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只花奶牛》

　　关于《一只花奶牛》
　　
　　前些日子我到北京去，见到朱日坤。他是现象工作室的负责人，每年策展的纪录片展与独立影像展，对院线外中国当代影像的汇总整理，功莫大焉。我跟他说呆在杭州，许多不上院线的小成本电影没法看到，过了些日子，他给我寄了几张碟来，其中一张就是《一只花奶牛》。
　　电影根据一个小说改编。说一个年青人，读高中时，父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去世了，村里小学校的老教师不在了，他就高中辍学，回家当了孩子王。镇上不能给他开工资，给了一只花奶牛做经费，挤奶卖钱。这个年青人一心一意要把书教好，把学校的校舍整修起来，但就算是花钱请镇长喝了酒吃了饭，也还是没批下钱来，一天大雨，校舍倒了，他被椽子砸到了腿。——在这个过程中，班上十四岁的读四年级的女孩子有些喜欢上了这个老师，他的高中女同学也来看过他，还出场了些别的人物：同学马千里，堂兄春子，老村长，和卧在床上听他汇报各种事情的老祖母。最后的结局是，村里不再办学校了，学生并到别村去，老祖母去世了，年青人也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
　　当然用文字把一个电影复述出来，与这个电影几乎是两回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和阿波都非常感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能看得出来一个导演的深切的眷恋与忧伤。——眷恋与忧伤这两个词实在都又太书面与柔美了，不完全能说明里头蕴含的感情。这是一个在家乡拍摄的电影，大多数演员应当都是导演的乡亲——在片末有着“感谢村里的大叔大婶”的字幕。他拍这个贫困的小山村，拍这里的人与孩子，是有着内心的爱的，然而因为他爱的对象，承受着贫穷、痛苦，处于无望之中，他的爱也是压抑着痛苦与带着茫然之色的。影片结尾的镜头是一个空镜头，对着青色的山峦，慢慢往上摇，摇到一片空白的天空。定格。
　　从一个年青导演的角度看，《一只花奶牛》显示出了导演在电影语言上的成熟与天分（导演本身也就是摄影）。他的镜头基本上是一个个长镜头，在场景中稍作平缓的运动，然后找到人物，就一个固定镜头，拍人物的行动。对于场景的描述与对人物的关注，都有着一种熟悉而自然的态度，虽然镜头长，但并不拖沓或者冗长，没有过多技巧性的东西，镜语风格是非常朴素的。但是这种朴素又不是全无想法，它有一种清新的风格，长而简，简单地叙事，但却从中能够让人看到态度与心性。这种电影语言的好，在于它与拍摄对象非常地契合，在这个电影里，内容、情感与形式、风格是一个统一体。
　　它让人回想到贾樟柯的《小武》，那种在早期作品里最常能够见到的丰沛的感情积蓄与创作热诚，如果说有什么“个人特点”的话，这个导演还是太唯美了些——虽然他并不回避生活中的种种艰险复杂之处，但还是有着一种纯洁而柔弱的质地，因此它不如《小武》有力。它很自然地描绘出了一种“美”与“善”，让人能够体会这样好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不能给影片中的人们与村子面对的问题，带来一个可能的答案——当然也没有别的更强有力的人能带来答案。以葬礼始，葬礼终的这个电影，真的如同一首挽歌，是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正在崩溃的农村唱去的。
　　我想得是一个农村成长的孩子，才能有这样的切肤之痛。这样的爱与哀。
　　看完这个片子，我去GOOGLE了一个导演与影片的情况。导演叫杨瑾，影片已经得了几个欧洲小电影节的奖项，还是北京DV影展的开幕电影，已经得到了一些认可。这些青年电影实践，虽然上不了影院，甚至没做影碟，但任何的投入、努力与积累，总是慢慢能汇成新的流向，让人不至于完全被黄金甲之类把对中国电影的信心打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