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伊朗里洄游(转载)

　　在电影的伊朗里洄游(转载)
　　　
　　　朱靖江
　　　
　　　一听说可以打着电影频道的旗号选一个国家去采访,我二话没说就奔了伊朗。虽然英法美日的花花世界咱还没有沾过,而且头一个签证号就给了美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似乎对前程有些暗暗的不妙，但一想到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穆森·马克马巴夫、马基德·马基迪这些朴素而伟大的名字，还是把思想端正了端正，带着24盘录像带和一个摄影师，踏上了奔赴德黑兰的漫漫长途。
　　　
　　　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我们被打发上一条最廉价而费时的航线：先落地东五区的莫斯科，在机场内一间爱尔兰式酒吧里泡足了4个小时，又掉头折回东四区的德黑兰。当这架老飞机终于降落到伊朗土地上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多钟了。走下飞机的前几分钟里，我看到妇女们纷纷在头顶裹上了围巾。
　　　
　　　伊朗电影的灵息还没有出机场就吹拂到了我的头上：在一块宾馆订房的广告牌上，用英文写着“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让所有被这部电影感动过的人们会心一笑。应该说，伊朗电影对国家形像的重新塑造功不可没，在全世界因为拉什迪(被霍梅尼下令全球追杀)的凄惶处境而对伊朗的毛拉们心怀恐惧的时候，电影大师阿巴斯却为人类贡献出《橄榄树下》、《樱桃滋味》、《随风而逝》等人性深沉的电影杰作。不仅如此，在阿巴斯的身后，还站立着一大批成就非凡的伊朗导演，这其中既有穆森·马克马巴夫、马基德·马基迪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有萨米拉、巴赫曼·哥巴迪等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今年，伊朗电影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几十个国际电影奖，在全球影坛风光无限。至少在很多电影发烧友的眼里，伊朗已经从噩梦般的神权国度变成了艺术电影的麦加乐土。
　　　
　　　十一天的伊朗之旅，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马克马巴夫电影之家”和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前者是伊朗大师级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手创的家庭电影学校兼制片作坊，后者则象毛主席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将电影事业的星星之火燎开了伊朗广大的原野。
　　　
　　　四年前，穆森·马克马巴夫16岁的女儿萨米拉想要学习电影的时候，穆森老爹放眼伊朗，没有一所电影学校入他的法眼，于是索性自己在家中开坛授课，首批学生就是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1998年，萨米拉携带第一份作业：电影《苹果》，参加了戛纳电影节，以18岁的神童风采让国际影坛震惊了一把。到2000年，“马克马巴夫电影之家”终于全面开花：萨米拉拍摄的《黑板》赢得了戛纳的金摄影机奖；穆夫人的处女作《当我成为女人时》在短短三个月里就挣来了11个国际电影奖；甚至穆家最小的丫头，年仅8岁的汉娜也搞出个名叫《姨妈病了》的数码短片，在釜山电影节上露了一面。这种倾巢而出式的电影家庭在伊朗只此一家，在全世界也鲜有耳闻。特别是萨米拉以“美女导演”的灿烂形象在国际影坛顾盼生辉的时候，伊朗女子的美丽与智慧着实让各国影人瞠目不已。
　　　
　　　如果说穆森一家的传奇经历还不足以勾勒出伊朗电影业的兴旺景象，我所拜访的另一票人马——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却真正是“电影全民运动”的主导力量。这个分支机构遍布伊朗全境的民间电影组织，不但在十五年间培训了四万多有志于拍电影的追梦少年（和少女）：教他们如何写作与拍摄；为他们提供器材和资金；甚至替他们投参国际电影节，而且还将一种乐观进取的电影精神灌输给这些年轻的业余制片手。今年一部影响力巨大的伊朗电影《醉马时刻》就是电影协会的毕业生巴赫曼·哥巴迪创作的。这部讲述库尔德人与严酷的生存环境作斗争的影片，不但在国内外票房极佳，而且还将代表伊朗参加今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角逐。
　　　
　　　众所周知，伊朗和美国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至今德黑兰的闹市区还有一大片围墙里的荒地是当年的美国大使馆，而伊朗导演的电影作品却在近几年的奥斯卡奖上频繁入围（1998年，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比获奖影片《美丽人生》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当我追问执掌伊朗电影大权的文化部副部长多德先生作何评价的时候，这位学者风范的官员气度雍容地说：“我们不把奥斯卡当作政治事件，电影不只是意识形态，它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捕捉和对真实世界的个人反映。因此无须将政治与艺术混为一谈……”
　　　
　　　回望我们祖国的电影大业，远在伊朗的我一时呜呼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