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社会的娱乐文化

　　今天和一大群学影视的学生一起看麦克•尼科尔斯的《毕业生》。记得第一次看这电影时被霍夫曼的纯真和执着感动得一塌糊涂，老泪纵横。每当在书上或者银幕上看到懵懂的初恋，纯真的孩子般的情感我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毕业生》除了一个糟糕的结尾其他都很棒，尤其是它把感情描述的很真诚，主人公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处理矛盾或者回避矛盾的心理都值得让观者去深思。当然，最让人感伤的还是那份初恋。但是在看电影时，现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笑声。我的脑袋不太灵活，我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记得以前听说过一条消息，有孩子看抗日电影中鬼子杀中国人时大笑。我觉得那不能怪孩子，因为那都是些披着厚厚的政治外衣而忽略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者一定的政治背景和地域下才能引起观者的共鸣，如果换一个环境可能就是另一种电影了，当喜剧片解读不为过。但是《毕业生》中表达的感情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有的，任何一种政体，经济条件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情，没有什么其他的附属感情在里面。那么为何如此真挚的感情在这种场合下遭到了如此廉价和戏谑的解读？
　　影视媒介对人们思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中国人从文革浩劫中爬出来后，思维得到了一些释放，于是人们渴求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或者感情模式为样本。无疑电视起了很大的作用。八十年代初，电视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与这个过程同步的是露天电影或者影院电影的集体失宠。刚开始的阶段，中国电视人自己摸索着制作节目，那时还是受到政治的约束。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电视节目很明显的效仿了国外还有港台的模式，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
　　虽然经济和文化改革的热火朝天，但是政体并没有做大的调整。当权者面对各种多元声音还是要努力的维护原有制度，但是其真实性和权威在日渐下降。而民间根本不认同滞后的体制，一些自发扩张的新思维新行动开始不断的超越，尽管还受到旧制度的约束，但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已经时时在改变着格局。
　　　
　　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体制内生存和脱离体制的生存方式开始有了以思想为基础的分化，官方媒体和民间的语文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人们的言行在体制内表达和在私下的表达有了质的区别。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类民主化进程实际仅仅走了二十多年，这种分化，分歧或者区别绝对没有彻底，而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达成了一个中庸的结局。
　　于是，深刻的反思在大众媒体中变成了不痛不痒的忧伤，苦难和荒寒成为丰富无聊富足人士感情的药物，对皇帝和大臣的意见必须借助清朝或者明朝的人，个体悲愤的释放几乎被撤销。这样，在进退两难情况下，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媒体的圣经。
　　电视节目开始海量的被制作和被复制，不过编导们会让节目绝对完全遵守此时的社会道德（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或者是官方宣传的道德），或者让节目完全的弱智。守旧和弱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永远是名正言顺的。这样一方面可以顺从上级上上级，另一方面不会得罪一个观者。于是，看电视的人主动或者被动的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愚弄，在不断主动或者被动的假设自己是低智商的过程中降低了智商。廉价的眼泪和廉价的欢乐充斥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让不追求生活质量的人在光影中耗费生命。在这样的愚民背景下，民众对真理，对感情，对狂欢，对冒险，对慈悲，对文化的追求都会大大降低。
　　当然，近年来一些电视台的有记录性质的节目无疑使电视节目的力度大大提高，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欢喜或悲哀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表达。但是这些显然不够，要想取得根本性的转变还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这需要文化的消费者和制造者一同努力。代表着中国文化前沿的大学教育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而此时又有几个教育者真正从人格上对学生有影响？程式化和制度化的教条正促使学生变成势利和机械的社会人，而不是成为有自己的人格和想法的有感情有血性的人。拿纪录片这一部分看，学院派研究者对近年的独立制作的漠视就是一种严重的学术失职。其著作的苍白和无聊显而易见。而一些民间（或者处在学院但是有民间思想根基和社会洞察力）研究者的著作却可以使人热血沸腾。学术如果没有了最基本的人性根基算不上学术。
　　我们也没必要抱怨制度本身。因为正是“我们”的宽容和懦弱使高高在上的政治统治者和文化统治者可以肆意妄为，视人如傻瓜。其实任何一点内容甚至形式上的破坏和创新都是文化上的革命。文化和道德就是在破坏，修复或者重建中得到传承和改善。屈从和自我堕落永远是笨蛋的行为！
　　2006-4-13于株洲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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