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 章立凡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
　　　阳翰老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此刻虽已获得自由，并住进了高干病房，但由于两个“凡是”威风仍在，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的政治结论（即所谓“四条汉子”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等罪名）迟迟没有作出。他一提起此事就十分激愤：“我的问题早就查清楚了，他们还想压住老子永世不得翻身！”
　　　胡兰畦是大革命年代十分知名的革命女杰，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1949年以后一直被冷落，1957年又成了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员，此时也尚未成为“出土文物”。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我还是牵线人咧！”胡兰畦说：“翰笙，我真搞不明白，把乃器这样一个好人，整得恁样惨！为啥子我们的革命成功以后，要把好人、正派的人，一批批整倒、整死？！”
　　　阳翰老没有回答她这个有关“精英淘汰”的问题，只是关切地问我：“你爸爸的问题怎样了？”“‘右派’帽子在1975年就摘掉了，现在恐怕人走茶凉，没有人为他说话。”“要争取嘛！你发出声音，人家就不好假装没听见啦！”
　　　当时已有中共中央要对“右派”重新甄别的消息，这番话提醒了我——消极等待是不行的。我开始查阅父亲在1957年的言论，在认真地研究了民建、工商联“反右”时编印的批判材料之后，认为他的言论没有违背毛泽东所谓的“六条标准”，于是开始写申诉信。我对“反右”历史的一点研究也肇端于此。
　　　父亲的错案一年后获得改正，我也始终铭感阳翰老在关键时刻的提醒。那次的交谈，还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记得“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谈起……
　　　
　　　再造“联华”，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父亲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梦人”。
　　　三十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在该杂志1933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1946年他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抒发自己的未来中国之梦。在这个梦中：“杀人的刽子手改行作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但是一觉醒来，“如象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理想固然未必完全能实现，但是，智慧至少可以使它大部分得着实现。” 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管了敌伪电影产业。为与国民党争夺电影文艺阵地，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酝酿筹组一个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由是开始了经济上的“触电”， 投资联华，拍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与左翼影剧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爆发前的救国会时代，当时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电影界人士也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他与夏衍、阳翰笙等的交往即始于此。1936年5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余上沅、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冼星海、任光、沙千里、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阿英、钟敬文等176人在上海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被捕，翌年国民党当局违背民意，在苏州对他们进行审判 ，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赵慧深、瞿白音、辛汉文、金山、王莹、贺孟斧、徐韬、吕班、白杨、蓝苹、白露、丁里等积极响应，具状法院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他与影剧界的朋友也常有过从。
　　　据参与筹划发起联华影艺社的任宗德先生回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周恩来曾指示阳翰笙“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厂，作为党在上海在国统区的文艺阵地”。第二年各路人马纷纷回到光复后的上海，3、4月间，在爱棠新村任宗德家中，由阳翰笙主持，袁庶华、史东山、蔡楚生、蔡叔厚、任宗德等一起商议筹组联华影艺社。袁庶华（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在上川公司的老部下）提议章乃器参加，蔡楚生提出请夏云瑚参加，得到大家的赞同。任宗德说：
　　　章乃器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工商实业家，他主持的上川公司颇有实力，在上海滩以至长江流域都很有影响。请他出面，可以使即将成立的制片机构带有浓厚的民营商家色彩，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下便于运作。夏云瑚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交往更深更广，他的朋友何龙庆抗战后由重庆稽察处处长调任上海稽察处处长，这些关系可供利用，可作掩护。夏云瑚与阳翰笙、蔡楚生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上演《屈原》、《清明前后》等进步话剧时都出过力，加上他精通电影的经营发行，所以，大家都欢迎他参加进来。经过工作，章乃器和夏云瑚表示同意，参加了筹备会议。后来，为了交涉使用战前联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地等事，郑君里、孟君谋等人也参与了筹备商议。
　　　成立制片机构的方案确定之后，原联华公司同人通过合法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发还了当作“敌伪财产”接收的徐家汇摄影场，联华影艺社成立后，取得该场部分摄影棚的租赁使用权。
　　　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成立，父亲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三人分担。任宗德回忆说：“其中，章先生出资最多，我次之，夏云瑚最少。” “凡有重大事务，由章乃器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阳翰笙。袁庶华和蔡叔厚。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则由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徐韬、王为一等人负责。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阳翰笙、孟君谋、夏云瑚等内行权威人物说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同行，都是搞酒精的。抗战期间汽油匮乏，便用无水酒精代替，利润很高。他投资创办了国防酒精厂，我在上川也办了个酒精厂，都是同业公会的成员，彼此早就熟识。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后来不得不中途退出了……
　　　
　　　一人退出， “联华” 改组成立“昆仑”
　　　
　　　联华影艺社成立时的誓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同人们热情高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由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为副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24日在徐家汇摄影场开机。不久，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投入了拍摄。
　　　战后的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两种恶劣倾向，一是官办的电影机构不惜投入重金，为国民党政权歌功颂德；二是民营电影公司为追求利润，低成本粗制滥造各种媚俗下流产品。联华影艺社以大资金投拍严肃题材的巨片，在当时的电影业中可谓独树一帜。
　　　也许正是父亲在《二十年一梦》中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使他不但想写小说，还产生了制作电影的冲动。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出现。但这个战后建设之梦，很快就被独裁政治所导致的体制性腐败所打破，促使人们从胜利的喜悦转向了冷静的反思，这两部史诗式的巨片，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的产物。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影片的内容也正是史东山等进步电影人所亲历的生活，两位主要演员中，白杨曾是影人剧团和中华剧艺社的演员，陶金曾是抗日救亡演剧队第四队和“中制”的演员，影片中的许多情节，就如同他们的亲身经历。
　　　在大师史东山的导演下，这部影片的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十分贴切到位。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使影片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史东山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谴责：
　　　这个世界，都象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这是广大观众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故事，本文就不赘述了。据说男主人公张忠良一角，原拟请“第一红小生”陈天国扮演。但陈拿了定金和预付的大笔片酬之后，到处吃喝玩乐，不知去向。蔡楚生、史东生都不主张用他。于是仍请一向敬业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男主角陶金扮演。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由于资金紧张，两片的制作十分艰苦。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用的是一台老式法国“拜尔豪”单眼摄影机，每换一个镜头，就得拆下来调试一次；而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结尾的暴风雨场景时，不得不抽用污水喷洒，搞得演员苦不堪言。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老爷，长袖善舞的夏云瑚不得不到处送红包。
　　　父亲虽号称“战时理财专家”，毕竟在电影投资上是新手；而导演为追求艺术效果造成的制作期延宕和成本加大，也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后，理论上虽可回收部分投资，但在结算周期上却缓不济急。
　　　《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7年2月公映时，《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过半。随后，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
　　　“文革”前三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说：“昆仑公司是夏云瑚、任宗德在战后合作经营的，也使用徐家汇摄影场，但由于没有创作人员，除与大业公司合拍过《迎春曲》外，一直没有出品。夏云瑚经营影院业多年，是一个比较开明达到民族资本家，在政治上有可以争取的一面；同时，由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深受群众欢迎，也使他们感到与革命的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合作，有利可图，因而更促成了合并的实现。” 这种表述带有明显的偏见，且任宗德和父亲都没有谈到与大业公司合作事，昆仑公司系由联华影艺社改组而成，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任宗德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日渐感到自己在创作。管理尤其是在经济上都作不了主，也不及时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愈来愈对联华影艺社的状况不满意。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了一半，但所投入的十万美元资金已全部用完，联华影艺社面临着拍摄经费的巨大缺口。此时，虽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响，受到好评，但是章乃器先生还是坚决地表示了退出联华影艺社的态度。章先生退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影片的摄制预算、成本、开支控制不住，随意开销，难以经营；二是夏云瑚不好相处，难以共事……
　　　由于章乃器先生执意退出，阳翰笙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接受章先生退出的意见，并将联华影艺社改组为影业公司。当时与章先生约定，待影片上映获利后，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半部，也就是日后剪成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按当初投资比例加适当利息归还。”
　　　其实对民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蓝图，当时也存在不同见解。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父亲显然不喜欢电影界“草台班”式的习气，希望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对中国战后电影业的发展颇具雄心，据说第一步计划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完成一两部大制作后，再吸引外资扩大到六十万美金的股本，参照好莱坞的制作运营模式，组成一个民营影业托拉斯，与官办电影公司分庭抗礼，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为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他认同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这套发展蓝图，显然与中共的领导方针不大合拍，后者一向是以俄为师，更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效应。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就明确主张：“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由于在发展方向和人事上的分歧，父亲所代表的上川企业公司资金，没有转成昆仑影业公司的股本，仅作为对《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的投资。根据昆仑公司在1950年给父亲的信件，在分红比例上为两片三集发行收入的四分之一。任宗德的回忆录说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恐怕是记忆有误。
　　　1957年“反右”时，父亲的民营电影发展方案被翻出来批判，作为他“投靠美帝”的罪证。虽然两巨片皆在他主持联华影艺社时期开始制作，但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完全没有提及，成了银幕背后的历史隐身人。在当时电影已被充分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电影史的写作也不会尊重历史。
　　　
　　　巨片公映，民族电影压倒西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于1947年9月完成，与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上集《八年离乱》以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道，统一由昆仑公司发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推出的第一部影片，但它是以联华影艺社的名义出品的。任宗德回忆说：
　　　电影海报上的制片人标明的是陶伯逊、周伯勋，这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审查机构，因为陶、周二位与国民党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的制片人应该是章乃器、夏云瑚、陶伯逊和我四人。陶伯逊是老联华徐家汇摄影场的代表，周伯勋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初，并未考虑将该片分为两集。拍到一半时，经费告磬，父亲退出，摄制工作只得暂停；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公司后，筹得新的资金，又继续拍摄。因素材内容丰富，又考虑到投资的阶段性，才分为上、下两集。故电影海报上，《八年离乱》标明联华影艺社出品，而《天亮前后》标为昆仑影业公司出品。
　　　《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引起了轰动，被西方影评家称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半纪录影片”。田汉曾评价该片说：“这戏据说以一万八千万的预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这钱证明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夏衍在致史东山等人的信中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联华再创之夕的誓词，现在第一战的战果发表，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在票房价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胜一筹。该片于同年10月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712874人，占全市500万人口的14％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此片，创造了1949年以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战后美国片商大量向中国倾销其战时制作的影片，排挤民族电影，上海的大光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历来专映西片，此时撤下了美国影片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鸿篇巨制，也是毫不夸张的。记得我幼年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此片，是上、下集分开放映的，上、下午各看一集，觉得时间甚长；上小学后再次观看，则是上下集连映，反而短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原片全长七个多小时，1956年方剪裁为三个多小时。
　　　两大史诗巨片的诞生，使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角白杨、陶金成为如日中天的“影后”和“影帝”，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有上好的口碑，吴还获得了“东方第一老太”的美誉。
　　　两片是中国影坛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永远奠定了史东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前者的成名略早于后者，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三十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进入联华当导演。这次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又着意提携副手王为一，将王的名字在片头与自己并列。蔡楚生悼念史东山时说，“你应该算是我在电影艺术工作上的启蒙老师之一了”，王为一则说东老是“影响我一生生活和事业最大的老师”。　
　　　史东山的早期作品被认为有“唯美”倾向，他历来关注女性的命运，《女人》、《新闺怨》等皆这类主题的代表作；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更使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互动，他自承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为了使大家“都能够振作起来纠正这社会的病态，特别要追根究底，去探索所以造成这种种罪恶的根源而制服它，消灭它。” 。
　　　蔡楚生也主张电影为“时代的武器”，早年的《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作品皆关注社会问题。他注重观众的感受而又不刻意迎合，《一江春水向东流》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切入，更象是一部传统苦情戏的现代版，紧紧攫住了观众的心，因而创造了骄人的票房价值。但在夏衍、邵牧君等影评家的眼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似乎更胜一筹。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虽然两人都属于“水磨功夫”的电影大师，但风格却有所不同：史东山怜香惜玉而有豪侠气，作品大气磅礴，长镜头、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常念及“胶片来之不易”，临场惜墨如金，镜头处理干净利落。他能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巨片，其技术水平可见一斑。而蔡楚生则是柔情似水的才子型，细磨剧本且着意煽情。而于镜头技术运用则不甚自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临场拍摄，实由郑君里完成。蔡楚生自称：“我是艺术第一，找钱是公司老板的事”，故其影片制作成本甚高。1949年后史担任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蔡则任艺术委员会主任，虽各得其所，亦不谓无由。
　　　今天的观众在观赏中国老片时，常为片中演员的“话剧腔”所苦，这是那个表演艺术由舞台向银幕转型年代特有的痕迹。邵牧君在评论史东山的艺术成就时，谈到了白杨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表演：“从少女时代的天真热情到中年时期的沉静抑郁，无不神情并茂，曲尽其趣，连台词也一洗拿腔拿调之病。同一位白杨，在相去不远的时间里，又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比之下，表演成绩便有明显差距，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导演的功夫了。”
　　　
　　　分道扬镳，三人行终成独角戏
　　　
　　　联华影艺社于1947年5月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名称是任宗德起的，寓意“攀登电影艺术高峰”，得到大家的赞成。昆仑影业公司的投资人为夏云瑚、任宗德和蔡叔厚，按股本比例计算，夏占六成，任占三成，蔡占一成。蔡叔厚这一成，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夏云瑚任董事长，负责行政、发行；任宗德任厂长，管制片、生产；蔡叔厚任总稽核，统管财务。关于夏云瑚的投资，任宗德说：
　　　夏云瑚本来没有多少钱，他突然出资六成股份，当时我们都颇惊奇，还认为他交际广，有办法，搞到了这么多拍摄资金。到现在才知道，他当时投资的五万美元，是唐瑜寄给昆仑拍片的。唐瑜也是一位进步的文化人士，与夏云瑚、蔡楚生交谊海厚，他当时在新加坡，听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缺乏拍摄资金的消息，以预付片款的方式筹集资金给昆仑公司寄了五万美元。夏云瑚收到这笔资金后作为自己的股本投资昆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后来《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新加坡上映获利甚巨，夏云瑚将五万美元归还了唐瑜，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向昆仑投入多少资金。
　　　昆仑公司继续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下集，即将完竣之际，夏云瑚提出要撤资出国，另谋发展，同时力主将昆仑归并到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的麾下。
　　　父亲和任宗德来自酒精制造业、吴性裁则是颜料巨商。民营电影资本来自化工行业，是当年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由于国民党政府严格管制外汇，民营电影业进口胶片、器材和设备十分困难；加之金融混乱，法币贬值，故电影投资只能以美金结算。化工行业利润丰厚，又多涉足进出口业务，易于调动外汇。
　　　吴在战前就是老联华公司的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上海独资组建了文华影业公司，经济实力雄厚，同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人员多有渊源，与蔡楚生、夏云瑚私交甚密。吴性裁早就有意兼并昆仑，夏、吴把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请到吴家赴宴，谈了三天三夜，后来任宗德也参加了商议。由于阳翰笙、史东山和任宗德都反对兼并，协商未成。夏云瑚甚为不悦，坚持要撤资退股。
　　　 阳翰笙认为不能丢掉这块左翼电影阵地，便找到任宗德说：“夏云瑚闹着要走，我很不满意；吴性栽要接管昆仑，我更不愿意。夏云瑚要走就让他走吧。昆仑的事，就由你顶起来！今后，就由你来掌管经营昆仑公司吧。”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国内上映获得成功，夏云瑚携拷贝远走香港、新加坡、印尼，行前提走了约五百两黄金的股本，从此在资本上脱离昆仑。根据阳翰笙的意见，保留了他的董事长名义。但任宗德对夏颇有微言：
　　　夏云瑚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拷贝带到香港，连映两、三个月，盛况空前，盈利颇巨。后来又到新加坡上映两个月，据说赚了十几万美元（还了唐瑜五万美元，还余许多）。但是，这些发行放映收入，夏云瑚一分钱都没有交回昆仑公司。后来，我到香港要他交帐，他说赚的钱全用光了，现在还欠人家的帐哩。有些用度，也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再问了！事实上，他手上还掌握着销售发行《一江春水向东流》获得的巨额资金。
　　　为此，阳翰笙逝世前曾在医院劝任宗德说：“算啦，昆仑的事，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过，夏云瑚在昆仑，可真是名利双收啊！”
　　　回收投资难是电影投资人永远的困扰。近年我查到上川公司协理黄玠然等给父亲的数十封商业信函，多处谈及与昆仑公司往返交涉、仍拖付欠款的经过，上川董事会“对于电影款项，对方历次失信，甚为不快” 。
　　　父亲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流亡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他偶然读到报上刊登的电影上映广告，发现两片在海外发行，却没有将收入返还给投资人，于是向夏云瑚等提出交涉，收回了一部分投资。
　　　父亲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用这笔钱加上其他资金，建筑豪华公寓并从事房地产买卖，经营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内地白色恐怖严重，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皆已转移到香港，任宗德也经常往返于沪港之间，并设立了昆仑香港分公司，与父亲也有来往。任先生回忆说：
　　　当时许多从上海甚至从广州到香港去的人，还看不上香港。后来，在香港做房地产生意的章乃器先生劝我在港购置房屋，我也没有答应。我当时在章先生处存有二十万港币，他说可以由他出面为我购置几幢六层大楼，我考虑到我在香港人事关系不算深广，不如在上海容易发展事业，更想到民主、光明的新中国即将来临，所以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父亲对香港的发展则看得比较远，香港《文汇报》主笔徐铸成先生回忆说：“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时还远未露出头角。”
　　　1948年底，父亲接到中共中央的电邀，便毅然舍弃产业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新国家的建设。
　　　
　　　致命一击，拍《武训传》血本无归
　　　
　　　自1947年冬起，任宗德以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身份，成为事实上的掌门人，昆仑公司进入了“宗记合作制片”时期。此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新闺怨》（史东山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剧，沈浮导演）、《关不住的春光》（欧阳予倩编剧，王为一、徐韬导演）、《丽人行》（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乌鸦与麻雀》（沈浮、陈白尘等编剧，郑君里导演）等，都是任先生运作资金拍摄的。
　　　这些影片都是民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成为奢侈，票房效果不佳。在政治、经济的形格势制之下，昆仑公司巅峰已过，再也没有出品象《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大制作。
　　　任宗德对昆仑公司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健全了制度。但他的经营仍十分艰苦，不但卖掉了洋房来拍电影，还经常向朋友轧头寸。他从一位利润丰厚的企业家，变成了 “烧钱”的电影事业家。我曾查到任宗德1949年元月向上川公司借款的字据，是以“宗记制片”的《新闺怨》、《万家灯火》在新加坡的部分发行收入作为抵押的。
　　　1949年5月11日，任宗德曾约黄玠然在香港会晤，谈及夏云瑚迟迟不交出国外发行账目，对其作风深致不满，但“以多年交情与业务合作关系，未便破脸”；任先生提议与上川公司再度合作制片，但黄对合作早已失去信心，以“资金不宜过于分散”为由婉拒 。不过，我并未发现父亲对夏、任两先生有任何的指摘。
　　　任宗德晚年还谈到夏云瑚1949年以后的一些情况：
　　　后来，他到了美国，“出资”与司徒慧敏合办了一家公司，用了几万美元将《一江春水向东流》打上英文字幕，准备在美国上映，打算“挖一个金娃娃”、“发笔洋财”，结果未获成功，还损失了几万美元。《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发行收入，确有一部份提供给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作为活动经费；但是公司分文未得收回，确实也给昆仑的拍摄经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后来，解放前后，著名爱国实业家古耕虞老先生资助昆仑拍摄《武训传》投资三万美元，交给夏云瑚，也是不知下落。
　　　就是这部《武训传》，把昆仑公司推上了绝路。该剧的电影剧本，是导演孙瑜在陶行知先生推动下，根据清末奇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创作的。《武训传》于1948年在国民党官方的“中制”开始制作，仅拍摄了三分之一，即因时局变化中止。昆仑公司购得版权，并延请孙瑜加盟昆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衍等人的推动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在北京通过了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查之后，又经上海市宣传、文化、电影部门的再度审查，于1950年2月开始续拍，主要演员赵丹对武训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导演孙瑜对这部巨片期许甚高，希望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成就。为此任宗德筹集了约相当于七、八十万银元的制作经费，最终增补为上、下两集。
　　　1951年初，《武训传》拷贝送到北京，请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审映”，获得肯定；其后毛泽东也调看过此片。
　　　《武训传》最终被正式通知通过了审查，于同年2月在全国公映，一时好评如潮，昆仑同人欢欣鼓舞。但4月25日报刊就开始了对武训其人的批判，并扩大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武训“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该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武训传》的全面围剿。
　　　身为中宣部文艺局电影处长的江青，此时已成为毛泽东在电影领域的“哨兵”。
　　　当她还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演员蓝苹时，曾与夫君唐纳发生婚变，重回旧情人俞启威的怀抱，唐纳因失恋而两次自杀，皆获救。陶行知先生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谕说：
　　　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当过和尚及乞丐，登基后忌讳臣下说“僧、光、化、电”一类字眼，触讳者必遭奇祸。“夜莺”蓝苹因此恨上了恩师陶先生，获得“她所爱的幸运”后，借批《武训传》批判陶行知，也就不足为怪了。
　　　青年时代就富于革命造反精神的毛泽东，曾与同窗萧瑜以乞丐身分旅行，浪漫地体验自虐的快乐，此片也会唤起他对这段社会底层生活的回忆。伟大领袖认为影片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指责一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说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慑于威势，党内赞扬过此片的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纷纷检讨，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都被迫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
　　　早在1948年，中宣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就已正式提出要建立电影审查制度，并对审查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获得政权之后，这一指示走向制度化。1951年文化部公布了有关领发新片上演执照、影片进出口、电影旧片清理的管理办法，建立起比前政权更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艺术首当其冲，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也紧随其后，开始了由缪司向婢女演变的进程。
　　　
　　　雨暴风狂，影坛精英凋零殆尽
　　　
　　　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是以民营电影为载体的。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辉煌之后，民营电影在政治大变局中走向没落。苦力支撑中的昆仑公司，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五十年代初任宗德及昆仑公司写给父亲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无力偿付欠款。那时投资大片与今天的“电影洗钱”不同，投资人是要自己承担经济风险的。《武训传》禁演后，任宗德欠下巨额债务，陷于破产境地，昆仑公司就此一蹶不振。
　　　国民党时代留下七家民营电影公司，在1949年至1952年间陆续拍摄了五十八部电影，除《武训传》外，昆仑公司的《我们夫妇之间》、文华公司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及长江公司的《两家春》等，皆为影响甚大的作品。
　　　民营电影以《武训传》遭批判为开端，迅速走向灭亡。连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使电影艺术日益工具化，国家话语占据了影坛。江青则成为电影事业幕后最大的权势人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史东山首当其冲。三十年代江青为进入电影界，曾托魏鹤龄向他引荐，但东老认为此人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未予重视；于是她又通过司徒慧敏结识蔡楚生，才获得了电影《王老五》中的角色，后来又拍过《狼山喋血记》。抗战期间她去了延安。
　　　1949年东老推掉了海外片商十二万美元的片约，毅然北上参加新政协。五十年代初，他和江青同列为“电影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江曾两次挟嫌报复未成。1955年批判胡风时，江青两次带卫士深夜登门，逼迫他就胡风案件做检讨（江无端怀疑他是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电影部分的执笔者）。一周后，重病中的史东山自杀身亡。他在陷入昏迷前曾自行用灰锰氧洗胃，如及时抢救，尚有生还希望，但被某电影界负责人以须“请示中央领导”为由阻止。　
　　　东老在遗书中说“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份遗书被上交中央领导。当时周恩来正在接见班禅，临时中断接见听取紧急汇报，当场落泪。而周公所能做的事，是调动专列将一具玻璃棺材从上海运到北京，为这位老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了一纸《革命干部死亡证明书》。一桩文化名人自杀的公案，就在这刻意的哀荣中沉入海底，直到“文革”中才被江青重新翻出，扬言“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同人也连遭厄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茵及其夫君孟君谋双双被打成 “右派”。到了“文革”这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扯起“虎皮”的“旗手”更是丧心病狂，欲将知其底细的电影界同事们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楚生是早年识拔她的“伯乐”，1949年后改走政治路线，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还把《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女主人公素芬的投江自尽的结局，改为到解放区投奔革命。“文革”中蔡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其他电影人中，郑君里、孙师毅、徐韬、孟君谋、上官云珠、舒绣文等也未能幸免。阳翰笙、孙瑜、白杨、陶金、赵丹、吴茵等虽劫后余生，但艺术生命早已被提前扼杀。“文革”结束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有过以谢晋为代表的短暂回潮，如今几成绝响。赵丹临终前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夏云瑚1957年从海外归来后，翌年被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聘为顾问，曾以“椅子质量”、“椅子成本”为题，发表关于影院经营管理的文章，为计划经济下的电影发行献计献策；“文革”初期他身陷囹圄，1968年含冤辞世。蔡叔厚五十年代受“潘汉年、杨帆案”的牵连，一直不被信任；“文革”中被捕，1971年也成为秦城监狱中的冤魂。倾家荡产支撑左翼电影的任宗德，1954年被安排到电影局基建处当一名副处长，后调至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工作，“文革”中又备受磨难；晚年定居香港，写下《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存世。
　　　十年浩劫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物质生活，也加速了社会分化，体制性的腐败重新成为社会顽症。而对于那段文化专制主义历史的反思，至今仍被层层设障。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现实依然愚蠢。当今文化圈充斥着浮躁与铜臭，商业化的所谓国产“大片”，媚俗地迎合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最近传来了沪港两地电视版《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开机的消息，是否又是一次对电影经典的豪华亵渎，姑且拭目以待。
　　　
　　　曲终人散，云月水流皆成绝响
　　　
　　　昆仑公司于1951年9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又并入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1953年民营电影业全部转为国营垄断体制。国营体制没有生存压力，却有《武训传》的前车之鉴，电影从业人员的企业心和事业心日益消沉。
　　　至此，自1905年发轫的中国民营电影业，经历了四十八年的凄风苦雨，最终在中国大陆成为历史。电影制作本来就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在艺术被过分政治化、工具化的社会背景下，电影投资失败的几率更高。综观联华影艺社及昆仑公司从辉煌走向幻灭的全过程，企业家和事业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投机家才能左右逢源。父亲的民营电影之梦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已彻底结束，他作为企业家对两片投资的利润，至此也没有了下文。任宗德在抗战胜利时，也是一位拥有巨资的民族企业家，转变角色成为电影事业家后，最终在五十年代初以破产告终。返观父亲在到达巅峰前的急流勇退，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夏云瑚在海外活动十几年后回国，任宗德说：“他见到我时倒是很客气，但只字不提昆仑公司财务资金之事。我当时也不便追究，彼此间维持着一般的关系。” 不久，夏独自与电影局、中影公司就最后处置昆仑公司影片版权及财务等事，签署了协议，将昆仑公司应该保留和享有的权益一概交出。事后任宗德得知此情，很有意见，曾向电影局有关领导反映过。父亲当时已钦定为“右派头子”，更完全被排除在外。
　　　阳翰笙1992年曾在一封信中说：“最后在对昆仑公司的处理上，乘任宗德先生不在之际，由电影局、中国影片发行公司与夏云瑚签署协议也是极为不妥的；在国外多年，1957 年刚刚返国的夏云瑚仅是名义上的董事长，他无权代表昆仑真正投资人任宗德先生签署协议，况且如此重大问题按理必须得到投资人同意方能解决，特别是‘宗记’合作制片名义拍摄的影片夏云瑚更无权代表。”
　　　中国电影界历来是史、蔡并重，1949年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备受褒扬，《八千里路云和月》则被长期冷落。翻开1963年成书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明显感到一种“抑史扬蔡”的意味，对已经逝世的史东山早年的“唯美倾向”乃至《八千里路云和月》、《新闺怨》皆有苛评，而对当时仍在当权的蔡楚生等人物。评论的尺度则有所不同。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三个“第一”：“七.七事变”后第一部反映全面抗战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胜利后第一部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
　　　在五十年代初完成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已找不到史东山电影所特有的个人印记，但这种印记在其电影学术观点中仍然凸显。1949年7—9月间，他曾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电影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
　　　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他因此挨过江青的整，被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后来电影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长影厂的出品《荣誉属于谁》时，他又当场对江青的专横提出异议，成为这个女霸王的眼中钉。到1955年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风时，江青再度登门施压。他在便笺上写过“对胡风是人身攻击”的字句，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苦闷中东老曾对夫人透露：“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数日后即辞别人世 。
　　　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谒史东山先生的夫人华旦妮女士，她在三十年代曾怠慢过江青，“文革”中也横遭报复，被诬为“军统特务”投入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五个子女全遭株连。老夫人十分健谈，见到故人之子，兴奋地讲起当年的一些往事。我本有意询问东老辞世的经过，但恐怕触动老人的伤心事，欲言又止。
　　　东老的女儿史大里曾谈及，虽然父亲的遗书被收走，她却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 还有一张为“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她透露：“父亲辞世之前，曾与母亲有长谈，但母亲对谈话内容至今守口如瓶。”如今老夫人已重病在床，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不久前，我与东老的长孙史晨原，对坐于北京郊外的茶室中，谈起他祖父的悲剧。他不认同某电影史学者关于史东山作品反映出自杀倾向的观点：“我祖父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艺术家，他是个温和、细腻、有良知的的人，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处境和爱情；以浪漫的、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期盼并热爱新中国；但在新中国里，他做不了违背艺术良心的事情，被逼到墙角之后，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弃世……白杨认为，他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告辞出来时暮色已深，月光下浮云流动，银汉依稀。我恍觉有无数之目光，透过云层注视着万家灯火中的尘世；那些电影人的亡灵，或许正在时空中游荡；他们曾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呼唤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却又被这时代所吞噬；这诡异莫测的夜空，便是他们永远的银幕……
　　　 人生无不散之筵席，时代留旷世之悲怆。文化专制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一旦被屠杀，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史东山在五十年代“玉碎”，蔡楚生活到六十年代也未能“瓦全”，两部巨片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后辉煌。两位大师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章乃器、任宗德、夏云瑚三人的民营电影之梦，也正如两片的片名一样，历经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最终“一江春水向东流”……
　　　2004年11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2005年3月13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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