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耿军（上周六聚会刚认识他）

　　《烧烤》/2004年/85分钟
　　导演:耿军
　　摄影：:耿军 李立鹏
　　主演：袁立国 李仲秋 李芳
　　简介：快过春节了,在北京打工的王全和刘景镭没挣到钱。于是,王全出主意找一个陪聊小姐勒索，陪聊小姐何丹丹在上门服务后遭到二人的绑架。经过几天的了解,没有媳妇的刘景镭渐渐喜欢上了何丹丹,在得知王全私吞了何家中寄出的500块钱后,在绑架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刘景镭和王全商量，想放了何丹丹,二人为此争吵了起来，趁王全不在,刘景镭带着何丹丹逃走了。刘景镭与何丹丹在饭馆吃饭时，因为没钱回家，何丹丹试探刘景镭,要不再去当小姐，刘景镭不置可否。何丹丹把大醉的刘景镭搀回住处后，用锤子敲死了熟睡刘景镭。
　　
　　《烧烤》评述：
　　《烧烤》的故事来源自导演耿军在报纸上发现的一则社会新闻，但结尾何丹丹的报复完全是耿军自我的方式，之前虽有伏笔，但是非常低调，低调到报复的锤子举起来的时候，让沉浸在陪聊小姐和善良的打工者之间温情的观众如此地不知所措。
　　
　　“奴性和惰性都会遭到报复的”，看上去斯文的耿军在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我了解到他是个非常强调立场的人。在《烧烤》里，被绑在房间里的何丹丹和监视她的刘景镭之间逐渐产生的细腻的关系是影片中最动人的地方，耿军是一个善于用细腻的动作来表现内心的人，片中的刘虽有怜悯之心，也体贴动人，却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人，老大王全要在过年之前打劫，刘不反对。何丹丹要逃走，刘犹豫中跟随，甚至最后何试探地问可否再去从业挣钱，刘也不表明态度。仅有感情的立场是不够的，一个除了感情，别无立场的人，报复必然从天而降，如同宿命。
　　
　　片中用了很多长镜头，这也是有限于DV和拍摄空间的憋拗——一个实际上也非常狭小的两间紧挨的独院平房。演员在长镜头里活动，内心的张力和外在的掩饰，反而促成了镜头里的情绪流动的游刃有余。有一个关键的镜头，哥俩争执不休到屋子外面发生了打斗，但镜头却克制在屋内，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耿军看了很多大师的片子，也经常到学院旁听自己喜欢的老师的课，他说自己反感侯孝贤，因为那是他抵触的另一种趣味，而他镜头里的克制和压抑之后的伸张却有不自觉的效仿。
　　
　　显然每个人对趣味的命题是不同的，好的导演有这样的自信，可以将个人的趣味加以感情地描述并放大，从鄙夷所思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趣味野心的实践成功，周星驰是个很好的例子。《烧烤》所张持的趣味有些原生态，最原始、最本能的小人物内心的悸动。当这种悸动放之于画面的时候，犹如显微镜下的昆虫，竟然毫毛毕现。
　　
　　《烧烤》强调的另一层面是揭穿假像，如果最后的报复是个情理之中的决定，那陪聊小姐所说、所做的一切分明是捏造。而这些捏造竟然不露马脚，或者包裹于一个看似真诚的外像之内，正经的立意、所谓的温情都是要遭到拆解的，这不仅出于对没有立场的惩戒，而是一个必须要扭转的一个局面，不要走向怜悯和有限的温情，只要绝对。
　　影片的喜剧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演员的准备选择和调度，三个演员的来源：老大是液氧打击乐队的打击手，表演最细腻的李仲秋是导演的铁哥们，剧本在某种程度上以他为原型量身定做。陪聊小姐的扮演者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一个群众演员。
　　
　　导演访谈
　　记者：为什么要叫“烧烤”？
　　耿军：想了不少名字，经过北太平庄的时候，看见有个灯亮着，很多人在那吃，我的剧本中的人也处于焦灼不安的状态，我特喜欢这个名字，就决定，我的片子要叫烧烤。
　　记者：说说你拍片的经历。
　　耿军：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打工，看小说，在一个宾馆里当服务员，干了两年，宾馆要用当地的人，98年就裁员了，又去广告公司上班，去杂志社，其实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剧本。刚开始的时候，看《北京人在纽约》、看《霸王别姬》，很喜欢，我就自己写剧本。2000年的时候在家养病，天天在家呆着，没事干，就拍了短片《山楂》，拍完了给一些老师看，也有表扬，更多的是说一般，还有的人说，有点猛。拍《山楂》的时候，因为我没拍过片子，我就找了个拍婚礼摄像的，他们有DV。两个人拍了10多天，给了800块钱，我们花了不到300块做了后期。拍完《散装日记》的时候，别人说，有意思。别人这么说还是很肯定的，2003年年底的时候，我发现了《烧烤》的新闻，我决定把它改成长篇。
　　记者：新闻好像是另一个结尾，跟你现在这个完全不同。影片是按照分镜头拍摄的吗？
　　耿军：新闻的结尾原来不是这样的，也是劫匪爱上了陪聊女，但他自己出去报案去了。结果老大判了12年，他判了10年。现在这个结尾是我自己想的。到今年1月18、19号的时候就拍完了。写剧本的时候就分好镜头了，还有就是根据现场走的，随意的东西很多的。很多是演员即兴表演，我说，你怎么觉得生动就怎么演。
　　记者：现在观众看这个片子，都特别有喜剧效果，这是你刻意追求的吗？
　　耿军：我自己没有觉得这个片子特别可乐，后期我看了上百遍，我都没有想到这个片子这么好笑。第一次在北师大放，很多人在笑，我以为是嘲笑，很紧张，交流的时候也很紧张，带了几个演员，后来我自己觉得可能跟《孔雀》一样是个悲喜剧。
　　
　　记者：大家笑有一点因为人物的内心不是直白的，用一些动作来表现，是一种会心的笑。
　　耿军：大家笑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喜欢《鬼子来了》，喜欢《盲井》，那种悲剧结局，喜剧过程的东西，像《站台》、《小武》，别人看了之后评论说，你这个就是《小武》+《盲井》。
　　记者：片子里用了很多流行歌曲，你好像特别强调这种“当下”感？
　　耿军：电影里放的音乐，有《长相依》，老大在大街上买瓜子的时候，还有《流星雨》、《冷酷到底》，这都是我喜欢的音乐。超市里放的是《super star》，全国的超市都放这个。我确实在营造一种“当下”的质感。还有，我挺喜欢江湖那种感觉的，有很多人都喜欢陈星的东西，《流浪歌》，《离家的孩子》，我们这帮人虽然没有去建筑工地，没有去摆摊，但我们的生活其实也跟他们差不多。我在家里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去上班，我想挣80块钱去买东西，每天干12小时搬石头，把石头磨成粉，掺到煤里头。你知道回家用10分、20分钟嘴里的煤渣都弄不干净，脸两天里是洗不干净的。我妈说，我们家也不缺钱，你要是想干什么，不用干这么累的，你干点轻的。认识了一些这样的人：火车旁边塌方了，有人砸到了，他站起来擦擦，接着干活，不会讹人的，有人老婆离婚了，干那种苦力，一天就十块钱，干了10天，我就不想干了，我那几个哥们也不想干了，十天开了八十，去买飘柔洗发水，去买牛仔裤，花自己挣的钱，明白了那种生活。我们家是搞副业的，养鸡，在市场卖鸡蛋，我们老去送鸡蛋，夏天卖冰棍、卖水果，我们有生活积极性。没有深切的都市生活体验，拍都市我拍不了，我没有融入北京这种生活里去，脑袋里的东西还是自己的。
　　记者：你这个故事有细节，也有悬念。
　　耿军：看故事，我觉得细节非常重要。大家都明白，但不把它说得特别白。我特别喜欢希区柯克，观众知道那悬念，但是里边的人不知道，所以大家都看得特别起劲。
　　记者：从你对人物的处理上看，你很反感没有立场的态度，所以你在结尾让何杀死了立场不坚定的老二？
　　耿军：老二有情感的态度，但是立场上非常弱。最后女人说，要是没有钱，我再去卖几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居然还没有态度的时候就非常糟糕了，有人说，把他杀掉了铺垫不够，但是我觉得我的力量用到这了。我原来准备让那老二解那绳子，后来我发现，不行，不能让他解，得何自己解，自己解才对。再一个就是女演员说前史的时候，有可能是错的，说的跟真的似的，她在试探这个男人，这是职业的麻木性。到后来，两个人可能就一念之差。也可以是蓄谋已久。观众受很多故事的影响，会让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去想，看上去，男女双方真的有感情了，男的让人同情。但这人太没有立场，这是我非常用力的地方，可我不想把我过于用力的地方太直露地表现出来。
　　记者：唯一的温情被杀戮了，你觉得这样不会让人特别绝望吗？
　　耿军：这个片子不绝望啊，因为他们都有依靠——家。片中的女孩没有人给她寄钱，只有父母给她寄，我对家的感觉特别深，两个男的也老说要回家。两个人跑哪去了，可能回家了，可能浪迹天涯了。
　　记者：你觉得做人不能模棱两可？这是你的态度吗？
　　耿军：我觉得做人不能没有立场，否则像算盘上的一颗珠子，被人搬来搬去。只有感情的立场是明显不够的。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有人就站在门口不动，里边不空他就不往里来，喜欢被人挤，小偷不都是在门口作业吗，所以他们老被人偷。我举这个例子不好。我的一些朋友对生活非常不满，但他们就在家里喝酒。奴性和惰性是要遭到报复的。罗大佑的歌里有，我都特别害怕，害怕自己以后没有立场。善良是不被欺骗的善良，如果被欺骗，就是愚蠢了。我喜欢有力量的善良。
　　记者：可见这个结尾才特别有你的态度。整个情节思路的方法才是特别有你的东西。影片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在一个局限空间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
　　耿军：还有一点你注意到没有，我的片子没有让国家机器介入，就是警察什么的，我个人认为，我不喜欢国家机器，有点无政府主义。大街上唱歌唱得最响亮的是民工，是卖菜的，是出力的。我喜欢表现这些人。
　　记者：影片没有用美工吧？
　　耿军：都是实景拍摄。墙上有一幅画，买来贴上去的，其余的就没有了。
　　记者：我注意到长镜头特别多、特别长，这是你的倾向吗？
　　耿军：很多人没察觉到长镜头有多长，还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在屋子里吵架，人出去了，镜头没有出去。他们两争执起来，我当时就没有出去，给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当时就不想出去拍，大家都看过打架，有什么可看的，就两个笨男人。
　　说到长镜头，其实我不太喜欢侯孝贤的片子。我喜欢贾樟柯大于侯孝贤，侯无趣，贾有趣。
　　记者：用的什么机器？投资多少？
　　耿军：松下500，都不是专用机器，前后花了5000多块，演员都是义务的，没花钱。
　　记者：你说自己喜欢悲喜剧，是受到什么方面的影响？
　　耿军：我喜欢《紫色》，《花火》，我也非常喜欢《座头市》的结尾，他被石头绊倒之后说，“即使我把眼睛睁得很大，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我喜欢这个结尾。
　　记者：开头的画外音很有效果，很抓人。
　　耿军：我想在前5分钟就抓住人，《鬼子来了》第一场戏就很厉害。这个和《罗拉快跑》是我看过最多遍的片子。
　　记者：你提到趣味，其实每个人趣味的标准是不同的，你认为侯孝贤没趣，但恰恰有人就认为那是最有趣的。
　　耿军：像《海上花》我就特别不喜欢，里边表演不好，但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趣味这个东西众口难调。我不喜欢特别雅的东西，我喜欢俗的东西，街头的弹唱，我喜欢赵本山、东北的魏三。我喜欢生活流的片子，像宁瀛的片子、贾樟柯的片子。她的现实感还好，虽然生活流，我还要有趣味。像《卡拉是条狗》就很有趣味。
　　记者：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片子的？
　　耿军：我有个朋友，看到我的第一个短片的时候，说，不行，我得使劲来挑好的地方，看到第二个片子的时候，说，不错，可以挑挑坏的地方了。看到《烧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天生有才，但是后天都磨没了，说我是天生没才，但后天比较努力。他决定下一部片子要投资了。
　　记者：发现你很善于调度演员？
　　耿军：国内的好演员特别多，但不一定能用好。我喜欢表演。英若诚告诉英达：你能找到什么是俗，就行了。我喜欢英达，还喜欢赵本山。
　　记者：下一部片子有计划吗？会选择什么样的演员？
　　耿军：三段式的长片，叫《青春》。在东北拍，有点史诗意味的长片，演员还没定，想过找当地的二人转演员来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