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见证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老影刊掇拾

　　见证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 ——老影刊掇拾
　　
　　作者 张伟
　　　1895年，当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大街的咖啡馆里演示他们的发明时，恐怕谁都想象不到，电影会在以后形成那样巨大的一个市场，并对人类的文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在电影庞大的产业链中，若论问世的时间和所占的市场份额，电影刊物绝对是个不起眼的“小弟弟”，但它所产生的能量和影响却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不敢忽视的。
　　　1905年，中国人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整整16年以后，中国的电影杂志才宣告诞生。此后，伴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影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1949年，仅仅20余年间，相继问世的电影杂志就有近300种之多，平均每年约有10种影刊诞生。这些刊物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记录了电影人的喜怒哀乐，是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笔者仅在业已泛黄的纸页当中截取若干篇章，展示给大家，并借此表达对影坛前辈的敬意。
　　　“导演”一词的诞生
　　　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上海北四川路上的“上海大戏院”因经常放映外国电影而吸引了一大批影迷，其中有三位青年经常结伴而去，联袂而回，共同的志向促使他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愿望：创办一份中国自己的电影刊物！1921年，由他们三人共同负责的《影戏杂志》在上海宣告创刊，中国由此诞生了第一本真正专业的电影刊物！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件有影响的事，而这三位拓荒者就是顾肯夫、陆洁和张光宇，三人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文艺界的名人。在编辑业务上，三人有具体的分工，顾肯夫负责创作部分，陆洁分管翻译，张光宇则承担美术设计。
　　　《影戏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欧美电影，故主管翻译的陆洁责任重大，工作繁重，但他却兢兢业业，做得非常出色。由于电影是一门外来艺术，因此，当时使电影工作者感到最不方便的还是电影术语的不统一。如“Director”一词，现在都知道是“导演”，而当时的报刊上却把它分别译成“指导”、“指挥”、“领导”等等不同的名词，使读者感到无所适从。陆洁经过再三考虑，在《影戏杂志》上把“Direc-tor”统一译成“导演”一词。由于这一译名达意妥帖，因此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流行开来。其他如把“Story”译成“电影本事”，把“Star”译成“电影明星”等等，这些在电影界得到广泛应用的专业译名，都出自陆洁之手并首先在《影戏杂志》上刊登。在统一电影术语方面，陆洁及其《影戏杂志》显然具有开创之功。
　　　《影戏杂志》出了两期后即因经济发生困难而难以维持下去，从第3期起改由明星影片公司发行。可惜的是，“明星”创办之初因制片方针选择错误，出品的影片营业不佳，经济很快陷入窘境，发行刊物一事自然也难以为继，《影戏杂志》遂在出版了第3期后正式宣告停刊。虽然《影戏杂志》的生存历史只维持了一年，但仅凭此三期刊物，它也足以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占据一个位置！
　　　一本出版了900多期的影刊
　　　如果有人问：民国时期出版期数最多的电影刊物是哪一种？那么答案是非《电声》莫属。不但如此，《电声》还算得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通俗影刊之一。《电声》由于出版周期变化复杂，故很多提到该刊的文章往往不无小错，另外，也曾有人为怎么也找不到《电声》的一、二卷而迷惑不解。这也难怪，因为《电声》的历史有一个从报到刊的发展轨迹，一般人对此可能就难以知晓了。
　　　《电声》创刊于1932年5月1日，当时的名字叫《电声日报》，由上海三和公司发行，为方形小报。报纸每日四版，头版、二版刊登影坛消息，三、四版则分别为体育版和播音版，故又名《电影与无线电》，内容可以说把当时最时髦流行的两种时尚：电影与无线电播音都包容了，故销路不错。至1933年年底，该报共发行了600期。此为《电声》的第一阶段。1934年1月12日起报纸改成了16开周刊，刊期从三卷一期起计，并正式定名为《电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电声》出至十卷五期停刊。担任主编时间最长的是梁心玺和范寄病。
　　　《电声》从创刊起即标榜畅所欲言，舆论公正，并特地申明：不接受任何免费赠票，宁愿自己掏钱看戏，以保持评论的独立性。《电声》在日报阶段以影评居多，对各家公司所出影片公开评论打分，对外国的辱华影片，也屡屡撰文抨击，予以抵制。改为周刊后，侧重对电影新闻的评述。《电声》还发表过一些有分量的影人文章，对了解他们的心路轨迹颇有价值。此外，它发起的影星评选在当时也曾产生过较大影响，金焰“电影皇帝”的称号就是在《电声日报》的一次评选中获得的。
　　　从1932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电声》累计共出928期，每期畅销达一万册左右。它对当时电影副刊和新闻报道类影刊的创办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它积累的较为系统的文献资料对电影史研究也具有较大价值。
　　　最早的电影评选
　　　1925年6月创刊的《影戏世界》是当时一本有分量的影刊，但真正使《影戏世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是刊物从第2期起发起的给国产影片打分的活动。
　　　《影戏世界》本来就比较注意影评，他们曾声明：对国产影片，“非极可观之影片，决不轻加褒奖，成绩平平者，一概置之不论之列，而对有损国体之劣片，则严加警斥”。打分活动的发起，更显示了他们对国产影片的重视。刊物先公布编者自己的打分结果，再征求读者意见，其目的是为“欲集社会之公论，以谋促进各影片公司之进步”。
　　　该刊李怀麟等六位编者的打分还是比较公允的，他们选择了从1923—1925三年间各电影公司拍摄的44部影片打分，其中70分以上的只有5部，它们是：“大中华”的《战功》70分，“明星”的《好哥哥》70分，《孤儿救祖记》75分，“神州”的《花好月圆》75分，《不堪回首》76分。其余的均在70分以下。而他们的评分标准是：最优96分，优等95——90分，甲等89——80分，乙等79——70分，丙等69——60分，丁等60分以下。在表格中，除了上述5部是乙等，“长城”的《摘星之女》65分，属丙等外，其余38部影片均在60分以下，属丁等，也即最末一等。可见，编辑们对当时国产影片的质量是相当不满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偶一回顾，真乃令人不寒而栗。”中国的影片制造业在其发展之初，奉献给社会的实在是糟粕多于精华，即使是影界中人，也有相当的有识之士对此心存忧虑，当时的电影杂志在这方面为后人留下了鲜明的历史痕迹。
　　　30年代的影刊出版热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空前紧迫，电影事业面临前进还是后退的抉择。左翼电影的兴起给影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此为契机，国产影片形成了30年代中期空前繁荣的盛况。当时居影业之首的是所谓“三大公司”——“明星”、“联华”和“天一”，其中“明星”和“联华”出版的刊物发行广泛，拥有大量读者，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种影刊。此外，左翼的《电影艺术》、偏右的《现代电影》和“居中”的《新华画报》，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
　　　随着影坛的日益繁荣，电影逐渐成为各门艺术中引人瞩目的热点。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各类刊物纷纷与电影杂志“攀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交”刊物，如美术类的《电影漫画》《美术电影》，戏剧类的《戏剧与电影》《影与戏》，音乐类的《艺声》《银坛名歌》，舞蹈类的《银舞》《影舞新闻》，文学类的《文艺电影》《电影与文艺》，综合类的《电影与妇女》《银幕与摩登》，以及专门介绍影星的《明星家庭》《明星特写》，特刊性质的《电影皇后纪念册》《胡蝶女士欧游纪念册》《中国电影女明星照相集》等等，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电影杂志出版热潮。这些杂志多以中国影星和国产影片为主要报道对象，这恰恰和20年代初的电影杂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说明中国的电影事业已从可怜的附庸变成了骄傲的王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传奇的《电通》
　　　1934年春，上海影坛新出现了一家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为配合影片的宣传和发行，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5月出版了《电通》半月画报，由公司的四位导演孙师毅、袁牧之、许幸之和司徒慧敏利用各自的拍片空隙轮流编辑（第13期由唐纳主编）。由于画报在内容报道和编排形式上都有独特之处，因此广受欢迎，每期发行数达到4万册之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电通》半月画报在内容上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1935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以后，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而《电通》却在这时推出了《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了田汉撰写的长达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故事结尾，主人公辛白华唱着自己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勇敢地走向前方。聂耳就是根据这节诗，略加修改压缩，谱成了雄壮激昂、闻名中外的《义勇军进行曲》。特辑以通栏标题将这首战斗的歌曲刊登在封一上，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雄壮的歌声很快传遍了全国。解放以后，这首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由于江青的“心虚作祟”（因其当年在“电通”中也上过镜头），“文革”中，和这本画报有关联的人很多都受到了残酷迫害，甚至，连图书馆里的《电通》也成为最敏感的禁书，不少人因此而遭罪。
　　　因为这些关系，在去年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套《电通》拍出了7000余元的高价，还有很多人认为拍低了。不过，今天能拿出全套13本《电通》的机构和个人也确实少之又少了。传奇的《电通》反映了中国的一段难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