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回你发的帖子后面的文字好好看看。
最后一次警告!
2005-05-28 19:35:11 老猪 (暫住中國)
2005-05-28 21:01:19 刘兵
款项没有给全不说,反而拉杂一些和钱款交付没有关系的事情妄图遮人耳目,把两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事情混在一起混淆视听,真是下做的高明.如果光明磊落,何本人为什么不敢正大光明的出来对峙,要知道老猪可是从来都以公开的身份和你说话的.由此从常识我们就可以判断,只有什么样的人才愿意躲在暗处,终日鬼鬼祟祟,胡搅蛮缠不按道理出牌.
记得前些日子我和自己的一个朋友提到现象与何某人这件事,我才说到一半那个朋友马上就说肯定是让人骗了.当时他是以一个过来人和圈内人的老成笑着对我说的,因为他也是自己在做公司,而且和我比起来在影视圈也算是老江湖了.从他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上我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圈子的鱼龙混杂,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猪的遭遇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警示,这也是他把某些人的丑行公开揭发出来的最大意义.
记得前些日子我和自己的一个朋友提到现象与何某人这件事,我才说到一半那个朋友马上就说肯定是让人骗了.当时他是以一个过来人和圈内人的老成笑着对我说的,因为他也是自己在做公司,而且和我比起来在影视圈也算是老江湖了.从他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上我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圈子的鱼龙混杂,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猪的遭遇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警示,这也是他把某些人的丑行公开揭发出来的最大意义.
2005-05-28 21:13:32 wemdsheep
楼上的是那个出名的导演吧?搞鬼把别人的买卖的东西扯你身上干吗?你是一个导演,给人拍片就好好拍,干吗这里来占了便宜还卖乖?
基金是给导演的?你听谁说的啊?我做了十几年的电影也没有听说这回事。别自以为中国人都不认识外国字你就来胡蒙了!见鬼去吧。
另外,如果2/5都没有拍完的话,最后怎么卖还出音像了呢?欲盖弥彰要做的彻底点,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由你来骗。
这种导演,都去他妈的吧。
基金是给导演的?你听谁说的啊?我做了十几年的电影也没有听说这回事。别自以为中国人都不认识外国字你就来胡蒙了!见鬼去吧。
另外,如果2/5都没有拍完的话,最后怎么卖还出音像了呢?欲盖弥彰要做的彻底点,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由你来骗。
这种导演,都去他妈的吧。
2005-05-28 21:21:52 刘兵
痛打落水狗,转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大家看个清楚
谈谈《蔓延》作者:苏七七 来源:七七影音书
1.
《蔓延》是2003年元旦开机的。当时的情况是,现象工作室的负责人朱日坤打算投拍一部独立电影,DV制作,前期成本控制在5万元,然后送国际电影节,争取获奖并获得后期制作费用,如果可能,再进行转胶。朱日坤组织的现象工作室以组织独立电影的观影活动为主营业务,通过这种方式,与国内的大多数年青导演都建立起良好关系,并与国际电影节能够接轨。在这个基础上,投拍一部独立电影,既是一种理想,同时也是将艺术理念与关系资源转化为具体实践的一次尝试。
现象工作室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十分紧张的,实际上,朱日坤通过其它方式来源的基金,在坚持主持这个收支并不平衡的电影工作室,5万元的成本预算里,并不包括人工费用,也就是说参与这个电影的工作人员,比如导演、副导演、演员等,并没有得到酬金,朱日坤给主要工作人员付了1000元,次要工作人员付了600元,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红包”。
元月一日《蔓延》开机,剧组的主要工作人员是两个制片,现象工作室的朱日坤与金瑞,导演何建军,摄影袁德强、录音刘莘莘、演员于博、王亚梅、胡小光、娜仁其木格、苏放,以及与这部影片联系很密切的电影学院的崔子恩老师。这个名单看下来,象是有着共同爱好的一群朋友的一次电影游戏。其中于博、袁德强是崔子恩的学生,娜仁其木格是袁德强的女朋友,女主演王亚梅的姐姐宝罗兼任这个电影的音乐,而苏放又是宝罗的好朋友。但由于这个电影拍摄还是一个对个人来说不算小的投资,参与者也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因此一开始轻松愉快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在经济问题、时间问题越来越尖锐的后期,制片与导演之间的矛盾就越演越烈了。同时,剧组一开始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化妆、道具人员,但随着拍摄的进展,这些工作又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有新的人员介入到这个剧组,导演找到了一个人,能够帮助剧组解决一些难办的场地问题,但是这个人也按收取了对于剧组来说超出预算的费用。除了录音器材的租凭、录像带的购买等必须开支之后,一个十余人的剧组的食宿费用成为一笔相当大的主要开支。而后来,演员与工作人员开始抱怨打车的费用都不能得到报销。
选择何建军作为导演,对于制片朱日坤来说,有考虑到作为一个资深的独立电影导演(有作品《风景》、《悬恋》、《邮差》),何建军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与影响力,他与鹿特丹电影节的关系使电影容易从这个电影节获得后期资金。但是一个“老导演”与一个“新制片”在剧组的关系也是很难平衡的,朱日坤不能够控制住拍摄时间与资金,最后,这个电影的完成超过了预定档期(预计半个月,最后拍了二十多天),并大大超支了,前期投入达到了10万元。而对这个电影来说最麻烦的是,何建军在这个影片得到鹿特丹的后期制作费用后,直接与电影节联系,把朱日坤搁下,成为这个电影的所有者。朱日坤除了在现象工作室的网站上发文对此表示揭发和谴责之外,并没有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一部“地下电影”来说,法律责任的追究显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电影节虽然在鹿特丹电影节参展并得到资助,但是并未获得任何更显赫的奖项,由于电影中对大量影碟的内容引用,使它又涉及复杂的版权问题,联系国外播出有相应障碍。所以,这个电影在中国当代的独立电影制片中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或重要的电影,何建军后来将DVD版权卖给一个碟商,在发行的DVD封面上,碟商使用了一张相当暴露的剧照,将这个电影向着暴力色情的方向靠拢。
我当时是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一个在读学生,由于对中国当代青年电影的兴趣与关注,通过与朱日坤的朋友关系,介入这个剧组并任场记一职,在剧组里呆了20天,从而对在中国,一部用DV拍成的独立电影是如何诞生了,有了最直接的认识。
2.
《蔓延》这个电影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片断的串连,这也是何建军惯用的一种结构手法(参见《邮差》)。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艺术院校女教师、一个妓女与一个盗版碟商,一个故事关于一对下岗夫妇岂图持枪抢劫,还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得了绝症的音乐人。串连起所有故事的,并且也是电影主题的,是在中国“蔓延”的盗版碟片。在影片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在街头、在酒吧、在校园里出没有卖碟人,时尚青年、民工、艺术从业者等等各行各类人,都介入到这个中国的“地下行业”中来,盗版影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一道无声的,却又斑驳的风景。
从这个电影梗概来说,《蔓延》也许可以做成一个不错的电影。但事实上,这个影片是生硬的、凌乱的、缺乏诚恳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而以各种想当然的方式进行表达上的投机。导演有几张纸的关于这部电影的大纲,但并没有详尽的分镜剧本。他一般在拍摄的前一天确定后一天要拍摄的内容,再在第二天的现场决定分镜。这种方式听上去是很“王家卫”的,但是对于一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剧情片,显然并不合适,这也是导致档期拖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影片试图表现出一个现象与一种状态,并阐释某种人性内容。但这个影片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不成功。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时代现象的表现,是应当以细节的准确与真实为基础的,但是在《蔓延》中,细节几乎都是临时的一点想法,而完全没有经过认真的安排。以具体的碟贩子而言,为了展示一种盗版的广泛性,安排了几个不同地点,找几个临时演员来充当(大多数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以一天二十块钱的价格找来的),同为社会底层,这些临时演员与碟贩子是有些共同气息的,但是就角色而言,他们显然完全不熟悉,完全是照着导演的意图,作出热切的样子,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自然面貌。电影中的几个重要场景,碟片的批发点、几个假警察的窝点一个假酒厂,都是临时找来的地方,并没有真实的依据。这就造成了整个电影的基础非常薄弱,是在一个伪装成“真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情节的安排再不合情理的话(下岗工人夫妇那段),就完全失去了可信性。
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人物的把握,也走的是一个套路。——电影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几乎包括了一个“地下电影”所能引起的所有熟滥想象:底层人群(下岗工人夫妇)、边缘人群(妓女)、艺术青年(女教师、音乐人与盗版碟贩),性、暴力、生命与死亡这些普遍性或终极性的主题在电影里一个也不少,并且都以一种严肃的口气出现,但是当它们粗劣地被混杂在一起时,产生的效果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惊讶于这部电影的芜杂。当一部电影试图作出对现实的把握与对问题的理解态度时,它采取的某种近乎不负责任的方式,最后只能导致电影的完全失败。
由于做这个电影的场记工作,我记录下来了这个电影的几乎每一个镜头,以至于在拍完这个电影不久,看这个电影的初版和再版两个剪接版时,几乎“目无全牛”地,失去了对这个电影的判断能力:看到一个镜头,常常想到的是这个场景里的人是哪里找来的,租这个地方用了什么方式多少钱。在时隔几乎两年之后,我重新看了一回这个电影,不由感慨,它真是一个糟糕的电影,对于由DV燃起的中国独立电影的新希望来说,它只能说是,提供了一个失败的样本。
3.
除了用DV拍摄之外,《蔓延》这个影片,显然还延用的是一部胶片电影的拍摄方式,何建军虽然以一个独立电影人而为人所知,但他的电影经验,更多地应当是来自于为陈凯歌做副导演的经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由于DV拍摄,而采取某种革新性的方式,做到节约成本,体现新风格。DV的意义,好象仅只是在于成本的低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可以对一个镜头进行更多次的拍摄,为后期提供更多的剪辑可能。
一部胶片电影是需要一个完备的剧组的。在拍摄过程中,《蔓延》的剧组也在不停的“壮大”之中,副导、化妆、剧照师等等都参与到这个影片中来,由于事前缺乏清晰的理念指导与过程中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一部DV电影只能跟着旧的拍摄方式走,于是成本也就并不象想象中的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实际上,它所实际花费的费用,已经与贾樟柯拍摄胶片电影《小武》的费用很接近了。如果对一个DV电影的最大希望,是希望它一方面能够由于成本低廉,得到拍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成就,得到转胶可能的话,《蔓延》显然走了一个大弯路。
在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洋溢着浓厚的一种文艺青年的游戏气息,几乎所有的剧组人员都在影片中客串过群众演员的角色,连摄影师都客串了一分钟——其时由导演本人掌镜。而几个场景,分别是在摄影袁德强家、音乐宝罗家、演员苏放家拍摄的。每天在剧组一起吃饭的人都团团围一个大桌,包括必要的人员、不必要的人员以及来看看、玩玩的朋友,这也导致了伙食开支成为一个相当高的支出。
从《蔓延》的失败来看这个电影,除了电影本身,还为以DV拍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些教训:如果这个电影不是纯粹的玩票,而是一个严肃的制作,投入了相当资金,并试图通过国际电影节作为中介,实现资金的回收与继续制作的话,显然要将一种游戏态度从剧组中排除,而保持整个流程的职业水准。而退一步说,以DV来拍摄一部电影,应当是能够通过器材费用的降低,剧组人员的精简,从而实现更多的试验性可能的,而不是在拍摄方式上,依然接一部“大电影”的方式走。《蔓延》最后成为旧制度与新媒介的一个奇怪的嫁接产物,旧制度处在一种不稳定、不职业的状态中,新媒介的空间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这也许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过渡性作品,它留给DV爱好者的一个警示与问题:如何能够真正地通过DV的优势,比如器材的低廉、剧组的精简,从而实现更大的试验可能性。而不是开着一辆新车,却朝着老路走。
谈谈《蔓延》作者:苏七七 来源:七七影音书
1.
《蔓延》是2003年元旦开机的。当时的情况是,现象工作室的负责人朱日坤打算投拍一部独立电影,DV制作,前期成本控制在5万元,然后送国际电影节,争取获奖并获得后期制作费用,如果可能,再进行转胶。朱日坤组织的现象工作室以组织独立电影的观影活动为主营业务,通过这种方式,与国内的大多数年青导演都建立起良好关系,并与国际电影节能够接轨。在这个基础上,投拍一部独立电影,既是一种理想,同时也是将艺术理念与关系资源转化为具体实践的一次尝试。
现象工作室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十分紧张的,实际上,朱日坤通过其它方式来源的基金,在坚持主持这个收支并不平衡的电影工作室,5万元的成本预算里,并不包括人工费用,也就是说参与这个电影的工作人员,比如导演、副导演、演员等,并没有得到酬金,朱日坤给主要工作人员付了1000元,次要工作人员付了600元,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红包”。
元月一日《蔓延》开机,剧组的主要工作人员是两个制片,现象工作室的朱日坤与金瑞,导演何建军,摄影袁德强、录音刘莘莘、演员于博、王亚梅、胡小光、娜仁其木格、苏放,以及与这部影片联系很密切的电影学院的崔子恩老师。这个名单看下来,象是有着共同爱好的一群朋友的一次电影游戏。其中于博、袁德强是崔子恩的学生,娜仁其木格是袁德强的女朋友,女主演王亚梅的姐姐宝罗兼任这个电影的音乐,而苏放又是宝罗的好朋友。但由于这个电影拍摄还是一个对个人来说不算小的投资,参与者也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因此一开始轻松愉快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在经济问题、时间问题越来越尖锐的后期,制片与导演之间的矛盾就越演越烈了。同时,剧组一开始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化妆、道具人员,但随着拍摄的进展,这些工作又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有新的人员介入到这个剧组,导演找到了一个人,能够帮助剧组解决一些难办的场地问题,但是这个人也按收取了对于剧组来说超出预算的费用。除了录音器材的租凭、录像带的购买等必须开支之后,一个十余人的剧组的食宿费用成为一笔相当大的主要开支。而后来,演员与工作人员开始抱怨打车的费用都不能得到报销。
选择何建军作为导演,对于制片朱日坤来说,有考虑到作为一个资深的独立电影导演(有作品《风景》、《悬恋》、《邮差》),何建军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与影响力,他与鹿特丹电影节的关系使电影容易从这个电影节获得后期资金。但是一个“老导演”与一个“新制片”在剧组的关系也是很难平衡的,朱日坤不能够控制住拍摄时间与资金,最后,这个电影的完成超过了预定档期(预计半个月,最后拍了二十多天),并大大超支了,前期投入达到了10万元。而对这个电影来说最麻烦的是,何建军在这个影片得到鹿特丹的后期制作费用后,直接与电影节联系,把朱日坤搁下,成为这个电影的所有者。朱日坤除了在现象工作室的网站上发文对此表示揭发和谴责之外,并没有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一部“地下电影”来说,法律责任的追究显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电影节虽然在鹿特丹电影节参展并得到资助,但是并未获得任何更显赫的奖项,由于电影中对大量影碟的内容引用,使它又涉及复杂的版权问题,联系国外播出有相应障碍。所以,这个电影在中国当代的独立电影制片中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或重要的电影,何建军后来将DVD版权卖给一个碟商,在发行的DVD封面上,碟商使用了一张相当暴露的剧照,将这个电影向着暴力色情的方向靠拢。
我当时是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一个在读学生,由于对中国当代青年电影的兴趣与关注,通过与朱日坤的朋友关系,介入这个剧组并任场记一职,在剧组里呆了20天,从而对在中国,一部用DV拍成的独立电影是如何诞生了,有了最直接的认识。
2.
《蔓延》这个电影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片断的串连,这也是何建军惯用的一种结构手法(参见《邮差》)。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艺术院校女教师、一个妓女与一个盗版碟商,一个故事关于一对下岗夫妇岂图持枪抢劫,还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得了绝症的音乐人。串连起所有故事的,并且也是电影主题的,是在中国“蔓延”的盗版碟片。在影片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在街头、在酒吧、在校园里出没有卖碟人,时尚青年、民工、艺术从业者等等各行各类人,都介入到这个中国的“地下行业”中来,盗版影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一道无声的,却又斑驳的风景。
从这个电影梗概来说,《蔓延》也许可以做成一个不错的电影。但事实上,这个影片是生硬的、凌乱的、缺乏诚恳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而以各种想当然的方式进行表达上的投机。导演有几张纸的关于这部电影的大纲,但并没有详尽的分镜剧本。他一般在拍摄的前一天确定后一天要拍摄的内容,再在第二天的现场决定分镜。这种方式听上去是很“王家卫”的,但是对于一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剧情片,显然并不合适,这也是导致档期拖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影片试图表现出一个现象与一种状态,并阐释某种人性内容。但这个影片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不成功。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时代现象的表现,是应当以细节的准确与真实为基础的,但是在《蔓延》中,细节几乎都是临时的一点想法,而完全没有经过认真的安排。以具体的碟贩子而言,为了展示一种盗版的广泛性,安排了几个不同地点,找几个临时演员来充当(大多数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以一天二十块钱的价格找来的),同为社会底层,这些临时演员与碟贩子是有些共同气息的,但是就角色而言,他们显然完全不熟悉,完全是照着导演的意图,作出热切的样子,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自然面貌。电影中的几个重要场景,碟片的批发点、几个假警察的窝点一个假酒厂,都是临时找来的地方,并没有真实的依据。这就造成了整个电影的基础非常薄弱,是在一个伪装成“真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情节的安排再不合情理的话(下岗工人夫妇那段),就完全失去了可信性。
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人物的把握,也走的是一个套路。——电影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几乎包括了一个“地下电影”所能引起的所有熟滥想象:底层人群(下岗工人夫妇)、边缘人群(妓女)、艺术青年(女教师、音乐人与盗版碟贩),性、暴力、生命与死亡这些普遍性或终极性的主题在电影里一个也不少,并且都以一种严肃的口气出现,但是当它们粗劣地被混杂在一起时,产生的效果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惊讶于这部电影的芜杂。当一部电影试图作出对现实的把握与对问题的理解态度时,它采取的某种近乎不负责任的方式,最后只能导致电影的完全失败。
由于做这个电影的场记工作,我记录下来了这个电影的几乎每一个镜头,以至于在拍完这个电影不久,看这个电影的初版和再版两个剪接版时,几乎“目无全牛”地,失去了对这个电影的判断能力:看到一个镜头,常常想到的是这个场景里的人是哪里找来的,租这个地方用了什么方式多少钱。在时隔几乎两年之后,我重新看了一回这个电影,不由感慨,它真是一个糟糕的电影,对于由DV燃起的中国独立电影的新希望来说,它只能说是,提供了一个失败的样本。
3.
除了用DV拍摄之外,《蔓延》这个影片,显然还延用的是一部胶片电影的拍摄方式,何建军虽然以一个独立电影人而为人所知,但他的电影经验,更多地应当是来自于为陈凯歌做副导演的经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由于DV拍摄,而采取某种革新性的方式,做到节约成本,体现新风格。DV的意义,好象仅只是在于成本的低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可以对一个镜头进行更多次的拍摄,为后期提供更多的剪辑可能。
一部胶片电影是需要一个完备的剧组的。在拍摄过程中,《蔓延》的剧组也在不停的“壮大”之中,副导、化妆、剧照师等等都参与到这个影片中来,由于事前缺乏清晰的理念指导与过程中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一部DV电影只能跟着旧的拍摄方式走,于是成本也就并不象想象中的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实际上,它所实际花费的费用,已经与贾樟柯拍摄胶片电影《小武》的费用很接近了。如果对一个DV电影的最大希望,是希望它一方面能够由于成本低廉,得到拍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成就,得到转胶可能的话,《蔓延》显然走了一个大弯路。
在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洋溢着浓厚的一种文艺青年的游戏气息,几乎所有的剧组人员都在影片中客串过群众演员的角色,连摄影师都客串了一分钟——其时由导演本人掌镜。而几个场景,分别是在摄影袁德强家、音乐宝罗家、演员苏放家拍摄的。每天在剧组一起吃饭的人都团团围一个大桌,包括必要的人员、不必要的人员以及来看看、玩玩的朋友,这也导致了伙食开支成为一个相当高的支出。
从《蔓延》的失败来看这个电影,除了电影本身,还为以DV拍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些教训:如果这个电影不是纯粹的玩票,而是一个严肃的制作,投入了相当资金,并试图通过国际电影节作为中介,实现资金的回收与继续制作的话,显然要将一种游戏态度从剧组中排除,而保持整个流程的职业水准。而退一步说,以DV来拍摄一部电影,应当是能够通过器材费用的降低,剧组人员的精简,从而实现更多的试验性可能的,而不是在拍摄方式上,依然接一部“大电影”的方式走。《蔓延》最后成为旧制度与新媒介的一个奇怪的嫁接产物,旧制度处在一种不稳定、不职业的状态中,新媒介的空间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这也许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过渡性作品,它留给DV爱好者的一个警示与问题:如何能够真正地通过DV的优势,比如器材的低廉、剧组的精简,从而实现更大的试验可能性。而不是开着一辆新车,却朝着老路走。
2005-05-29 03:49:57 qq0117 (天津河西)
假如老猪真打算上法庭
那么建议有上贴类似的东西全部销毁
不要再提及在网上谴责的事情
很有可能被反咬一口
另外似乎有诉讼时限什么的
建议向律师咨询
免的再吃亏
我这一贴也销毁
那么建议有上贴类似的东西全部销毁
不要再提及在网上谴责的事情
很有可能被反咬一口
另外似乎有诉讼时限什么的
建议向律师咨询
免的再吃亏
我这一贴也销毁
朱日坤一口咬住《蔓延》不撒嘴,其实只为一个字“钱”,可实际上他因能力有限,早已把片子转手卖掉,拿了钱,闷着,不吭声!却用虚构和捏造对自己有利的“伪事实”做依据,利用自己的网站肆无忌惮对导演进行攻击,这是他演的“以骂别人来扬自己”的小品,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一定认为谎话说三遍就可成为事实,更何况他讲的已不是三遍,用心极其不健康!甚至有些险恶,可他忘了他有许多不利于他说谎的证据在别人手里……
目击者讲:片子还有五分之二容量没拍完,他就很业余的强令要求停拍,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谁也不知道他躲到那里去了。这样的人能称为制片人吗?他两眼死盯着(Hubert Bals Fund)基金不放,但这笔基金按规定是由导演支配和管理的,与他有何关系?他大有“两头吃”的下作品行。
为戳穿他的下作品行,现把他卖掉片子,退出制作的声明附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并对朱日坤的行为有个正确的判断。
这也是我们对朱日坤先生的最后一次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