，我一直在质疑它的存在合理性和存在可能性，在中国尤其是如此。什么叫“艺术电影”？据我所知，它于1908年在法国最初出现时，“film d’art”（艺术电影）是指“由电影业外的作家和艺术家担任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和美工师的电影”，这种电影随着电影业的飞速发展，很快就没有了；于是“艺术电影”在一些欧洲精英知识分子的操作下，大言不惭地把“优质电影”（Quality Film）和“精品电影”（Gem Film）说成是“艺术电影”的同义词。而“优质”和“精品”的评定标准就全由他们自己来定了。所以多年来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国，“艺术电影”都早已成为一顶可以自己给自己戴，可以送给至亲好友戴的花帽子了。中国的许多导演，出于对电影过度政治化的反感，又非常缺乏市场意识，便很自然地被某些对电影史知识一知半解的评论家大力吹嘘的这顶花帽子所迷惑了。
　　
　　　看来，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导演职业化。他们也应当像目前演员已经享受到的待遇那样，不受观众欢迎，成不了明星，就出列，就改行。（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拿自己的钱找导演拍大众不看的片子，我不会去指责的。）
　　
　　　影视分离与实现法治
　　
　　　最后，该要回答“中国电影还有救吗？”这个主旨问题了。
　　
　　　有救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很简单：一是电影必须与电视分离。二是必须在电影领域内实现法治。
　　
　　　先说电影必须与电视分离。电影与电视合流是世界性现象，无可訾议，但这里有个如何合流的问题。在西欧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电影制作在财政上依靠电视是比较普遍的。在美国，合流意味着各自独立而又互相适度渗透。所以合流是“各自独立，互相渗透，你中有点儿我，我中有点儿你”。以我们这里的状况来说，我认为已经不是合流，而是电影正在朝统统变成电视节目的方向前进，正在被逐渐消解在电视之中。这不叫合流，而是叫吞并，你大了，我没了———电影消失了。
　　
　　　电影失去了电影院，成了电视节目，就成了单本电视剧，确实就不是电影了。
　　
　　　这里的原因在于：在电视上放电影是完全不同于在电影院放电影的。一是“掏钱买票的”不是观众，而是电视广告客户了。不花钱看电影，绝大多数看客就不会认真对待作品。第一感觉不佳，按一下遥控板就换台，动作干净利索，因为看客毫无损失可言。二是在电视上看电影是一次性的，上千万人一次看，看完也就完了，无所谓评论，无所谓“口碑”，无所谓“好片走千里，坏片一次完”，市场淘汰劣片的机制没有了。收视率调查对电视上的电影来说是事后诸葛亮，在一次完成的交易中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电视剧好的少，赖的多，也是电视广告客户替观众买票的结果。我也由此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里，电影始终被置于高出电视剧一大截儿的地位了。
　　
　　　没有了电影院，电影就必须适应小小荧屏的特点。场面要小，景别要近，情节要简单，且不说什么视觉奇观，电影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用武之地也被大大压缩，它与单本电视剧的差别便基本上等于零。时下流行的电视电影便是前车之鉴。目前电影频道还在增多，排不上档期的影片肯定会纷纷涌向电视台，这对中国电影的生存与其说是改善，不如说是恶化。
　　
　　　其次是法治环境问题。电影既然是工业，就不可能在无法律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现在中国的电影的正版碟上市竟然是和影院首映同步的，原因是“正版商要求”这样做，再加上“音像市场不归广电部门管辖”！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国家里，影碟上市与影片上映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这是以法治电影的最低要求，而在中国却做不到。这能说我们的法治程度已令人满意了吗？
　　
　　　要改进电影业的法治环境，心急不得，因为一个经过极左路线长期祸害的社会，无法无天的阴影不是一抹即消得了的。但是，中国电影的活路却维系于斯。
　　
　　　我衷心希望中国电影能闯过难关，越活越火。黄建新说，他凭一位导演的知觉，“强烈感觉到了一场风暴的来临”，韩三平作为一位厂长，说他“现在的感觉是最好的”。我作为一位已退休的电影研究工作者，早已失去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