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江姐面对面 我看到激情在燃烧 （有关张元）

　　转自《新周刊》
　　
　　“我想我的理想与江姐的理想差距并不大”
　　张元：这个时代还有英雄吗？
　　
　　采访/冯博
　　　张元永远不愿意和庸常的人站在一起，当别人煽情造假时，他在冷静的纪录，当纪录也成了一种可以把玩的时髦时，他又走开了。也许一个艺术家原本就该如此，永远比别人先走一步。
　　　见张元，总在夜晚，夜的背景中，他一头弯曲的头发直指天空，更显血脉贲张，这也是一个“地下”导演的标准画像。当张元辩解自己原本在地上时我们突然在午间看见了他，阳光下，张元神清气爽，笑得尤其正常。
　　《新周刊》：什么时候有了灵感要拍《江姐》？
　　张元：刚开始做《我爱你》之前，我看了中国京剧院排演的《江姐》。当时还没有去剧场里看，光是看录像带我就已经被打动了，我当时当即就做出决定我要拍这部电影。
　　《新周刊》：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你周围的人理解吗？
　　张元：有些人是被惊着了。
　　《新周刊》：他们惊异你在21世纪拍了一部样板戏，而且是三突出式的样板戏，你担心别人用异常的眼光看你吗？
　　张元：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觉得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江姐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具重要的意义。
　　《新周刊》：但不管你自己怎么解释，做出这个决定后肯定大家要议论纷纷。
　　张元：我不怕别人说，而且实际上能聚集大家对一个问题的探讨这很好啊，你要做艺术、做东西就是给人看的，就是要引发人的思考，就是要引发大家的讨论，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当年，就是有真正的样板戏的年代，你不能讨论，当年你能讨论吗？有谁要是敢说那个戏不好那就是反革命，要坐牢的。今天大家可以自由地来讨论，所以意义完全不一样。
　　《新周刊》：你常常说自己是个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人，拍《江姐》是基于想表达这种激情吗？
　　张元：我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别人是否这样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确如此，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无论比我年轻的或是比我年长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理想的人。我想我的理想和江姐的理想差距并不太远，对人类解放和对自由理念的追求是一样的。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这不是今天才得出来的结论，我从来都这样判断自己。
　　《新周刊》：你的激情是否属于理想主义式的？
　　张元：它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感情。现在所有人都变实际了。毛泽东曾说过“狠批私字一闪念”，人一自私，理想就丧失了。现在不是闪了，而是被放在了最前头。所以我一直强调江姐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她的革命情怀对比今天的贪污腐败，差距太大了。
　　《新周刊》：你觉得如今的年代是否是一个缺少激情的年代，你怎么看待激情？
　　张元：不能简单说今天比过去少激情。如今是把钱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这些就是理想，也可看作简单的激情。在激情里，情字很重要。我在剪这部片子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从来没接触过样板戏的年轻人面对里面的画面的时候都被感动了。激情本身是可以打动人的。要说怎么看待激情，那要看是在日常生活还是艺术里，这是有区别的。我之所以排《江姐》这部戏，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是有激情的。和过去相比，今天的信息量太大了，而我们以前只有几部戏看，人比较单纯，很容易找到让我们振奋的东西。
　　《新周刊》：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
　　张元：我当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平等、自由对于我很重要，这就是我的信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这也是我的信仰；关注弱势群体等等，都是我的信仰。
　　《新周刊》：你刚才说了你看了京剧《江姐》的录像带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你一直都对这个 题材有兴趣吗？
　　张元：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数人都读过《红岩》。这本书在文革期间是被严禁阅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写这本书的小说作者罗广彬被认定为叛徒，他在文革开始期间不久就跳楼自杀了，我当时看到了罗广彬跳楼自杀的一张照片，我1963年出生，很小，第一次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当时有一本红卫兵印的小册子，我翻着玩儿，翻出来这张照片。我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于是找来这本书开始看了起来。
　　《新周刊》：但是你可以把这本书拍成故事片，拍成一部新样板戏，的确出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张元：不同的人去看同一个东西，当然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不管你笑也罢，或者持什么态度也罢，如果你认真看这部戏的话，你会发现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非常程式化的东西和京剧艺术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产生了极大的魅力。
　　《新周刊》：上次与你交谈，我把你定义为一个时代的冷静的记录者，拍这部电影你还能保持你以往的那种冷静吗？
　　张元：其实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太冷静，当英雄人物出现时，我们背景上的天空和一切都变亮了，我们的主人公满身戴着脚缭和铁链，说，怕死不做共产党，我一下子就热泪盈眶了。我很少被自己的电影感动，在现场一般不会流露自己的感情，但这太不一样了，我常想那个时代是真有英雄的，今天环境不一样了，很多人也变了，看看那个时候为理想而献身的人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一些腐败分子你的感触就会更深。
　　《新周刊》：你觉得你这部电影属于主旋律吗？
　　张元：这个片子当然会立即被纳入主旋律。不管是否是我的本意，它就是个主旋律的电影。
　　《新周刊》：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
　　张元：教育我不担心，如果它真成了教育，这不是坏事呀。教育大家有理想，对革命、对平等、对解放多些认识，是很好的事情。
　　《新周刊》：但你以前是个“地下导演”啊。
　　张元：我不愿意而且实际上我挺反感被贴上标签，很多年来一提我就是一个地下导演，一提我就是一个被禁的导演，翻来覆去，我非常的厌烦，我不希望我只是一种方式去做事情，我只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别人说我怎么怎么了，也无所谓，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做的。
　　《新周刊》：有人说你想把大家牵回到过去。
　　张元：现在的中国，谁也不可能改变它正确发展的方向，更别说是艺术家了，哪怕出了一部走得更远的影片，也不会把大家引导别的方向上去。
　　《新周刊》：说说京剧，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吗？
　　张元：京剧的现代戏在文革的期间真正达到了辉煌，它跟老戏不一样，你要说今天让我再看那些老戏，我还真需要精力去看，去想，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有看现代戏的经验，看现代戏很快地进入。这是现代戏普及的结果。张火丁的唱腔也不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那种方式。张火丁是程派传人，她的唱腔可以用“薄云遮月、雾锁荷塘”来形容，唱江姐真是荡气回肠，她看到她丈夫的人头，一直到最后，在霞光中走向刑场，特别感人，我们组里面有一个化妆师，每拍一段他都在下面跟着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那么喜欢这个。
　　《新周刊》：据说拍摄期间有很多朋友来探班，他们是好奇还是关心你？
　　张元：很多人不相信张元在拍《江姐》，于是来看，比如崔永元，专门来看是不是那个张元，结果看到了是。我拍这个戏的时候，曾经有几个外国朋友来看，这几个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一下子就被感动了。有几个德国人只看了几段排练，走出排练厅，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讲，要请这部戏去德国演出。现在我们的戏要在6月21日去德国演出，在德国的科隆的世界艺术节，还会去很多地方，现在法国的艺术节，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艺术节等等。如果是在文革期间这戏是不可能在西方上演的，所以说三十年过去，今天去看革命京剧，会有不同的感想。
　　《新周刊》：你对演员做了什么要求？
　　张元：这个戏在舞台上他们已经排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很成功，但你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除了张火丁之外，其他的演员我们都换了，无论大小角色，全部都调整了。之所以换演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集中所有最优秀最合适的演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这些演员集在一起以后，一下子整个戏就好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