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等待电影的电影厂

　　等待电影的电影厂
　　南方周末　　　2005-04-07 15:31:14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徽标
　　　□本报记者　张恩超
　　　
　　　长春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现在长影人生活很艰难，外界可能都很难想象。支持他们熬下去的，是有一天长影又拍电影了，又恢复以前的盛况了。”
　　　一位老长影人说。
　　　“老长影没了。”2005年3月12日，老制片主任胡殿国站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门前说。
　　　胡殿国是当年《甲午风云》的制片主任，长影八大制片主任之一。
　　　他背后的长影厂像一个工地，遍布着白色垃圾袋和砖石瓦块。一半的影厂已经变成了商品房，原来的电影展示厅、道具大楼、洗印大楼、乐团楼、剧团楼都扒掉了。
　　　“如今的长影没有了导演没有了演员没有了编剧、制片、摄像、场记，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人员90％多被解除了劳动关系，只剩下机关里的41个干部。”
　　　“连长影的历史也逐渐在被风化。”他引导着记者来到办公楼和摄影棚之间的天井，坦克、大炮、花轿、农具车等实物道具杂乱地堆在院子里。
　　　他指着办公楼前文物保护的石碑。“为什么老厂区还剩下一块没有卖掉呢？因为它是伪满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旧址。”
　　　
　　　两个长影
　　　“这7年里在你记忆中哪部影片是长影拍的，你有多久没看到过那熟悉的工农兵金人儿了？”
　　　
　　　长影的办公楼前，张贴着不准外来人员随意进出的通知。记者花35元买了一张长影的旅游门票，进入了办公楼。
　　　一楼走廊，陈列着长影各个时期演员的照片，陈强、葛存壮、于蓝、郭振清、梁音、姜黎黎……每一张熟悉的面孔都能马上令人联想起一部著名的影片。原来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大接待室，现在一半用来卖纪念品，另一半隔成三个空间，分不同年代张贴着长影获奖影片的介绍。
　　　在二楼的办公区，试图找到和电影厂的某种联系是徒然的，大多数的房门紧闭着，间或有几间敞开着门，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天。
　　　在这个摄氏零下二十多度洋溢着浓浓春寒的3月上旬，“杨子荣”王润身站在家中客厅的中央轻轻地咳着，他的血压有点高，用温水吞服着药片；《吉鸿昌》的导演齐兴家正专注地观看“两会”的记者招待会；原长影演员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陈汝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中央六台播放的《冰山上的来客》———里面阿米尔就是他配的音———感叹了一声：还是老电影好啊。总美术师刘学尧从箱子上取下他的演算本，记录下了今天又有谁来家里串门；导演常彦到楼下遛了个弯，和路过的熟人打了一声招呼，又返回楼上继续写关于长影的回忆录。
　　　“很难找到一个30岁以上没看过长影影片的人，除非他从来没看过电影。”常彦说，语气里流露着骄傲。
　　　1979年，常彦执导的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代表着长影辉煌的顶峰。
　　　这部夺得全国票房冠军的影片，上座率6亿人次———这是个至今难以挑战的数字，《少林寺》也不过5亿人次。《保密局的枪声》和《吉鸿昌》、《人到中年》、《小字辈》、《苦难的心》、《不该发生的故事》……一起，让无数的观众为灯光亮起时，由远及近推出的长影著名标志———工农兵金质塑像———激动不已。
　　　从1945年建厂，长影一直有着“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国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的美誉。这个工农兵金质塑像的后面，接踵而出的是《平原游击队》，是《上甘岭》，是《英雄儿女》，是《董存瑞》，是《刘三姐》，是《冰山上的来客》……
　　　“当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长影时，深情地说‘我是看长影影片长大的’。”《吉鸿昌》的导演齐兴家说。
　　　只有200年历史的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它最耀眼的名片。
　　　从1998年开始，在整体陷入困顿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中，长影又开始给人以惊喜。连年赢利、改制集团、长影股份公司有望在中国电影厂中第一家上市、比老长影大十倍的“一厂三区”的宏大构想、15亿打造东方好莱坞长影世纪城。人们有理由相信，长影的改革成功了，它将引领不景气的中国电影业摆脱颓势，一个崭新的长影将延续老长影的辉煌。
　　　但毕竟长影淡出观众的视野已经太久了。“这7年里在你记忆中哪部影片是长影拍的，你有多久没看到过那熟悉的工农兵金人儿了？”胡殿国问记者，也像在问自己。
　　　　　
　　　消逝的老长影
　　　“老长影为什么就不能留下呢？大家的青春都交给长影了，而我们50多年前种下的树，都砍光了。”
　　　
　　　“新中国的几个第一都是长影创造的，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科教片……但它在中国的电影制片厂中，还有几个最多，得奖最多、产量最多、培养的著名演员最多、电影经典歌曲最多、上交财政利润最多……”长影老剪辑师王颖说，“我们一直对长影没有失去希望，多么困难的情况长影没经历过，不都挺过来了吗？可现在建设新长影，以牺牲长影老厂为代价，让中国电影的圣地不在了，代价太大了。”
　　　2003年7月24日，长春国信集团以3.2亿购得长影老厂区出让的21公顷的土地。
　　　“老厂影，新地标”，长春市整条红旗街上路灯两侧和长影北墙60多米的广告牌上，都是国信集团在长影老厂区开发的长影世纪村的大幅广告。
　　　2003年11月，国信集团挺进长影老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扒厂。之前，这个老厂区最后贡献的余热之一，是租给影视制片人、导演聂建国曾选中长影拍鬼片《十三号摄影棚》，因为那里有亚洲最大的摄影棚。“空空荡荡，真是拍‘闹鬼’片的好地方！”
　　　作家乔迈2003年11月13日在《远去的长影》一文中，再现了扒厂时的景象：……长影大院里于是烟尘飞扬，断墙塌倒声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时而也能看到三两人影，默默地观望在旁，不知是长影人还是别的人。在他们的眼睛里，几十年的荣辱兴废止于一瞬。
　　　扒厂时，崔永元正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摄电影传奇之《战火中的青春》，影片中咚咚的声音就是长影老房子被推倒的声音，被当作同期声录了下来。崔永元说：“我的心情特沉重。要建第二个好莱坞没有什么意义，物质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长春不是物质乐园，是精神家园，像好莱坞那种靠物质和科技的东西不适合这里。”
　　　原长影演员剧团团长、译制片厂厂长陈汝斌客厅的窗子正对着长影大院，“看着长影一点点没了，真难受。中国电影一百年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却一点点摇没了。”
　　　透过陈汝斌家的窗子，可以看见长影幸存不多的几幢建筑，“老长影为什么就不能留下呢，做一个历史博物馆也好，它的文化价值不可估量。长影所有的老人，一提起这个就流眼泪。大家的青春都交给长影了，而我们50多年前种下的树，都砍光了。”
　　　在围墙倒塌的瞬间，长影的历史也悄悄地流失着。
　　　在沈阳，一本194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印鉴名录开价1万。在长春，影片《战洪图》的全本美术摄影纪录叫价3500元，在北京，包括长影著名演员于蓝抱着婴儿时期的田壮壮的一组老照片卖出了5000元。长影的一批珍贵档案资料被当作破烂论斤卖掉了，它们散落在长春的地摊，经过无数次转手之后，价格飙升。
　　　在长春长江街文物市场，记者假扮收藏者四处收集长影的东西，文物商人们都对记者说，你来得太晚了，东西都没个差不多了。你早来两个月要什么有什么。但还是有两个文物商给记者开出了残存物品的清单。包括影片《徐秋影案件》、《向阳院的故事》、《两个小八路》、《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影片的美术手稿，《冰山上的来客》的黑白老剧照，导演王家乙的艺术档案，长影女职工统计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视察长影拍照，老厂长苏云接见朝鲜代表团的照片，隋壮基收集的国民党将领服装照，甚至包括长影的前身伪满映画时的电影短片……
　　　2004年10月，胡殿国听说一个文物商手里有一大批长影的东西，他急急地跑去说：“你别急着卖啊，我找人买。你要是卖了，一定要告诉我卖到哪去了。”
　　　胡殿国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有钱人”愿意整个买下那批资料。
　　　长影引以为豪的亚洲电影厂(公司)中面积最大，储存的品种、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道具库，亚洲最大的洗印厂，都被当作没什么价值的破旧房屋扒掉了。
　　　一位在长影工作了20多年的道具员回忆说：“心疼啊，拆迁的时候，道具、服装洒落满地，每天都有人一车一车地向外拉东西。拣破烂的背着大包随意进出。”
　　　而辗转到北京的一位原长影导演如是说：“最可怕的是，长影没了艺术人才，没了生产基地，长影的脐带断了。”
　　　
　　　一个巨人的背影
　　　“每天强劲的舞曲都要闹到后半夜，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写作。长影厂大门前的迪斯科舞厅让你无法不相信长影真的衰退了。”
　　　
　　　1993年，是长影走向亏损的第一年。也是所有中国电影制片厂感觉到透不过气来的第一年。这一年，广电部启动了中国电影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各制片厂必须自负盈亏，自己推销自己的影片。
　　　其实从1987年开始，长影已经从绚烂走向平淡。
　　　那一年，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那一年，中国电影创作出现了第一个娱乐片高潮。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滕文骥的《霹雳行动》、张艺谋的《代号美州豹》，票房收入在全国遥遥领先。
　　　那一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老井》，在东京电影节上夺得大奖。第二年西影拍摄的《红高粱》又在柏林电影节上摘取金熊大奖。
　　　尽管长影的《关东大侠》、《天下第一剑》、《游侠黑蝴蝶》、《老少爷们上法场》等影片也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长影的影片整体上却不再具有以前经典影片那种既夺票房又得大奖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历次抢滩都位于最前列的长影厂，在这次中国电影的重要转折期，为什么竟然落在了后面呢？导演齐兴家试着分析：“从战争时期到“文革”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长影的影片一直是最和时代与政治同行的。1980年代后，长影突然跟不上的原因，还在于缺少人文主义这一课，缺少艺术规律这一课。”
　　　1995年，美国大片来了，长影的日子更加难过。本报2002年回顾这段历史的《中国电影的沦陷》一文中，曾有一句精彩的描述：“1995年，从《亡命天涯》开始，中国电影一语成谶，亡命天涯”。
　　　这一年，长影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是所有的电影艺术人才和厂里签订劳动合同，可以自主出去挣劳务费，领取职务酬金。简单地说，就是每挣得173元的劳务费，73元交给厂里做管理费，100元以工资的方式发放个人。二是有着电影圣殿般象征意义的长影剧场被出租了，改成了迪斯科舞厅“迪迪娱乐中心”。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别的影院那是看电影，到长影剧场去，那是一种朝圣般的感觉。”作家乔迈说。而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就住在“迪迪娱乐中心”的旁边，“每天强劲的舞曲都要闹到后半夜，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写作。长影厂大门前的迪斯科舞厅让你无法不相信长影真的衰退了。”
　　　但王浙滨不认为长影的衰退源自“缺少人文主义”的课程：“你现在回过头去看长影的老影片，还是能够找到鲜活的情节和感动你的细节。”王浙滨表达了他的个人看法：“长影衰退的真实原因还在于不了解市场，缺乏市场观念。”
　　　1996年，王兴东编剧、雷献禾导演、王浙滨任制片人的全长影班底完成了《离开雷锋的日子》，夺得1997年的全国上座人次冠军和票房冠军。但这部影片并非由长影投拍，它是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投资制作的。影片投资300万，票房收入3500万。
　　　与此同时，长影厂再次遭受了沉重的一击。
　　　1997年，厂里投拍的三部电影讨论剧本时，有人提出拿剧本到电影发行公司咨询一下，只需要迈出厂门一步，就知道能不能有观众。
　　　“而厂长关心的是能不能得奖，只要能得奖，就完成任务。”长影的一位编剧后来在文章里写道。
　　　在那一年底，长影亏损已达3000万，大批艺术人才流失，王兴东、王浙滨调到了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同一批出走的还有著名演员宋晓英、姜黎黎等。吉林调整了长影的领导班子，记者出身的赵国光带着“三年扭亏振兴长影”的任务来到了长影任厂长。原吉林省体育彩票中心主任刘丽娟任主管经营的副厂长。
　　　
　　　新的龙头出现了
　　　“我们守着长影大院没钱花，在痛苦煎熬中过日子。低工资、低水平，还得下岗。维持两年之后灭亡，灭亡以后，土地被政府收走，你就啥也没有，落下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新厂长赵国光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制为长影集团，成立长影影视股份公司。陆续推出《出资人制度》、《准自由职业者制度》。
　　　长影的新班子确定了一个方针：不拍赔钱片。在具体操作上，采用拉合作伙伴和小成本制作的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力保完成每年国家下达的拍摄任务，不亏损。
　　　自从确定了不拍“赔钱片”，长影再没自己投拍过一部影片。
　　　1998年，长影完成了7部片子，有的是别人投资，长影出些设备和人员，算是合拍；有的是别人拍完的片子，拿到长影做最后的加工制作，挂长影的厂标。年底核算，长影厂当年赢利1380万。
　　　这时员工中传出了长影厂“赢利是假的”的说法。
　　　在1999年10月31日的长影千人职工大会上，赵国光详细解释了1998年长影厂为什么能赢利，一是政府扶持给了1000多万，再加上社会保险给的钱、财政厅给的钱、政府免税的钱。二是向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卖老故事片的版权一下收了1400万，三是去年多种经营单位无一亏损。“你们想一想，按照咱们低成本、低工资的水平能不赢利吗？”
　　　在评价1999年的经济形势时，赵国光说：“我个人的想法，盈利的水平不要整得太高，赢利赢点就行，说长影是个赢利企业就行了。”
　　　但到了1999年底，赢利的水平还是“整”高了，赢利1230万，2000年，长影又宣布盈利1217万。
　　　赢利没有给长影、给热爱电影的长影人的生活带来改变。在那段时间，长影出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政策：夫妻双方都在长影的，离婚后，可以免除一个人的管理费。一下子，长影有70多对夫妻离婚，光道具车间就有20多对。离婚后，他们依然居住在一起，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问他的妈妈：你和我爸爸感情不挺好吗，干嘛离婚啊。几年之后，他们的大部分又复婚了，但也有五六对，彻底成了陌路。
　　　1998年11月，长影决定将厂里一片地皮用于房地产开发。1999年，又决定开发一片。这时又有传言说，长影厂要将老厂区也卖掉。有人在长影大院用扩音器号召大家抵制出卖老厂区的土地。有人说这一届领导班子不拍电影都是房地产开发商。
　　　同样是在1999年的那次职工大会上，赵国光和大家推心置腹。“我们守着长影大院没钱花，在痛苦煎熬中过日子。低工资、低水平，还得下岗。维持两年之后灭亡，灭亡以后，土地被政府收走，你就啥也没有，落下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次会上，赵国光宣布，经过了两年的调查研究后，确定了影视制作、旅游、影视教育、电视、房地产五大产业，在这五大产业中以房地产为龙头，拉动其他产业。
　　　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厂三区”的构想，要将老厂区28公顷土地中的21公顷置换出去，只保留办公楼和摄影棚。未来的长影是由长影老区、长影新区、长影景区组成。长影新区，已经在伊通河东岸看好了一片地，在那里建一个电影广场，既是新厂区，又是旅游区。长影景区，在长春西北郊净月开发区建成一个以自然风光、民俗风情、拍摄景点为特点的旅游基地。
　　　他算了一笔账：“老厂区的土地能拿到4个亿，5000万购买新区的土地，2亿建设新区，剩下1.5亿，可以发工资，可以补工资，可以维持年年有利润，什么都有了。”
　　　新区地处郊区，为打消长影人上班远的顾虑，赵国光说：“实际并不远，直接去的路程10分钟就到了。我们计划买10台豪华大巴，早晨接班，晚上送班，有什么不行的？我们把新区建设好，长影新生，建设一个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在长影人争论、期待、观望的复杂心态中，那家叫做长春国信集团的民企进入了长影人的视野。
　　　
　　　一家奇迹般崛起的民企
　　　“它就是一颗牛虻，一直喝着长影的血，长成了大象。”
　　　
　　　一提起国信，很多老长影人都用这个刻薄的比喻：它就是一颗牛虻，一直喝着长影的血，长成了大象。
　　　和长影厂一道之隔的，是长春国信集团的总部。整条街上路灯两侧和长影北墙60多米的广告牌上，都是国信集团开发的长影世纪村、长影阳光景都、长影商务景都的商品房大幅广告。长影厂的残败和国信大楼的富丽堂皇，就像乞儿和王子的区别。
　　　剖析国信的发展史，只能用“奇迹”两个字来形容。它的历史简短得可以推到长影改革伊始的1998年。
　　　国信集团主要创始人均为原吉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中董事长王岩时为吉林国托副总经理。
　　　温元凯教授任董事长兼总裁的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1年曾应邀为国信集团作过一次企业发展战略的专项咨询服务。在一个网站上，记者花100元买到了南洋林德关于国信集团的5份文本。
　　　一份报告中透露，“基于特定环境条件，‘空手道’似的房地产开发成为国信集团创业的首选项目”，是因为“在当时长春市这种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还有可能进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不规则游戏。”
　　　国信集团1998年创业时，只有5人，个人集资127万。
　　　国信的房地产业务紧紧围绕长影进行。公司资产迅速膨胀为2005年的5个多亿。
　　　在合作开发过程中，长影拿出的是土地、长影的无形资产，甚至包括现金。在同一份咨询报告中多处显示，国信集团为解决流动资金的不足，从长影影视股份公司进行了资金拆借，约占开发总资金的10％。
　　　南洋林德的咨询报告证实，国信集团在和长影合作开发长影土地时，并不具备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基本条件，那么为什么长影会舍弃那些大型房地产公司而选择和国信合作呢？咨询报告显示，“双方高层领导良好的个人人际关系是形成合作纽带的重要基础”。
　　　长影和国信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止如此。
　　　2000年3月，长影将优良资产剥离，注册成立长影影视股份公司。国信集团从与长影合作开发获得的利润中拿出1350万，以1月14日才匆忙注册的长春市中网公司与长春易高文体公司的名义，入股长影，成为拥有长影影视公司27％股份的第二大股东。2000年当年，国信集团就获得股权收益分配利润300万元。
　　　之外，国信集团全面接管了长影厂区、住宅区的供暖，直接介入长影物业管理，托管长影的装潢公司，并以长影影视股份公司第二大股东的身份，介入长影世纪城的运营。南洋林德作出的评估是，国信只会“稳赚不赔”。
　　　记者调查获知，几处土地开发，长影共获得收益6000万元，但长影集团并不能拿到全部的销售收入。按照协议，长影影视科技股份公司还要从中抽离15％作为代理费，共约900万，而这900万中，拥有27％股份的国信集团又可以获得股权收益分配利润240万。
　　　　　
　　　长影还能靠电影而新生吗？
　　　“现在长影人生活很艰难，外界可能都很难想象。支持他们熬下去的，是有一天长影又拍电影了，又恢复以前的盛况了。”
　　　
　　　那么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哪里呢？
　　　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设想，在厂领导出国考察之后，演变成了现在已经建成的长影世纪城。
　　　记者坐出租车去了位于净月开发区的长影世纪城，计价器显示刚好50元。几个农民看着长影世纪城里耸立的类似狮身人面像的雕塑，由衷地发出赞叹：“真毙啊。”
　　　按照规划，长影世纪城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做影视旅游，二期工程才会涉及电影生产，据说那要等到7年以后。
　　　一位原长影厂的厂级领导对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长春建电影城不是第一次了，在长春市中心的长春电影城都经营不下去，远在几十公里外的长影世纪城前景可以想象。”
　　　很多老长影人都在一边担心着，一边期待着。毕竟，自从1998年确定了不拍“赔钱片”，长影再没自己投拍过一部影片。
　　　“现在长影人生活很艰难，外界可能都很难想象。支持他们熬下去的，是有一天长影又拍电影了，又恢复以前的盛况了。”一位老长影人说。
　　　“长影人对于电影，对于长影的爱，别人很难想象。”另一位老长影人说。
　　　那位原厂级领导明确告诉记者，他觉得长影的未来还在于拍电影，没有电影做依托，长影的后产业都无从发展。“长影的改革，已经出现了好的势头，长影以前陷于资金的匮乏，如果真的按照1999年的设想，建设了长影新区，又有了充裕的生产资金，而不是一个大型旅游项目，长影的振兴就指日可待了。”
　　　一些已经离开的老长影人，也依然愿意设计长影的未来。
　　　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在长影工作24年，又在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工作8年。
　　　王浙滨个人看法，新长影的振兴必须依托以下三点：现代化的企业机制、精英管理人才、优秀的电影专业技术人才，缺一不可。关键是一定要让懂得市场，又懂得电影艺术规律的内行指挥内行。“得懂电影爱电影，不能只拿着电影厂的牌子做幌子，汽车厂不生产汽车了，也去搞旅游，那还能叫汽车厂吗？”
　　　陈汝斌觉得，长影的名字非常具有凝聚力，这就是它极其明显的优势。它散落到全国各地的人才特别多，那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还都可以发挥余热，“哪个长影人不爱长影？哪一个长影出去的人不对长影充满感情？有的几代人全奉献给长影厂了。”
　　　在陈汝斌看来，长影的人是有一种精神的。“以前长影人是没有休息日这个概念的，整天都是没白天没黑夜地拍电影。长影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怕吃苦。”
　　　作家乔迈曾经在《远去的长影》中提到过这种长影精神，那就是：延安精神和老八路传统。
　　　1946年，因为战争形势紧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公司曾迁徙到黑龙江的兴山(今鹤岗市)，愣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电影制片厂，在建厂的劳动中，看不出职务，分不清工种。随后，几个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接连诞生。
　　　长影还能靠电影而新生吗？
　　　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的眼里，长影、北影、上影等大型电影集团还是具备一些中小电影厂和民营电影机构不具备的优势。他在《透视中国电影产业投资》中提出，大型电影集团要“圈地运动”，“利用规模优势，在制片领域，十几部影片同时投拍，使投资与生产形成规模效应，有效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实现最大限度的盈利。国外大制片公司都是这样运作，一般投资拍摄几十部影片，其中一般1／3盈利，1／3持平，1／3亏损，从整体来看投资还能获得较好的回报。”
　　　长影的青年制片王立明曾经设想：“以前是想拍电影，没钱，建世纪城的十多亿要是都砸在电影生产上，长影也许真的就活了。”
　　　2003年6月2日，赵国光对来长影视察的中央领导表示：“与冯小刚之类的公司比，长影面临着一种不公平竞争。并不是中国电影人做不出国产大片，问题是中国的电影企业目前从投资上不具备这个能力。依靠冯小刚之类的公司能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能否实现既能守得住又能打出去的两个目标？现在的几大电影厂，调整了生产关系之后，才是真正的国家主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