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宣言

　　[这个贴子最后由CATS在 2006/08/07 05:26am 第 1 次编辑]
　　
　　
　　（观众们：）
　　一种新的，具有巨大的无限前途的艺术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
　　为了看到好电影，你们应该学会鉴赏电影艺术，学会发现电影艺术的美。
　　————贝拉.巴拉兹《可见的人——电影文化》
　　1924
　　
　　电影是不是“艺术”在现今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贝拉.巴拉兹在《可见的人——电影文化》一著中提及一种当时普遍的“电影非艺术”观点：“美学家们并不认为电影是艺术，因为它在竭力想博得不会评论的没有艺术感的公众的欢心。对它的关注还没有成为人们精神上的重要需要。”贝拉虽然对之进行了掷地有声的反驳，但他也承认俱在的“事实”是：观众们的好恶和才能对电影“艺术”是决定性的。
　　于是就诞生了上述那一段他自己也觉得属于“辩解”和“自圆其说”的话。
　　“除了电影，其他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由艺术家本身的才能和好恶决定的”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好象有过时之嫌，但贝拉发表于将近一百年前的言论在今天仍然有思考价值：大多数电影在“竭力博得不会评论的没有艺术感的公众的欢心”仍然是事实，但观众们的好恶和才能对电影真的是“决定性”的吗？
　　还是相反的：电影对观众们的好恶和才能的选择才是“决定性”的？
　　我承认这一可能从表面上看很荒谬，因为电影不是一件有自主能力的生命体，它无法作出什么选择——票房数值可能可以决定一部电影的存亡，电影本身却没有能力去谋财害命，即使我们把电影当作一个群体劳动的成果而非几千米的塑料片，制片人乃至所有的制作人也不会无所顾忌地冒太大的风险。
　　不过却有一些少见却著名的例证，可以证明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一位“作者电影”的导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戈达尔）对他的导演生涯是这样概括的：
　　“我的电影预算很低，我的观众极少数，但他们很忠实，仅仅凭他们买的票就足够电影公司赢利，所以制片人才会一直把我保留在导演的宝座上。如果我的电影是大预算的大制作，投资人恐怕是连裤子都要赔掉，我也自然早早被轰下台了。”
　　一般谈及商业策略都会提及一个专有名词：“潜在消费群体”。
　　对戈达尔的这一言论其间商业规律的操纵我没什么异议（现在一切都是商品），我格外感兴趣的是他言论中的“忠实但少数的观众群”究竟从何而来？所谓的“潜在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尚不存在的群体”，我暂时不会愿意去探讨一个虚无的假设，我只愿意关注它从“潜在”到“成型”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人不是从空中降落到电影院里的，他们和作品，作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紧密的相互关系的根源是什么？
　　其实是作品——作品本身造就了他们。
　　在（电影）作品诞生之前，这个群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作品从可能几千万人中挑选出了这极少数的人，（基于他们本身已经具备的素质）把他们造就成足以维持电影以及作者生存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中，作品起的作用是决定性和暴力性质的。把眼光扩展开去的话，其实这一暴力事件存在于任何艺术创作中（当然包括大制作的娱乐片）。所有的电影都是在挑选观众，然后静候这一群或大或小的群体是否忠实和强大到足以维持作品本身的生存和延续。
　　从这一角度，电影和贝拉所指的“其他艺术创作”没有任何质别。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戈达尔及其同僚们的“理想兼容现实”的作为模式是：在一个高敏感人群集聚的区域投下携带着病毒的炸弹。
　　炸弹引爆后的感染范围基本不由投弹者决定，而是取决于受众人群的敏感程度；但最终感染的程度却是直接决定于炸弹本身，即制造炸弹的人，投弹者或者策划者。在一些情况下，这三个角色是同一个人。这个人除了制作炸弹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基本只剩下选择投掷的地点。戈达尔之流的名字至今被我们熟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选对了地点和对人群的普遍敏感程度判断准确，其根本原因是他的炸弹制作精良且杀伤力强大深层，足以让一群人自此坚定地跟随他的脚步。
　　对公众来说，这一作为的过程和“强暴”颇为类似：公众要么抗拒，要么享受。一旦播下“罪恶”的种子自然就可以在“受众”身体里生根发芽甚至可能茁壮成长。至于“潜在的被强暴对象”，选择权仍然在“强暴者”身上。
　　其余的公众所能做的仅仅是用“不买票”来漠视一部电影，但这并不能影响这部电影的公映和继续寻找它的猎物。唯一的问题是“反抗”的和“享受”的哪一部分占上风：这不是一个数字的多少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深浅问题。
　　对作者来说，这一现象很象每个人脑中其实都有一根属于特定频率的天线，就等不同的人去将它激活。只要你的作品和之频率吻合，他就足以产生共鸣，然后成为你的作品的震荡波之一。在某一个特定区域（比如某一个国家的某一次电影节上），如果刚好有大量频率接近的人群聚集，那就是你释放炸弹的最佳时机和地点了——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
　　这一作为模式需要一个十分理性的常识作为动机的前提：任何情况下，一个作者都只会有一部作品，一种表达方法，一个固定的受众群体。
　　否则就会象向茫茫大海中扔出没有任何诱饵的鱼钩。
　　作者，作品，表达方法和受众群体等虽然其中的变数看似很大，但实际上这几个决定生死存亡的要素的稳定程度坚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许多人会象“逐步成长的中国观众们”那样说：我原来看香港的警匪片，后来看美国大片，现在我几乎只看欧洲的“艺术电影”，我怎么会只接受一（部）种作品呢？
　　但是，这一“多元化的成长过程”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即使非要忽略各式各样电影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差，这一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变化”也只是观众在学习看电影——学习什么是联想，推断，视觉思维，什么是电影特有的语言。这一过程就想象咿呀学语的婴儿一样，观众是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一旦掌握了语言，一个人对艺术作品的好恶和鉴赏才能是永久不变的，越来越多的选择（看越来越多的电影）的结果只会使自己对自己的鉴赏能力内的特定范畴（喜欢和懂得的电影类型）愈加明确而已。
　　任何一个懂得电影语言的二十岁以上的观众的鉴赏范围实质上是永恒不变的。
　　和不变的观众一样，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作品也是永不会改变的（紧跟潮流的墙头草“艺术家”不在此列，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成型的作品），她永远是作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的不断深化和全面表现。明智的艺术家都应该懂得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作品只应该为自己而作，把之表达得充分和完美就是自己唯一的责任。作品一旦成型，任何剖释和影响就都与作者无缘，作品将是作者的代言人，永恒不变，唯有她有能力继续影响和改造后来的“特定群体”的心灵。一个思潮，一种独特的美学，一种再少见的意识形态也是不会凭空的，孤立地诞生在一个艺术家的心里——别忘了一条永垂不朽的真理：“史上任何荒谬之极的事物，都有其忠实的拥戴者”。一种声音一旦被发出，它就一定已经拥有了为其的出现做好了准备的大环境或是小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孤独得只有自己懂得自己的语言。
　　艺术家们大可更勇敢一些。
　　如果欣赏一部艺术作品的要求是“必须具有高度的美学鉴赏水平”，那仅仅意味着这是艺术家用“唯一懂得”的表达手法所创作出来的一件（尚）不太具备大众性的作品而已，并不意味着她就一定是脱离现实和美学观念的，但最重要的意味是“艺术家的思想的大门并不向某一群体敞开”。除非这一群体同样是观众群体中的开拓者，愿意披荆斩棘地冲进这道大门（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否则就是作品和作者放弃了这一群体。任是什么“孤芳自赏”之类的诋毁，咒骂和漠视都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这一群体不具备高度的美学鉴赏能力，而且无法阻止其他具备相吻合条件的观众们投入她的怀抱，享受或承受着这一群体永远不懂得的快乐或痛苦。艺术家不需要对公众的愚昧负责，艺术家需要负责的只是自己可能的“明珠暗投”的错误行径，以及艺术家本人的好恶和水准。
　　艺术（包括电影）永远不应该走下圣坛。美学价值和大众化永远是成反比的——我痛恨任何“一部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就一定是烂电影”的幼稚言论，尤其当它们出自一个同样是电影制作人的口中。
　　戈达尔之流从不把眼光瞄准“寻求视听娱乐的观众”是明智的，事实上也是必然的：这些嘻哈党不忠实，就象风尘女子那样轻易就移情别恋。他们的赞美和他们的诋毁一样一文不值。
　　尽管商业效益无法与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制作电影相比，但这一群坚定的戈达尔之流的拥戴者们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热衷地推广传遍着新浪潮的理念和电影精神，其影响力波及全世界范围的几代电影创作者。这群“观众中的探寻者”才是珠峰下的巨大岩石，他们可以自豪地说：看！我们托起的山峰是那样俊美和挺拔。
　　珠穆郎玛开天辟地之初也只是一片汪洋，谁也不知道这里将崛起一个世界的至高点。印度古陆与欧亚古陆的撞击实属宿命，谁又知道自己的心中是否孕育着一座世界之巅？是否没有？伟大的艺术从来不是用来求人欢心的，而是供人膜拜的。是的，伟大的艺术就是喜马拉雅上的珠穆郎玛，她永不会愿意曲尊去迎合卑微的“挑战自然的人们”，她只会把目光投向那极少数的，热切渴望拥抱她，充满勇气和敬畏，充满智慧和大无畏精神的真正的勇士们。
　　感谢上帝！让我们曾经拥有过那么多藐视公众，充满愤怒的惊世骇俗的艺术大师。
　　忘记愚蠢的一时的票房数字吧！
　　痛驳制片人的势利的无理要求吧！
　　漠视和忘记无知愚昧的公众吧！
　　即使我的电影曾经一度成功地吸引某些目光，也不足以改造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可能学会鉴赏我的电影，他们不会发现我的电影中的美，他们更没有资格掌握我和我的作品的命运，而我将把之当作我平生唯一的一件艺术作品，来完成我的使命。
　　伟大的电影艺术家：银幕上要放上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