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肤浅文艺观[转载]

　　我的肤浅文艺观
　　2003年08月14日15:21:21　网易娱乐　周黎明
　　
　　
　　(注：本文为199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学会肤浅——来自中美娱乐圈的哲学》的自序。该书是在某次回国休假期间完成的，出版后便石沉大海。我并不感到意外。写作该书只花了两个礼拜，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查阅，当时仍未进入网络时代，一切只是心血来潮的胡说八道，况且那时我对国内的文化潮流及应该对症下药的读者群没有没谱。后来，一位朋友说在乏人问津的书店文艺理论类看到此书。怪不得，一本以肤浅为荣的烂书被摆放到高雅的文艺理论专著群中，不被众人踩在脚下才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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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书店里有整墙整柜的书教我们怎样成为亿万富翁——要当亿万富婆大抵需要无师自通，因为这方面的书本知识仍处于一家垄断阶段。我的书非但不能帮各位发财，反而还要让大家破费十来块钱，想来真是满心内疚。
　　　其实，如果硬要挤出一点阿Q精神，我完全有资格正襟威坐传授生财之道。什么市场分析、产品定位、价格决策、宣传行销，都是我正经八百的专业。那些得过诺贝尔奖的大教授除了教我们怎么赚钱外，还教我们如何包装自己，其中就包括如何把一些毫无韵味的大白话讲得高雅、深沉、耐人寻味。聊举一小例：我若是公司经理，现在需要炒一大批人的鱿鱼。如果没有亲自得到过名师的点拨，我大概会说：“本公司需要大幅度裁员。”如果我是海明威的弟子，我一定会更加干脆利落：“你们统统被解雇了！”但是，喝了几缸洋墨水，就好比学会了用古文写信，要让对方看得半懂不懂，而且绝对无法对答如流。对以上情景老师提供参考的标准答案是：“本公司需要把我们丰富的人才资源重新加以组合。”不由得我不打心底说佩服。
　　　真正让我开窍的，是校长在新生入校的欢迎大会上的一席话。他说：“我们学校办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本科生提供性交的场合，为研究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为得诺贝尔奖的教师提供泊车的车位。”(注：该校停车位奇缺。)话音刚落，台下的研究生发出一片不满的嘘声。
　　　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解释是深入浅出的典范的话，伯克利校长的话绝非用“深入浅出”一词所能解释。它应属于后现代主义幽默的范畴，是一种抛弃透视原理后取得的真实形象，是一种摆脱旋律、摆脱调性的乐音，是一种经历了无数的深刻而恍然悟出的浅显。
　　　我国的大学校长打死也不会在学生面前说这样的话，当然我国大学的情形也不同。我国的文化人都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却多半是历史(而不是上司)赋予他的。五千年的重压，连唐诗宋词也品出一层又一层的苦涩。知识的积淀，仿佛是一块秤砣，将人拽入长江、黄河的河床，与大地的泥浆紧紧贴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就像是珊瑚，美丽而凝重。无论是余秋雨的散文和学术著作，还是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都是中华文化底蕴的延续及精致的再现。每当看到这些大师的精品，赞叹之余，便感觉出自己的漂浮性。原本就没有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加之长年受到西方的精神污染，使得我生成一种难以承受的轻，好像是水草，既可以沉入海底，但更多的却是浮在水面上，享受肤浅带来的好处：自由自在、东游西逛、飘飘荡荡、晒晒太阳、尝尝新鲜空气，当然也免不了沾染水面上的油污。
　　　反映这种人生观的最佳艺术形态是美国情景喜剧，而数以千计美国情景喜剧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新近刚结束的《宋飞正传》(Seinfeld，又译欢乐单身派对)。优秀的情景喜剧不仅仅是把笑话串联起来，而是从人物设置到剧情安排都渗透着一种玩世不恭、无为而为的人生哲学。换言之，“难以承受的轻”是它的一大特点。《宋飞》在剧中直言该剧没有任何意义(It’s a show about nothing)，但美国知识阶层却趋之若鹜，看得津津有味。但是，这类作品在以哲学的深奥和技术的精确著称的德国却根本没有市场，在我国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反响。(香港明珠台定期放映此剧，珠江三角洲都能收到，但似乎不太受落，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本想就此下结论：中文是一种沉重的语言，只能承载深邃的思想和厚实的情绪。但无意中发现，街头巷尾有一些人能用中文表达那份“难以承受的轻”。这样的人不多，相信他们也从来不阅读笑话大全或交换幽默心得，只是他们看问题的方式比较特别，而且敢于不加雕琢就这样表露出来。
　　　打开电视机，你能看到一种绝不罕见的现象：人人都想让自己显得更有深度，老百姓说话像念红头文件，领导发言像是经过美声训练似的，连恋爱中的情侣也都几句话就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我们姑且称之为“装腔作势的重”。看这些节目，令我想起美国的电视传教士——滔滔不绝、唾沫飞溅，讲着最神圣的语言，扮着最纯真的表情。台下观众也表现得如痴如醉，丝毫没有察觉他提出的慈善募捐有讹诈的可能，直到有一天，有人揭穿他用信徒的钱建了豪宅、买了游艇，人们才恍然大悟。香港影视也许思想性不足，但至少没有这份伪装的神圣。
　　　艺术形式也许能象征作品的身份和地位——如悲剧比喜剧显得深沉，通俗唱法要比美声更普罗大众化，等等——但与其表达内容的份量并无必然联系。用帕瓦罗蒂式的高亢唱爱国八股，跟用甜得发腻的柔美唱男欢女爱的陈词滥调一样令人反胃。反之，有些摇滚歌手虽五音不全，但吼出的是一代人的心声，因此具有鉴赏价值——至少若干年后回头看会是这样。一些奇谈怪论虽然永远不会变成铅字(如九十年代初对各行各业排行比较的打油诗“一等公民是……”等等)，但不严肃的形式掩盖着很严肃的内容。我能想清这个道理，还得感谢从初中开始每隔两三年重新学一次的政治课，像小时候看《红楼梦》一样，学的时候什么都没看懂，然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次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哲学老师讲的辩证法。也许是吧，也许我只是瞎猜。
　　　哲学探讨玄想深思，把学会肤浅说成一种人生哲学可谓矛盾修辞法一例。然而，肤浅岂止是讲个笑话、写首打油诗、剧终人物没死光那么简单。贝多芬的凝重和巴赫的庄严固然使人沉思，但莫扎特的轻佻却映照出人生的欣悦。《公民凯恩》将镜头对准社会制度隐藏的弊端，卓别林对这类问题的刻划何尝不是入木三分呢。托尔斯泰对细节的描述让人透不过气来，而《宋飞正传》对琐碎事件之热衷每每让人眼前一亮。上述例子中，前者闪耀出理性的光辉，给予痛感后的快感，后者则更加感性、达观、享乐、富有酒神精神、产生快感后的快感。
　　　我国的文化事业是个怪胎：极少数人利用怪才创造出非主流的不朽之作，大部分作品只承上不启下——主题是授予的，思想是借来的，风格是克隆的，得奖是注定的。大批所谓商业化作品也毫无起色：长度像拉面，故事像烂面，表情像杨春面，笑声像吃了四川辣椒面，卖价像日本乌冬面，吃上去像方便面。对于这种具有我们特色的初级阶段产品，用学院派文艺批评来解析有糟蹋文艺评论传统之嫌，只能以毒攻毒，才能配得上一本正经唬弄老百姓的八股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