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 我记得那是在Bungalow，Schwabing的土耳其街（Turkenstrasse）上的一个酒吧。在背后，有两个家伙正玩儿着弹珠。门口旁摆放着一个音乐点唱机。墙上挂着一些电影海报。木长凳，木椅子，木桌子，上面刻着名字。Bungalow是一个极简抽象派艺术家的（minimalist）聚集地。我记得一个女孩在音乐点唱机前自己一个人跳着舞。迷你裙，用别针别住的卷曲头发。她的名字叫Hanna。而那个在旁边手拿啤酒呆上几个小时，一直看着她的，那就是你。你跟一帮人在一起，你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剧场混。我跟另外一帮人一起，慕尼黑感性学派（Sensibilist），电影学院的学生们，比如Klaus Lemke, Rudolf Thome以及Martin Muller一类的电影人，还有一些为一家名叫Filmkritik的小杂志写稿的人。有一天我们听说Rainer用很少的钱与极短的时间拍了一部片子，由Hanna主演，Katzelmacher。从那时开始我们都对你另眼相看，尽管在美学观念上你与感性学派们（Sensibilist）并没有太多共同点。但是我们都被镇住了：你拍了一部真正标准的电影（feature film）！在那时，这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过时间不长，至少对我来说。之后，我记得有好几年我们都主要在Filmverlag der Autoren碰到，勤奋的与其他十五名电影人一起团结工作，试图建立一个制作发行公司。那曾是德国新电影的核心，一个纯粹的有组织，有实际行动的团体。与比如法国新浪潮的导演相反的事，我们并不是因为审美或文化上共通而聚在一起。那些年里，当我们见面聊天的时候，从没谈及过电影内容以及电影语言之类的东西。很久以后，有一次在好莱坞，我们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碰面。我记不清楚我们俩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了。只记得我们都身穿燕尾服在休息室，显得有些迷失（lost）；而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才第一次问及彼此的作品。我也还记得另一次相逢，深夜在慕尼黑Arri剧院。你给一群朋友与熟人放映一部你刚刚完成并非常为之骄傲的影片。我们看了你刚刚做过后期处理的（mix）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的拷贝。以你的标准，这片子制作的非常仔细。很明显你从头到尾都有参与。我这么说是因为一些你的电影，你并没有一直坚持监督到底，当在剪辑或者后期制作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你的下一个片子了。而这一部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有你的痕迹。电影结束的时候，外面下着雨，一群人围着你，都在恭喜你，表现出我们还从未曾领略过的关心与欣赏。一瞬间德国新电影的叫法出现了，一个确立的集体，它的团结并非为了某种目的。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1982年五月的坎城影展上。我叫了好些导演到一个宾馆房间里，我们在那里放了一个摄像机与一个Nagra，然后大家就可以用那台机器说一说关于电影的未来。那天清晨，你坐在Martinez宾馆的酒吧里，令人担忧的苍白与疲惫。我大致跟你说起这个计划以及你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之后你起身回到楼上的房间。我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看到你在摄像机前说了与作了些什么。等我去剪辑Chambre 666的时候，你去世了。我记得乘晚间的火车抵达慕尼黑。我下车时，刺眼的阳光遍洒在火车站外，我在报摊上看到报纸的头条，全都在宣布一件事：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去世。尽管看起来不可理解，那时候我才想到我们早应该意识到你向那个目标努力了很久了。 你已经去世10年，而相反的是从那以来这个不能消失的损失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我们同样怀念这些年来你有可能创造的作品。
Hey, Rainer…（作者：Wim Wenders）
翻译:goodfella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
我记得那是在Bungalow，Schwabing的土耳其街（Turkenstrasse）上的一个酒吧。在背后，有两个家伙正玩儿着弹珠。门口旁摆放着一个音乐点唱机。墙上挂着一些电影海报。木长凳，木椅子，木桌子，上面刻着名字。Bungalow是一个极简抽象派艺术家的（minimalist）聚集地。我记得一个女孩在音乐点唱机前自己一个人跳着舞。迷你裙，用别针别住的卷曲头发。她的名字叫Hanna。而那个在旁边手拿啤酒呆上几个小时，一直看着她的，那就是你。你跟一帮人在一起，你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剧场混。我跟另外一帮人一起，慕尼黑感性学派（Sensibilist），电影学院的学生们，比如Klaus Lemke, Rudolf Thome以及Martin Muller一类的电影人，还有一些为一家名叫Filmkritik的小杂志写稿的人。有一天我们听说Rainer用很少的钱与极短的时间拍了一部片子，由Hanna主演，Katzelmacher。从那时开始我们都对你另眼相看，尽管在美学观念上你与感性学派们（Sensibilist）并没有太多共同点。但是我们都被镇住了：你拍了一部真正标准的电影（feature film）！在那时，这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过时间不长，至少对我来说。之后，我记得有好几年我们都主要在Filmverlag der Autoren碰到，勤奋的与其他十五名电影人一起团结工作，试图建立一个制作发行公司。那曾是德国新电影的核心，一个纯粹的有组织，有实际行动的团体。与比如法国新浪潮的导演相反的事，我们并不是因为审美或文化上共通而聚在一起。那些年里，当我们见面聊天的时候，从没谈及过电影内容以及电影语言之类的东西。很久以后，有一次在好莱坞，我们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碰面。我记不清楚我们俩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了。只记得我们都身穿燕尾服在休息室，显得有些迷失（lost）；而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才第一次问及彼此的作品。我也还记得另一次相逢，深夜在慕尼黑Arri剧院。你给一群朋友与熟人放映一部你刚刚完成并非常为之骄傲的影片。我们看了你刚刚做过后期处理的（mix）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的拷贝。以你的标准，这片子制作的非常仔细。很明显你从头到尾都有参与。我这么说是因为一些你的电影，你并没有一直坚持监督到底，当在剪辑或者后期制作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你的下一个片子了。而这一部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有你的痕迹。电影结束的时候，外面下着雨，一群人围着你，都在恭喜你，表现出我们还从未曾领略过的关心与欣赏。一瞬间德国新电影的叫法出现了，一个确立的集体，它的团结并非为了某种目的。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1982年五月的坎城影展上。我叫了好些导演到一个宾馆房间里，我们在那里放了一个摄像机与一个Nagra，然后大家就可以用那台机器说一说关于电影的未来。那天清晨，你坐在Martinez宾馆的酒吧里，令人担忧的苍白与疲惫。我大致跟你说起这个计划以及你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之后你起身回到楼上的房间。我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看到你在摄像机前说了与作了些什么。等我去剪辑Chambre 666的时候，你去世了。我记得乘晚间的火车抵达慕尼黑。我下车时，刺眼的阳光遍洒在火车站外，我在报摊上看到报纸的头条，全都在宣布一件事：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去世。尽管看起来不可理解，那时候我才想到我们早应该意识到你向那个目标努力了很久了。 你已经去世10年，而相反的是从那以来这个不能消失的损失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我们同样怀念这些年来你有可能创造的作品。
珍重。
柏林，3/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