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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姜文的《鬼子来了》
2003-01-02 08:24:39 来自:
sonicdx
(北京海淀)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姜文的《鬼子来了》
邓来阁
一,姜文:鬼子就是鬼子
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姜文送上了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给人们讲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故事:
村民马大三,跟所有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一样,只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从不想招惹是非。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东西,跑到中国来折腾,倒没见他们来村里杀人放火。他娘说,他八字好,好在哪儿呢?生逢战乱,还能混个全家平安吧。就这么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突然碰到一件怪事——一进门,院子里多了两个黄麻袋,那个腰里别着枪的军人告诉他:“看好了,我们过几天来取。”
马大三连声答应——不用说两个麻袋,就是二十个麻袋他也看得住——不就是麻袋嘛!军队开拔了,麻袋却活动起来。马大三与媳妇打开了一看,可不得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衣服粮食,也不是枪枝弹药,而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
马大三傻了。养着吧,怎么个养法?放了吧,人家来取怎么办?马大三伤透了脑筋。这一对坏蛋成了马大三家里的成员,你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到院墙西南角的茅坑拉屎撒尿,还不能让他们跳墙逃走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对于马大三夫妇简直是半辈子。
可半年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没来取那两个麻袋,日本的炮楼却越修越近,已经修到了村口。既要养,又要看,还不能让这两个坏蛋知道真实情况,马大三心劳力拙。左邻右舍给他出主意——灭了这两个造粪的杂种!马大三下不了手——杀鸡杀羊杀猪,他从不含糊,却杀不了这两个整天吃饭的东西——他们毕竟是人呀!何况,半年来的相处,马氏夫妇与这两个杂种之间,已经渐渐消除了敌意。
村里粮荒闹的再也瞒不住精明的鬼子了,鬼子向马大三建议,用几车粮食换取自由,马大三与村民们商量,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至少他们相信,人心是肉长的,就是养了半年的猫狗,也通人性了,何况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开头,似乎证明了马大三们所料不差——日本兵拉来了粮食,并且与村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然而,马大三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和睦共荣的宴会竟成了落实“三光政策”的序幕——所有的村民们都被打死,村庄变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行动昭示一切善良而天真的人们:鬼子就是鬼子。
二,专家:不修改就枪毙
这个故事感动了评委们,《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它却像田壮壮的《蓝风筝》一样,遭到了国内禁映的命运。原因是,违规操作所谓违规操作,指的是,第一,姜文没有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第二,姜文没有按照送审的剧本拍摄,擅自加了一段村民与鬼子会餐的戏。第三,姜文到国外冲洗底片之后,应把片子拿回国,送电影局审批。第四,姜文擅自参赛——只有电影局才有权决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片目。
这四件事是彼此联系的:因为姜文拒绝按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且擅自加了一段戏,所以他不敢把片子拿回国送审;因为他知道,送审就意味着枪毙,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兴竖起杏黄旗,当一把梁山好汉,跟电影局,跟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叫一回板。
姜文被逼上梁山首先要归功于专家们,归功于专家们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们一致认为:剧本扭曲了史实——马大三有句台词:俺们这地界,没见过日本人杀光烧光抢光。专家们的理由是:冀中平原是抗日根据地,是遭受日寇“三光政策”最烈的地方,马大三没见过不可能!因此十四位专家中,有十二人建议修改,两人建议枪毙。最后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修改就枪毙!坦率地说,专家们的意见实在有点小儿科——以冀中平原之大,鬼子要想全部“三光”,谈何容易?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平原作战》、《地道战》不是发生在冀中吗?那里如果“三光”了,还有什么抗日活动可言?再说,一介农夫,活动范围不过百里,他怎么能知道百里之外的事?姜文硬抗不过,只好阳奉阴违:就像他在《芙蓉镇》里演的那个秦癫子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后脑勺上反骨嶙峋。他有自己的小九——反正你电影局批准我到国外冲洗,我索兴再加点戏。于是,村民们与鬼子联欢的戏拍出来了。不用说,对于专家、领导来说,这种艺术虚构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习惯于在文艺中看到“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容忍《鬼子来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地雷与地道的奇迹取得的,而拒绝正视一个基本的史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万一,正面抵抗日本百万军队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思维只能接受觉悟的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不能接受麻木的民众毫无反抗地被敌人杀戮。但是对于影片来说,这种虚构却必不可少。非如此不足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那近乎愚昧的善良天真,不足以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不足以反驳那些“伪人道主义”作品。这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必然要求。是按规矩办事,把自己心爱的片子弄成了残疾儿?还是冒权力话语之大不韪,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在两难之中,姜文选择了后者。
三,导演年会:呼吁电影立法
说不清是姜文的勇敢行为激励了导演,还是多年的管制激怒了导演,反正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导演年会上,导演们,不管是拍主旋律的,还是拍商业片的,都异口同声向电影局发难。
发难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人拍电影,是为掌权者拍电影,还是为老百姓,为市场拍电影——邓小平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局主持拍摄的“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万。”(王童:《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戏剧电影报》2000年6月2日)这可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来都是电影局拿毛、邓的话教育文艺工作者,现在倒好,导演们反戈一击,拿中共的文艺政策质问起中共的电影局来了。
发难的话题之二是:电影审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治还是法治?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能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出处同上)这是个痛苦而又敏感的话题,除了个别的紧跟政策,紧跟“主旋律”的导演之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有一腔怒火,一肚子苦水。
《大决战》的导演之一,八一厂的杨光远,以自身经历控诉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铁血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已通过了,已准备公开上映,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部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那里。”(同上)报上不敢明说,业内人士都清楚,他所说的“某位领导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的理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聿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影片为什么要把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同上)真是一句定乾坤,刘副主席真是不讲情面,杜聿明看来是万劫不复了,尽管他是政协常委,是杨振宁的岳父大人,他抗日的功劳竟顶不住如此荒诞的理由。
年会的主持者,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去年拍的《益西卓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的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同上)
谢飞以为他尊重西藏历史,在官方看来恰恰是歪曲历史——西藏自治区主席提出,这部电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藏民,怎么可能手捧哈达,匍伏在地,跪拜要躲到山洞里悟道的活佛。
发难的话题之三是,电影局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导演们提出:“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大力褒奖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竞争去了。”(出处同上)人们质问电影局:为什么选这样的片子?为什么不选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电影局总拿“舆论导向”说事,这种“舆论导向”除了丢中国人的脸外,意义何在?
导演年会成了诉苦会,抗议会。在进入世贸之际,在中国电影日益衰败之时,导演们痛感真正的压力不在市场、不在票房,而在电影局,在僵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为电影立法,使电影审查从人治走向法治。
四,电影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导演年会的报道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首先,总局负责人赵实责令北京市委宣传部查核此事。《戏剧电影报》挨批,记者被迫写了检查。与此同时,电影局传出话来:电影审查早就有法可依——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就是国家二级法。连这都不懂,还侈谈什么立法!
电影界对此议论纷纷——谁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从国家大法到地方法规,哪一个落在了实处?哪一个不是纸上文章?哪一个不是长官意志的奴仆?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毙一部电影,西藏自治区主席一个电话就可以否定专家们的意见。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明明知道《电影管理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影局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电影局又传出话来:别以为立法就能解决问题,人治比法治要好得多——姜文不就是沾了人治的光吗?《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条规定:“电影底片、样片的冲洗及后期制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要不是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私下通融,姜文能带出《鬼子来了》的底片到国外冲洗吗?
这种解释非常好笑,电影局自己违规,把本来就是长官意志的《管理条例》变得更加廉价。这并不能说明人治比法治好,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电影管理条例》这个国家二级法既没有权威,更缺乏监督。以至于电影局局长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鬼子来了》得奖后,一个国人欢庆的大好事,在中宣部眼里变成了大坏事,要处理姜文——不准其演电影,拍电影。姜文也不示弱:“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给╳书记写信!”广电总局责成刘建中写检查。刘一边写检查,一边大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姜文有些得意忘形,在法国报纸上道破天机——“在中国拍电影太难了,谁当官谁就是专家,谁官大谁的话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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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1-03 23:41:24
煤天使
(CD)
搞笑么?还批这个?
'新语丝'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根本在于:中国不需要真实新闻,异于主流的声音都会被扼杀,当然就不需要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同理适用于中国的电影业.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还有一些真正的电影人,或者想成为真正电影人的人.
2003-01-04 13:26:20
苏七七
(北京海淀)
所以中国做电影的人做太多非关
电影的事
2003-01-05 18:26:08
子路
(状元府)
无言!!!!
何止有声~!!!!
2003-01-05 21:48:08
Neveronline
(戰國)
电影呢,好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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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来阁
一,姜文:鬼子就是鬼子
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姜文送上了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给人们讲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故事:
村民马大三,跟所有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一样,只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从不想招惹是非。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东西,跑到中国来折腾,倒没见他们来村里杀人放火。他娘说,他八字好,好在哪儿呢?生逢战乱,还能混个全家平安吧。就这么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突然碰到一件怪事——一进门,院子里多了两个黄麻袋,那个腰里别着枪的军人告诉他:“看好了,我们过几天来取。”
马大三连声答应——不用说两个麻袋,就是二十个麻袋他也看得住——不就是麻袋嘛!军队开拔了,麻袋却活动起来。马大三与媳妇打开了一看,可不得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衣服粮食,也不是枪枝弹药,而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
马大三傻了。养着吧,怎么个养法?放了吧,人家来取怎么办?马大三伤透了脑筋。这一对坏蛋成了马大三家里的成员,你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到院墙西南角的茅坑拉屎撒尿,还不能让他们跳墙逃走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对于马大三夫妇简直是半辈子。
可半年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没来取那两个麻袋,日本的炮楼却越修越近,已经修到了村口。既要养,又要看,还不能让这两个坏蛋知道真实情况,马大三心劳力拙。左邻右舍给他出主意——灭了这两个造粪的杂种!马大三下不了手——杀鸡杀羊杀猪,他从不含糊,却杀不了这两个整天吃饭的东西——他们毕竟是人呀!何况,半年来的相处,马氏夫妇与这两个杂种之间,已经渐渐消除了敌意。
村里粮荒闹的再也瞒不住精明的鬼子了,鬼子向马大三建议,用几车粮食换取自由,马大三与村民们商量,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至少他们相信,人心是肉长的,就是养了半年的猫狗,也通人性了,何况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开头,似乎证明了马大三们所料不差——日本兵拉来了粮食,并且与村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然而,马大三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和睦共荣的宴会竟成了落实“三光政策”的序幕——所有的村民们都被打死,村庄变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行动昭示一切善良而天真的人们:鬼子就是鬼子。
二,专家:不修改就枪毙
这个故事感动了评委们,《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它却像田壮壮的《蓝风筝》一样,遭到了国内禁映的命运。原因是,违规操作所谓违规操作,指的是,第一,姜文没有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第二,姜文没有按照送审的剧本拍摄,擅自加了一段村民与鬼子会餐的戏。第三,姜文到国外冲洗底片之后,应把片子拿回国,送电影局审批。第四,姜文擅自参赛——只有电影局才有权决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片目。
这四件事是彼此联系的:因为姜文拒绝按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且擅自加了一段戏,所以他不敢把片子拿回国送审;因为他知道,送审就意味着枪毙,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兴竖起杏黄旗,当一把梁山好汉,跟电影局,跟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叫一回板。
姜文被逼上梁山首先要归功于专家们,归功于专家们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们一致认为:剧本扭曲了史实——马大三有句台词:俺们这地界,没见过日本人杀光烧光抢光。专家们的理由是:冀中平原是抗日根据地,是遭受日寇“三光政策”最烈的地方,马大三没见过不可能!因此十四位专家中,有十二人建议修改,两人建议枪毙。最后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修改就枪毙!坦率地说,专家们的意见实在有点小儿科——以冀中平原之大,鬼子要想全部“三光”,谈何容易?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平原作战》、《地道战》不是发生在冀中吗?那里如果“三光”了,还有什么抗日活动可言?再说,一介农夫,活动范围不过百里,他怎么能知道百里之外的事?姜文硬抗不过,只好阳奉阴违:就像他在《芙蓉镇》里演的那个秦癫子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后脑勺上反骨嶙峋。他有自己的小九——反正你电影局批准我到国外冲洗,我索兴再加点戏。于是,村民们与鬼子联欢的戏拍出来了。不用说,对于专家、领导来说,这种艺术虚构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习惯于在文艺中看到“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容忍《鬼子来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地雷与地道的奇迹取得的,而拒绝正视一个基本的史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万一,正面抵抗日本百万军队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思维只能接受觉悟的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不能接受麻木的民众毫无反抗地被敌人杀戮。但是对于影片来说,这种虚构却必不可少。非如此不足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那近乎愚昧的善良天真,不足以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不足以反驳那些“伪人道主义”作品。这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必然要求。是按规矩办事,把自己心爱的片子弄成了残疾儿?还是冒权力话语之大不韪,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在两难之中,姜文选择了后者。
三,导演年会:呼吁电影立法
说不清是姜文的勇敢行为激励了导演,还是多年的管制激怒了导演,反正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导演年会上,导演们,不管是拍主旋律的,还是拍商业片的,都异口同声向电影局发难。
发难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人拍电影,是为掌权者拍电影,还是为老百姓,为市场拍电影——邓小平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局主持拍摄的“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万。”(王童:《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戏剧电影报》2000年6月2日)这可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来都是电影局拿毛、邓的话教育文艺工作者,现在倒好,导演们反戈一击,拿中共的文艺政策质问起中共的电影局来了。
发难的话题之二是:电影审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治还是法治?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能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出处同上)这是个痛苦而又敏感的话题,除了个别的紧跟政策,紧跟“主旋律”的导演之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有一腔怒火,一肚子苦水。
《大决战》的导演之一,八一厂的杨光远,以自身经历控诉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铁血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已通过了,已准备公开上映,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部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那里。”(同上)报上不敢明说,业内人士都清楚,他所说的“某位领导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的理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聿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影片为什么要把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同上)真是一句定乾坤,刘副主席真是不讲情面,杜聿明看来是万劫不复了,尽管他是政协常委,是杨振宁的岳父大人,他抗日的功劳竟顶不住如此荒诞的理由。
年会的主持者,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去年拍的《益西卓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的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同上)
谢飞以为他尊重西藏历史,在官方看来恰恰是歪曲历史——西藏自治区主席提出,这部电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藏民,怎么可能手捧哈达,匍伏在地,跪拜要躲到山洞里悟道的活佛。
发难的话题之三是,电影局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导演们提出:“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大力褒奖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竞争去了。”(出处同上)人们质问电影局:为什么选这样的片子?为什么不选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电影局总拿“舆论导向”说事,这种“舆论导向”除了丢中国人的脸外,意义何在?
导演年会成了诉苦会,抗议会。在进入世贸之际,在中国电影日益衰败之时,导演们痛感真正的压力不在市场、不在票房,而在电影局,在僵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为电影立法,使电影审查从人治走向法治。
四,电影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导演年会的报道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首先,总局负责人赵实责令北京市委宣传部查核此事。《戏剧电影报》挨批,记者被迫写了检查。与此同时,电影局传出话来:电影审查早就有法可依——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就是国家二级法。连这都不懂,还侈谈什么立法!
电影界对此议论纷纷——谁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从国家大法到地方法规,哪一个落在了实处?哪一个不是纸上文章?哪一个不是长官意志的奴仆?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毙一部电影,西藏自治区主席一个电话就可以否定专家们的意见。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明明知道《电影管理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影局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电影局又传出话来:别以为立法就能解决问题,人治比法治要好得多——姜文不就是沾了人治的光吗?《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条规定:“电影底片、样片的冲洗及后期制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要不是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私下通融,姜文能带出《鬼子来了》的底片到国外冲洗吗?
这种解释非常好笑,电影局自己违规,把本来就是长官意志的《管理条例》变得更加廉价。这并不能说明人治比法治好,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电影管理条例》这个国家二级法既没有权威,更缺乏监督。以至于电影局局长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鬼子来了》得奖后,一个国人欢庆的大好事,在中宣部眼里变成了大坏事,要处理姜文——不准其演电影,拍电影。姜文也不示弱:“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给╳书记写信!”广电总局责成刘建中写检查。刘一边写检查,一边大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姜文有些得意忘形,在法国报纸上道破天机——“在中国拍电影太难了,谁当官谁就是专家,谁官大谁的话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