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电影的国家标准

　　[这个贴子最后由hooxi在 2006/09/24 05:42am 第 1 次编辑]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国家。
　　在那里，诗歌和电影有国家部门出台的相关标准，判断它们是否合格，或换句话说，判断它们是否是“诗歌”或“电影”，是否可以“诗歌”或“电影”的名义问世，必须援引这些毫不含糊的部门标准。而这些部门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和这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有关。如果是一个独裁政权，那么，这个部门的标准可能由一位将军全权负责，甚或由一位养猪专业户负责，当然，也不排除由一位诗人或导演负责——这完全取决于某种类似掷骰子的偶然机会；如果是民主国家，情况可能复杂许多，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多数人持有什么样的“诗歌”观或“电影”观，或者直白点说，在这些多数人眼里，什么才是“诗歌”、什么才是“电影”。这需要复杂的投票系统来确定：是直选，还是差额选举；是代议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者其他什么我还想像不出的制度，例如“小圈子”制度。
　　一首诗，在被写出来之前，作者是否意识到正在写作一首叫做“诗歌”的东西；正如一部电影，在被拍摄出来之前，导演是否意识到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电影”的东西——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作者或导演没有这个意识，那么很可能会送到另外一些审查部门，比如，把一首分行的东西报送给国家农业部，或者把一部被胶片拍摄出来的东西报送给国家化工部，很可能被适用另一套标准。这个结局太后现代，但也时有发生。如果作者或导演认为自己的东西是“诗歌”或“电影”，那么，议题进入下一程序。
　　它们必须符合某种最简单易辨的标准，比如，是否分行、是否压韵、是否长度达到五本、是否使用了胶片等等。很多人在此被否决。如果没有被否决（也即承认了符合上述简单标准），那么进入下一程序。
　　它们必须符合某种稍微复杂的标准，比如，是否读起来或看起来象一首“诗歌”或象一部“电影”。很多人在此被否决。也有很多被通过，以“诗歌”或“电影”的名义问世，它们进入了诗歌刊物或电影院，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公众会认同它们吗？在一个公众没有发言权的时代，这个问题不存在，或至少不在“公共”领域存在。如果上述审查过程完全由“独裁”体制操作，那么，其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一首“诗歌”问世的意义，有时超出了这首诗歌本身，它确立了某种“诗歌”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在一个独裁体制下问世的“诗歌”，很可能非常具有群众性：
　　1、月宫装上电话机， 嫦娥悄声问织女： "听说人间大跃进， 你可有心下凡去？" 织女含笑把话提： "我和牛郎早商议， 我进纱厂当女工， 他去学开拖拉机。"——大跃进诗歌
　　2、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汪国真诗歌
　　另一方面，这些“诗歌”的写作也会带来某种实验性：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诗歌
　　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或时代，情况可能更加激进——或者更加不堪：当汪国真的诗歌风行的时候，海子的诗歌默默无闻；当海子的诗歌写进中学课本的时候，赵丽华的诗歌正在网络上被公众嘲笑。公众的标准是琢磨不定的。或者说，公众的诗歌标准从来就没变过，仍然是大跃进或汪国真时代的“抒情”和“押韵”。
　　情况转到电影的时候，公众的标准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可以让几个亿的投资血本无归，也可以让几百万翻番地赚。导演们习惯了在“独裁”体制（电影圈）下自己定义的“电影”标准，却没有认识到公众用票房机器定义的“电影”标准的裁决能力，这种标准如今不可违抗，它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管理部门和学术部门。有太多人使用“合格”、“不合格”这种国家标准式的语言来指称那些进入/未进入电影院的电影，仿佛那些未进入电影院的电影连被称做“电影”的资格都没有。而进入过电影院的电影也好不到哪里去，《无极》在最初还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而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我喜欢《无极》，因为在全国人民看来，它甚至连“电影”的标准都还没达到。
　　作者或导演们仿佛刚刚醒悟到，“电影”的标准，其实掌握在公众手里。正如诗歌的标准，也掌握在公众手里。从前的诗人们，在写作诗歌之前，往往先自定义“诗歌”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说，在他们“自己人”眼里，决定一首诗歌是否是一首诗歌的，和公众无关，和传统的诗歌标准无关，只和自己的诗学有关；而从前的导演们，也曾经自定义了“电影”的标准，拍出了《黄土地》、《猎场扎撒》这样的只和“自己”的电影观有关的电影。这是一个艰难的建立标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和八个》差点为此“新电影”的“标准”而牺牲。但他们最后却放弃了自己的标准，转而采用公众标准。诗歌，由于其制作成本的缘故，可以自制标准而存活；第五代早期的电影，由于有计划体制的庇护，也无须因制作成本和回收的缘故而考虑公众或外在的“电影”标准。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再没有人为了它们的“标准”买单或庇护了。它们必须依赖公众的“标准”才能存活。诗歌的尊严，电影无从领受。
　　但赵丽华事件说明，甚至连诗歌的标准，也不能豁免公众的审判。这只是一个开始。诗人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公众从未改变过的“诗歌”标准，好好反省自己的“诗歌”是否“合格”了。或者，如果不想这么做，就必须选择住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并且毫无怨言。
　　电影则没有这个“象牙塔”可供居住。导演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公众的“电影”标准。如果你不认可，你只能选择不做导演，并且毫无怨言。
　　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公众的“电影”标准：
　　应该历史性地看到，我国公众从来没有自信到今天这个地步，可以集体为“电影”正名：电影，首先是讲故事；要搞清楚，拍电影是讲故事还是讲时代；而好莱坞名人则从旁帮衬，声称讲故事是电影不变的原则；至于放弃了自己当初辛苦建立的电影标准的陈凯歌、张艺谋则根本不会讲故事。“讲故事”，成为高悬在中国导演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导演和编剧们必须出来应和和表态，唯恐被公众判为不懂电影：是啊，拍电影就是讲故事，我迷恋讲故事不能自拔……而那些不讲故事的电影（在公众看来，没有不讲故事的电影，只有讲不好故事的电影），或者说，不采纳公众“电影标准”的电影，就象赵丽华的诗歌一样，终将被公众唾弃。
　　这一切，便是我们这个与时俱进的国家正在发生的“标准化进程”。这一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还没有谈到什么是“好的诗歌”，什么是“好的电影”。这可能需要一场战争或政变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