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电影领袖之贾导演采访

　　是不是有错别字？！~~
　　

　　我昏啊，中国人名字也写错~！
　　

　　挺好的文章阿，大概改了改错别字，起码人名别错了呀~
　　famous把这个贴上去然后把我的回复删掉吧~还有能不能把采访者的问题也一起贴上？:P
　　
　　：好，现在我来介绍第二位演讲嘉宾，在我们毫不犹豫将他的名字列入青年领袖名单的时候，他的首部在国内公映的影片《世界》正在经受本土市场的考验。这个当代中国最富洞察力技术者，与一系列国际电影联系在一起，从投资一万元的《小山回家》到《小武》，到《站台》，到《任逍遥》，到投资一千二百万元的《世界》他甚至已经把自己的电影卖到了爱沙尼亚。在热爱中国电影的中国青年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的关注，几年前，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成为里立竿见影预言，现在这位35岁的年轻人，也开始扶持更年轻的电影人，为他们的处女作寻找资金，在推进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这件大事上他从未放弃勇气和直言，他就是贾樟柯，好下面让我们热烈有请贾樟柯先生发言。
　　　贾樟柯：同学们好，很高兴在这跟大家一起聊天，刚才徐先生讲到了，人物周刊的一个主题是记录我们的命运，其实我自己选择电影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考虑，因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记忆方法，能把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把我们一路过来的中国人的感受用影像的方法记录下来。而且我喜欢媒介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电影是超越语言的，或者是超越文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读南方人物周刊最起码是要识字，但是看电影，可能一个文盲都可以通过影像声音来感受到导演想要讲授的内容，我自己出生在山西凤阳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面。在我的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可能没有阅读能力的，他不能，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做文学，没有做美术，而是选择了做电影，可能跟电影他有这样一种能力有关系吧，那么我自己在我的学习电影的过程里，也正好经历了一个我，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我觉得比如从1979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的变革，他对我们每个中国人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成长经历见证了这个过程，到我自己能够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经济高速的发展。
　　　贾樟柯：也是影响到非常多的普通人的时间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在第一时间拿着摄影机到现实里面，面对中国的现实里面中国人受到生活的影响，我们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吧，这样的话就说从1995年开始拍第一个短篇《小山回家》开始，其实的主题一直有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标绘上，95年第一部短篇《小山回家》讲述的是一个从河南来到北京打工的民工，他春节的时候要回家，然后通过他回家的时候找老乡想结伴通行的叙事动机然后展开了农民工在北京生活的一种，一种状态吧，因为我那时候才上大学二年级，但是在我身边在北京的三环，那时候还没有完工，非常多的工地，非常多的工棚，看着那些布满尘土的面孔我知道他从何而来，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城市里面，他们进入到城市里面背後所有的辛酸，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基本上是一个离现实非常遥远的东西，要么是政策的宣传，那么是想象中的东方，充满假造的民俗，那么我非常感到不安，我觉得这样新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什么在中国荧幕上没有表达，所以这也是年轻的一种勇气，或者说年轻应该有一种与生具来的公平公正，自由的这样一种血液里面的精神。那么那时候就说在非常小，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差不多只有一万块钱的情况下。
　　贾樟科：拿着摄影机把他放到工地上，把他放到农民工的房间里，跟着他的有走，寻找中国现实真实的质感，这个影片完成以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后来把海报写了一个词，叫做一个灼热的开始。那我觉得灼热的并不单单是我们这一帮年轻的电影人，而灼热的是现实本身，越来越快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普通人的生活发展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到了97年的时候，拍摄第一个长故事片《小武》，《小武》是讲90年代末在我的老家县城里一个小偷他的经历。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社会的变迁影响到非常多的普通人生活，也影响到基层人民生活，在那样一个古老的县城里，人际关系发生非常大的动荡，然后就是，包括比如说经济上的模式的改变，那个时候这样一个差不多从唐代就有的县城，他要由县改市，非常多的这种古老的接到都要拆掉变成千篇一律的没有任何性格，特别没有任何经验记忆新建筑，这样一个社会变化，也让我去拿摄影机面对中国最基层人民人际关系的改变，这之后又拍了第三个电影《站台》。《站台》又回溯到历史，就是讲1979年到1990年这十年里边，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快的十年里面，一个文工团的变迁，这十年里面也是我自己从青春期一个青春的过渡，这十年我觉得变化非常多，比如说物质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
　　　贾樟柯：那个时候一到冬天山西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那一到冬天时候只有白菜只有红薯，只有土豆，而且有时候还会吃不饱。那么我是经历过饥饿的人，所以我觉得饥饿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拍电影那么麻烦为什么还会拍下去，我觉得可能饥饿感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我很难忘记饥饿，我想把我曾经的饥饿拍到电影里变成一种记忆，后来物质开始丰富，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电视机开始有了洗衣机，文化上也是，从刚开始我们只能看到样板戏那样的文艺形式，慢慢的可以看大流行文化的诞生，从个人得我觉得也是从集体记忆。集体的生活慢慢挣脱出来，开始寻找个人的自由。我经常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经常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所有的歌曲里都是我们，当有了流行文化，有了流行音乐以后，所有的音乐都是我，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对中国的社会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的。《站台》就是讲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贾樟柯：那么到了《任逍遥》的时候是讲计划经济衰败之后，带给年轻人的影响，我看那些工人子弟，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他们也没有工作，他们在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里面，等待着明天，然后他们没有，他们自身没有任何的资源，可能慢慢的变成一种愤怒，那么到了《世界》就是最新的这部影片的时候，这部影片在讲，中国的快速经济变化的背後，那么就说，其实是很多普通人在付出成本，付出成本的这些普通人，很有可能他们分享不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成果。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不去飞行，可能首都机场再现代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就说一路过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拍两个事情。一方面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发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经济的运动，我觉得自己很主观的，很自觉的去把经济运动背後，普通人的感受拍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也是一直想，想推动中国能迎来影像的世界，因为获得影像的生活，因为我们缺少影像生活的族群，比如说在欧美，甚至在香港，可能60年代70年代开始有了超8毫米，开始有的照相机。
　　　贾樟柯：开始去取景去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然后把这些拍下来，那么就说，比如说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里，因为自己经济的原因，摄影机一直是一个特权，我们甚至很少去拍照，我们生活里太多的记忆没有留下影像的痕迹，那么这种缺失可能会慢慢的，加上我们对历史时刻的遗忘，比如说我们很少电影去描述文革。比如说在文革这十年里面，没有太多的私人的影像记录下那样一个中国人的灾难，我觉得 非常担忧慢慢的我们会变成一个从影像的角度会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一个族群，我觉得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可能我们只是只有今天，那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变得及时行乐。不知道来路非常恐怖的，如果我们获得一种影像生活，打破那样一种影像缺失，可能会带来新的生活方法，带来我们民族丰富记忆的形势，这个我觉得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说以前，比如说现在因为有了数码的照相机，有了数码的摄影机，很多家庭很多朋友可以用摄影机把大家日常生活拍摄下来，不一定要拍一个作品，比如说一个父亲他拍他孩子的成长，比如说拍家庭的聚会，比如说拍一次生日的聚会，比如说去飞机场迎接朋友，比如说同学考上大学的一个联欢都可以。
　　　贾樟柯：今天这些影像可能是私人的记忆，私人的一种影像，但是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50年代以后他变成非常珍贵的公共的记忆，比如说在巴黎的时候我看很多买照片的商店里他们有艾费尔铁塔从开始建到差不多盖了有三分之一，到盖了一半，到最后完全封顶全记录，那么有了这套照片可能一个年轻人，比如说走在巴黎街头他就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怎么过来的，这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过程里，我们留下我们的痕迹，留下我们的印记，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科学吧，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数码录像机，他使拍摄影像这样的活动进入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到我拍完《小武》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刚才提到的《业余时代即将到来》，那篇文章其实整个就是在呼唤一个中国人的影像生活的到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拍摄电影在直到现在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在5年前，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权利去拍摄这样的影片，那么私人影像的一种缺失，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对这个一个时代，对生活空间的记忆是没有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慢慢的也有一个成长，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人爱好，是我职业的生涯，是我的一个兴趣。
　　　贾樟柯：那么拍的电影越来越多，自己转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我觉得不仅是自己拍好电影，而且要推动一种电影文化的形成，一种影像生活的形成，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对青年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保持这个时代面里一个自我，抓紧摄影机，把我生活这个时代里自我的感受，和拍摄出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生命才有意义吧。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座的可能是青年才俊我觉得这个时代资讯也非常多，大家受教育的程度也非常好，我觉得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特别多满世界都是，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反叛，有一种勇敢，可能才会给这个时代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东西。谢谢。
　　　1：贾先生请留步，有没有同学要现场提问，请那位同学。
　　　学生1：谢谢主任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想问两条问题，你对中国的电影产业的，现在状况的看法，以及将来发展的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电影好像跟西方比起来好像死亡之后再弄重生，这个就是未来想拍的一个最有名的片子，你未来愿望能不能反应学生的生活，就是你说的80年代学生的生活。谢谢。
　　　贾樟柯：中国电影产业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发行过我的第四个影片《世界》在国内发行，其实这次发行之旅认识中国电影产业现状的一个旅行一样。因为之前我的三个电影都没有机会进入主流的发行里面，通过这次的发行我觉得其实问题非常多，我觉得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影院可能基本上荧幕上放映的都是美国电影吧。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对观众的影响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比如说我曾经觉得那么多的DVD会带来一个非常多元的人们对电影的选择和认识，其实不一定，其实荧幕上大量的快餐式的美国电影已经在十几年里影响了观众的欣赏的兴趣习惯，我觉得观众便的越来越简单，比如说对，就是说对需要互动的有一些思考能力的影片有一种排斥，习惯的改变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贾樟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整个产业的还是处在工业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很少有很好的类型电影，因为我刚刚从香港回来，然后这两天看了差不多演艺学院他们有电影的学员，他们差不多有20部到30部之间这样学生的作品，大多数是商业的制作，表现出特别大的商业电影的才华，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才结构，基本上每个年轻导演进入电影界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大兴趣去拍商业电影，所以我觉得人才的结构，体制很多东西让产业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慢慢来会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到学生，我一直喜欢南京有一个作家韩东他有一个小说，《同窗共读》讲一个中专在一个小城市，郊区中专学生的生活，我一直在留意这个小说，可能有一天会改编他吧。
　　　1：好还有一个问题时间。那边穿红衣服那位同学。
　　　学生2：你好，你最后说是对国家有所贡献，我想应该是科学，相对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保障，我想就是说去年有一个导演叫刘浩拍了《好大一对羊》就是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片子，我觉得，包括我现在也在写一个小说，关于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小说，关于中国这种民族化进程，民主制度改革的创作也好，观察或者认识也好，你对这方面是怎么来做的。或者说，您对一个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制度变革中，您认为这方面的创作，您认为有他的市场行为价值。
　　　贾樟柯：我觉得电影本身，可能就是表达了一种，一个民主的要求吧，包括特别多的年轻导演叙事方法的改变，也带来了电影里民主意识，其实电影里也是有民主在里面的。比如说几乎所有的一个上帝一样的人，他洞悉一切，能够给观众非常多的指引，他能对生活很轻易的做出一个结论，甚至他会非常主观的对生活加以评价，慢慢的我们中国观众也形成一个习惯，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电影在告诉我们什么，总有一个期待，期待影片或者导演告诉观众一个结果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不民族的影像形式，如果你留意年轻导演的叙事，几乎所有的叙事者本身不是一个强者，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导演也是一个比如说他也是迷盲的人，他也是面对生活焦虑的人，这两种影片有很大的民族意识的跨越，有现代精神的跨越，这是中国电影里发生最珍贵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文化的限制，包括比如说甚至包括我们身上，有可能有我们都看不到文化负面的东西，可能我们身为中国人，也经历过文革的××，有斗争的哲学，比如说会有一种身上甚至会有一种法西斯心，这所有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从对自我的观察，对自我的文化腹面的文化限制的一种清除开始的。那我个人做电影的时候这一点作为一个创作者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非常重要的品质。
　　　贾樟柯：他首先是个人得问题，其次也可以是民族的问题，电影毕竟是，他就是一个要求吧。
　　贾樟柯：自然事件的走向，摄影机其实这时候你拍到的究竟是真实还是不真实，那么我就说其实考验到摄影机背後的人，你面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洞察力自己有没有透过这样的繁杂的线索来找到一个真实的秩序的能力，那么我觉得并不是说电影能不能真实，而是摄影机背後的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角度，有一种见识，把一种发生在一个，比如说当今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可能性，充满复杂性真实的把他讲述出来，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拍纪录片，同时也在拍故事片，当然故事片都是扮演的都是假的都是演员演的，不管你是副职演员还是职业演员都是假的，但是整个故事本身结构由一个导演去操控的时候，我会愿意把我观察到的真实，特别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真实，我们看不到的那种，发生在心理的真实，把他通过一种协作，把他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真实感是更重要的吧。
　　　贾樟柯：我补充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所了解的生活，经验都是比较狭窄的，怎么样培养自己打破事业的东西挺重要的，包括我们对其他的了解，其他现实的了解，这种热情，或者这种好奇心，也是会带给我们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面对的现实挺不一样的，每个人现实都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他坐着飞机去上海和坐着长途公共汽车去上海，或者坐着船去上海，或者坐着硬座火车去上海，已经看到的是不同的现实，关键就是说，并不担忧的是，并不可怕的是，现实分成这么多种，而是不同的现实之间的人，你还相信不相信有另外的生活。你还愿不愿意体会和感受别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创作做文艺的他是一个感情的活动，需要这样，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这点。
　　　学生6：我有一个具体问题，想问一下贾樟科导演。是这样的去年在××导演拍的《可可西里》以后，他父亲陆天明曾经对他讲，说你可以在电影圈立足了，对于电影从业人员来讲，尤其是对于不是电影圈里的人来讲，想进入这个圈子特别的艰难，你也是从您自己也讲，从山西小县城过来，可能进入这个圈子，而且就是说现在已经立足立的特别的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感想。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你初入电影圈到底感想是什么。这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想进入电影圈，或者成为电影的从业人员，从业者来讲，需要具备那些素质条件，或者说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另外我自己也是学电影的，也有这个意向所以请教一下。
　　　贾樟柯：我在做电影的时候我不认为有一个电影圈或者说我不把这个电影圈放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进入那个圈子呢。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去做事情，去做我们新的东西，新的电影，所以就说以前，经常会把我的电影跟其他导演来对比，甚至有的媒体会说有一个人新拍了一部电影，他好像是对张艺谋对谁的一种挑战，其实完全没有。没必要去挑战，也没有必要去针对什么人去工作，电影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我想拍电影，我就找我的方法去拍，没有钱拍，我一万块钱也能拍，首先不要在意这个圈子不要觉得进入什么圈子才能开始工作，我觉得大陆朝天，你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系统，所以我刚才也在讲，我觉得怀疑和反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生活有很多惯性，包括这种所谓的圈子，也是一个惯性的牺牲，可能是利益集团，可能是什么东西，你怀疑他不在乎他，你去做就可以了，这也是年轻人能干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反叛，包括对这个圈子的反叛。
　　贾樟柯：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医疗也好，教育也好，他是一个公共事物，公共事物有一个问题要尽量做到公平公正，这种机会不公平不公正，这是一个根吧，我觉得，我说一点比较感性的，可能在山区里200块钱是他的生死钱，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小手术的一个钱，但是这两百块钱在北京就是一个餐桌上很普通的一桌饭，这里涉及很多背後的东西，现在比如说我很吃惊贫富巨大的分化。
　　　贾樟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我的老家看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车队全是清一色的宝马，那个车在一个山区的煤矿里面，是一个煤矿主，他同时买了十几辆汽车，发给他的儿子、儿媳，那么你会知道同时又有很多人，他每天下矿井收入很少，这样我觉得这背後，公正的问题，或者公平的问题，背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从我看到的生活里想这个问题，包括受教育的问题，以前电影学院，我们上学三千块钱已经算很高了。但是现在比如三千块钱可能上不起这个学，特别学摄影的，你自己买摄影器材，买胶卷，因为没有背後的公平在里面，有可能以后学摄影的都是有钱人家，那么穷然穷人家孩子不爱摄影吗，不一定。这里面我觉得是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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