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请嘲笑那个叫做命运的东西

　　细节的力量
　　　在戛纳，看完《青红》之后，台湾导演杨德昌说，影片的内容让他深有感触——《青红》中有段跳舞的戏，是表现30年前的年轻人如何背着父母跑去约会的情景。看到秦昊扮演的小混子模仿“猫王”的打扮吊儿郎当地出场时，杨德昌说当时就笑得不行，这种装扮跟30年前台湾年轻人的装扮一模一样。在他眼里，王小帅把他们那一代人的回忆勾回来了。
　　
　　
　　
　　
　　
　　
　　　和不久之前的《孔雀》一样，在《青红》里有着更粗略、更符号化却不乏相似的时代细节：广播体操、地下舞会、烫发、高跟鞋、喇叭裤、日本电影《阿西门的歌》……去看电影的孟京辉说：“这电影，没有大的细节，但也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但是这绝对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怀旧”的电影，因为你不会从银幕上获得任何怀旧带来的温馨和美好，却会感受到命运的残酷：19岁的青红和父母挤在一辆吉普车中在清晨偷偷离开了她的出生地——贵阳小镇，身后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那枪声昭示着一批生命被“严打”——其中包括她的初恋情人小根，在爱她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强暴了她。青红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梦想是不惜一切也要重回上海。如果不是这个梦想，他们就不会干涉女儿和本地青年小根的恋爱，那么小根就不会强暴青红，也不会被“严打”。影片因此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梦想，可是当这些梦想交织在一起，却产生了巨大的灾难，这或许就是那个被叫做“命运”的东西——导演顾长卫对《孔雀》的阐释亦可以完全用于《青红》：“这部电影讲述了个人和家庭、命运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人期望冲破他们的命运界限的痛苦和挣扎。”
　　　距“伟大”的距离
　　　这正是王小帅眼中的80年代。王小帅说，《青红》是他一直想拍的电影，因为他的故事和青红非常相似：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父母带着他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一大片山呼啦啦都被2000多名上海人占了，小学里说的都是上海话。然而这里的孩子时常会遇到青红一样的窘境：他们把贵州当作自己的家乡，可是父母却坚持着回上海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会粗暴地干涉孩子的生活，就像《青红》里青红的父亲像押送犯人一样押送青红上下学，就像老师会当众剪掉学生过于宽大的裤脚。
　　　《青红》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含义：关于个人和集体，关于自我和大众。王小帅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戏剧性：“那是个‘文革’已经过去，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的交界状态的时期；一方面异化早就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朦胧的觉醒。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出现的范围和深度会更广，但在那个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和时代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的求生意志是非常戏剧化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却不能掌控自己，大的环境是不确定的，自己也是不确定的。”
　　　然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青红》还是太沉重了，那种压抑和阴郁，让你看完电影好久还会沉得难受：看到人还是要输给命运，理想破灭，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那种难受感，让人质疑生活的意义。一种对《孔雀》的评论是：“它的呈现是准确的，但如果能够有某种救赎，能够有某种力量，它能再给我希望，再带我再往前走一步，我会更加感激。”《青红》也同样如此，我们欣赏王小帅的反思和彻底，但我们依然无法遏止对超越苦难、给人希望的力量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肖申克的救赎》在现实中只能是另一个佘祥林案，却依然在安迪逃出监狱的一刹那泪流满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步，是一个好的作品和一部伟大的作品之间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