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红色电影

　　红色电影　　
　　孙昌建
　　
　　　看电影给我们带来快乐，这肯定是在没有快乐的年纪里，或者说是快乐不多的年月里。那应该是在1966到1976的那十年里，我们从儿童到少年，渐渐开始发育成长。在那个年月里，走上十里路去看一场露天电影那是家常便饭，走上十里路碰上天下雨，沮丧是有的，但是仍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快乐。我们在电影场上跑来跑去，就像鲁迅《社戏》里的那种场景，时而听到小伙子大人们摸奶奶等流氓行为，还有打架，邻村的大人还有小孩，追来逃去的——这在今天城市的电影院里是不可思议的事。虽然在今天，仍有另一种方式在摸奶奶在寻找快乐。　那种快乐多半跟电影本身无关，跟艺术无关，那是一种赶集是一种聚会也是一种相亲，而这，只有红色电影才能带给我们这种快乐，其中包括样板戏。
　　　一/ 样板戏
　　　其实我们从没有好好去学过样板戏，但是耳熟能详我们都会唱。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没有专门去学但都会哼几句，而有的校园歌曲，老师一遍遍地教，但还是唱不会，或者说根本就唱不起来。而那些样板戏，如果给你唱词，把迎来春色换人间唱完是不成问题的。小学里的一个音乐老师，不，确切地说叫唱歌老师，是能把整台《沙家浜》唱下来的。只可惜他是近视眼，演郭建光不能戴眼镜，结果翻跟斗时竟然翻到台下来了，看得我们又惊又喜，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他能绑着棚带一只手弹风琴。样板戏中的反面人物，永远是快乐的一个源泉。座山雕、栾平、鸠山、刁德一、胡司令。反面人物唱得总是不多的，这是我们喜欢他们的一个原因，英雄总要大段大段地唱，凡小孩都不喜欢唱的，除非他唱阿童木或美少女之歌。当然样板戏中我们也只喜欢有武戏打斗的，比如我们不喜
　　欢《海港》和《红灯记》，前者马洪亮的“大吊车真厉害，轻轻的一抓就起来”还有点意思，后者王连举磨刀人以及鸠山队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几句话有印象。样板戏到后来，打的戏好看起来了，比如《平原作战》比如《杜鹃山》比如《奇袭白虎团》，还有一个海岛上的什么戏大概叫《磐石湾》的，在那时打得算是很好看了，在我看来，打戏有点像冗长的学校生活中的课间十分钟，但即使是为了这十分钟，我们宁愿忍受一个个残酷而枯燥的四十五分钟。不过对于打戏，我们也不是没有疑问，那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他们的刀是不是真的？这就像我们看武术表演似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武术表演还是能看到，甚至我们在乡下的小学也有市少体校的武术队来表演来跟我们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他们的刀枪虽不是纸板糊的，但动起来哐哐哐地响，好像是一种铝片。我们那时也不懂，所以无比崇拜少体校的小朋友，觉得要是学好了他们的本事，那么打架是不成问题的了。打架，嗜武，少年的血性，这是我们喜欢样板戏的一个原因，不完全是被动接受。当然我们也不是傻瓜，我们觉得胡司令是有点喜欢阿庆嫂的，但刁德一就不喜欢，至于阿庆嫂是用什么办法让胡司令喜欢的，我们没有搞清楚。还有那个阿庆，是胡司令问到过的，他是跑单帮的，就是今天的生意人，他是不是长得跟郭建光或沙四龙似的，我们也不知道。我这样说，倒不是说，阿庆嫂给了我们性启蒙教育了，只是小脑瓜子就是喜欢胡思乱想。用今天的话说，阿庆嫂也是个留守女士。后来看了《杜鹃山》就开始喜欢柯湘了，后来“四人帮”粉碎后，又传说某个演员跟XXX 有瓜葛，就像今天在传某个歌星跟某个大人物有关系一样。这对童稚的心多少是个打击。再后来到九十年代，看一电视片，讲演杨子荣的童祥苓在街道里开一家小餐馆，来吃的不少是他的戏迷，高兴起来老童也还会哼一句。一代名优，如此晚景，也让人生出不少感叹。
　　　样板戏中有两本是芭蕾舞剧，一是《白毛女》一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看过电影连环画，那就是陈强演黄世仁的那本，白毛女应该叫喜儿也叫白毛仙姑，后来我们看到舞剧《白毛女》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比如那小人书中，喜儿是肚子被搞大之后才逃出去的，这一情节舞剧中就没有了。《红色娘子军》也有故事片的，不过这是后来才看到的，也是陈强演的南霸天，王心刚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据说跟吴琼花有感情戏，但在舞剧中都很干净了。应该说，娘子军的服装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露腿的那种裤子（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的马裤）是很精神的，还有音乐，好像有一段特别被改编为手风琴曲的，《打虎上山》也被改编成了手风琴曲。
　　　我们这些生于60年代的人对样板戏的感情不会特别复杂，不会听起它来就想起牛棚里的日子。我们只是觉得琅琅上口，起码比后来的戏曲要好听，后来我总共看过两本戏曲电影，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碧玉簪》，都是越剧，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的也还是连环画。孙悟空我是崇拜的，何况我们又是本家，但我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坏了白骨精的好事总是耿耿于怀，何况白骨精长得这么好看，如果我是唐僧心里也是有想法的，所以他要借口用佛法来对付这只猴子。
　　　二/ 新闻剪报
　　　不过在样板戏之前，有的新闻剪报也是很好看的，虽然都是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特别是非洲的外宾，当时我觉得奇怪的是，毛主席的房间里总有那么多书，我估计是《水浒》《红楼梦》什么的。1974年的时候，图书馆里就有《红楼梦》可借了，不过要通过关系。后来我拼命钻营，使自己成为一名学生图书管理员。但是我看不懂《红楼梦》，这跟看《水浒》不一样，后来大家批《水浒》了，我也写了批判文章。看新闻剪报，好像就是在看毛主席一点一点地变老，我们心里对主席是无比崇敬的，如果我们要打架，看到毛主席时是不打的，这可以“向毛主席保证”而只有到了哪个人依依呀呀唱的时候才打。当时的新闻剪报，也有很好看的，比如亚非拉乒乓球赛，有几首歌还是很好听的，还有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其中有一首曲子后来成为著名的手风琴曲，哪像现在听人说中国援非医生都有走私象牙的。还有就是一本讲捕象的片子。那个时候新闻剪报也叫加映片的，样板戏可能永远是那么几个，但加映片却是会换新的。在那里，我们看到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和日本，看到日本相扑选手的比赛，那真是令人快乐，那么胖的人那么大的臀部而只用一根瘦长的带子系着，这有点匪夷所思。现在大棚或夜总会的脱衣舞表演大多也还是这种套路，留一根带子给你想像。还有美国篮球队的表演也是令人眼花缭乱。那时农村里也都是篮球比赛的，但是美国人扣篮那么牛逼真的没想到。不过在新闻剪报中，我们也有自己厉害的节目，那就是乒乓球比赛。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亚非拉乒乓球比赛的新闻片也是好看的，电影的主题歌“小小银球传友谊”也是很好听的。后来我们知道小球推动大球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那个时候庄则栋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好像三十多岁就是国家体委的主任了。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我们也在新闻剪报中看到了。周总理有一只手总是勾着的，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总是陪西哈努克亲王。亲王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据说是法国人。西哈努克旁边有一个叫宾努亲王的，头是歪的，据说原来歪得还要厉害，是中国的针灸让他有所好转。我后来看西哈努克亲王的自传，他年轻时也是一个风流才子。国王不风流，好像也枉称国王了。
　　　新闻剪报中百看不厌的是领导人检阅仪仗队。特别是朝鲜的仪仗队好像特别威风。那军官佩剑的样子实在好看，还有走路还有不知喊了一声什么。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相比于人家的国歌，我们的国歌实在好听，但是仪仗队的衣服实在不如人家的好看。后来看九七香港回归，看英国仪仗队兵走路的模样还是觉得好玩。不过人家的国歌一点感觉都没有，除了法国的马赛曲。外国领导人走路的样子有的也很滑稽。那个时候在新闻剪报上经常能看到的外国领导人就是金日成和西哈努克亲王。我们那个时候对“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这一套也很熟悉了，每个人脸上都像开了花似的，朝鲜也是这样的，欢迎的场面比我们还大，现在还这样。也好，留一个样子或榜样在，是多元化多极化的体现。
　　　新闻剪报的功能在今天都已经被电视所替代了，在县一级也办电视台的时候，全县人民也天天看七品芝麻官的政务活动，而且不少都是重播，实际上西装穿起来主席台上坐起来，或讲话或考察或宴请，反正全中国都是这么个套路。所以印象深的还是毛主席，他就在书房里会见外宾，这个就很牛，是其他人学不来的，其他人最多在一排书柜前傻乎乎地坐着，发表什么电视讲话，不知道稿子是背的还是念的。我想肯定是念的，前面有提示的板，所以讲话者目中无光。
　　　三/ 儿童片
　　　要提儿童片肯定要提到《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是个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并不是江青才喜欢。他是那个时代里最闪闪的一颗红星。其他的电影像《向阳院的故事》像《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就比较一般了。在今天看起来，《闪闪的红星》是一部精益求精的电影，我看到一书上说，江青对此部电影曾提过34条意见，在此我摘录几点，从中可看出那个时候对此部电影的重视，江青在修改意思上说：《闪闪的红星》是部好片子，我很喜欢，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可以再仔细磨一下，搞得更完美些。一部好片子是可以演几十年的，一定要改好。
　　　1/冬子在树杈上咕椿伢子时，视线是平的，是向远处看，而椿伢子来得很快，就在树下，视线不对。补椿伢子应声的镜头。椿伢子上树的时候冬子可拉他一下，注意先要接得上。
　　　2/冬子看到潘行义去找红军时，说话声音太大。补冬子给父亲悄悄说话的大近景，和椿伢子在一旁注意听的近景。
　　　15/ 冬子想念红军时，不要闭眼。应是睁眼向前凝视，电慢慢出神，然后叮咚声，花开。幻想完以后，仍回到凝视出神。
　　　16/ “我就是党的孩子”说得不像孩子的语气，应该是：“那我就是党支部的孩子啦！”还有冬子说：“吴大叔说的，不能等！”语气太轻，没有分量。
　　　电影如此磨，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经典，二是被磨得没有了棱角。儿童影片在那个年代总的来说是很缺乏的，像《鸡毛信》这种还是好看的，因为我们知道消息树倒下就是敌人要来了，后来有同学在上作弊也要发类似的信号。至于后来钢笔套里塞纸条，也是我们从电影里学来的。儿童片不怕说教，就怕说教得不好玩，像《阿夏河的秘密》这些电影看过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留下印象的往往是那些电影面一些反派人物的台词，像《闪闪的红星》中还乡团胡汉三的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还是流传甚广的。《小兵张嘎》里有个胖翻译，他那一句“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烂西瓜还要钱？”这成为我们吃餐馆吃饭讨价还价中的一句话。不过后来那个胖翻译就为烂西瓜付出了代价。还有张嘎子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老三老四的很好玩。小孩子老三老四总有戏的。不像现在小小年纪跳国标扭屁股，我不喜欢。
　　　看得多而想得起来的是木偶戏《半夜鸡叫》。那个时候同学靠在桌上打瞌睡，我们就学周扒皮的话——天都亮了，鸡都叫了，还不起床！今天的小孩子见多识广，就说周扒皮的故事吧，也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这有新版儿歌为证，想像力和通感可见一斑——周扒皮的家，住在拉萨，周扒皮的老婆来到杭州，杭州杭州没解放，周扒皮的老婆卖冰棍，冰棍冰棍融化了，周扒皮的老婆变成雪。
　　　高玉宝的故事我们是课本里学过的，因此看半夜鸡叫就格外亲切。特别是周扒皮学鸡叫又被长工识破谋“捉贼捉贼”一阵痛打的戏，特别解气。因为符合童趣，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老主老财的本质。后来大起来听一些农民说，有的地主对长工是很好的，我们总是不相信，因为先入为主了嘛。当然这种先入为主也是寓教于乐的。它的前提是——只要有电影看那就会有快乐。
　　　四/ 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
　　　那个时候的国产片，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似，今天有人说，电影中的人物，好像只有流氓黑社会和妓女还比较真实。那个时候也是反派人物的话比较记得住。就像上面所说的“我胡汉三回来了”一样，反派人物说的话好像更容易被人记住。比如一本不太好看的电影叫《战洪图》的，里面有坏分子，大概是个富民吧，大家都在抗洪抢险严防死守，他却盼望天再下雨：下吧下吧，下它个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呢……后来我们不想参加某项活动或希望它泡汤，也就这么念叨的。还有《艳阳天》中也有马小辫气喘吁吁地说：姐夫，姐夫！乡里来人啦。看似简单不简单，因为“姐夫”这两个字是不太叫得出口，而小辫叫得如此亲切。《战上海》中的一句“汤司令到——”比今天的“皇上驾到”要中气足。还有那部《侦察兵》中，炮兵团长和王心刚的对话——老兄是……保定……还有王心刚戴着白手套摸炮筒里的灰——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太麻痹太麻痹了。当然更绝的是《决裂》中葛存壮的表演，他那一句“马尾巴的功能”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学的，而且我们从内心里感到好笑，并总是跟自己班上的任课老师挂起钩来。说到内心，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坏的念头恶的情结，心中真的都有这么一个魔鬼的，而电影中的反面人物呢，刚好把我们这种坏和恶给释放掉了，这跟我们看武打片枪战片恐怖片时的心理是一样的。
　　　在电影中看坏蛋出臭无疑是件很过瘾的事。比如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中，鬼子和坏蛋都像一个个傻瓜似的，这就让我们一次次发出了笑声。那个鬼子挖地雷时挖着了一泡屎，发出“说嘎”的感叹——还有一个鬼子屁股上中了一弹也让我们忍俊不禁，后来就很少有电影能让我们如此快乐的。我们总是学着电影上的样子，比如平原游击队，我记得应该也有两个版本，但是——李向阳城，还有鬼子进村时的音乐，都是到《实话实说》来演奏的。当然英雄人物的台词，也是能记住的，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是我们常用在打泥巴仗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干劲。还有杨排队那一句“阿米尔，冲”，连小孩子也知道，那是给爱情加油的。
　　　演杨排长的就是《三进山城》中的梁音，他的《冰山上的来客》是后来才看到的。他的智慧是藏在戆厚中的，不动声色，没有后来高大全式的光环。李向阳也是我们喜欢的，郭振清后来就是演《决裂》中的龙校长的。
　　　正面人物，往往就是通过充沛的激情来表现的。《决裂》中共大的那个龙校长举起那个妇女的手说——这就是资格。还有火红的年代中，于洋在高炉前对厂长的一段话，那是很容易流下眼泪的。我总是容易被这种台词所感动，那个时候这种红色电影中的台词还特别多，《春苗》中有，《青松岭》有创业中更有，《第二个春天》中也有，这是一种有利于诗人气质的培养的。激情当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比如《闪闪的红星》中，我们虽然更关心冬子能不能干掉胡汉三，但是对于映山红在特技下能够开放，对于小小竹排江中游这样的唱词，小小年纪还是有一丝感动的。后来知道这就叫作抒情。
　　　五/ 外国电影
　　　红色电影的年代也有外国电影好看，不过那个时候的一句话，叫——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相比之下，觉得还是越南电影好看，因为那里面的仗打得比较过瘾，《阿福》、《回故乡之路》等，B52 在天上飞，炸弹成吨成吨的往下炸，而阿福则躲在弹壳里睡觉。现在美国反恐怖主义抓拉丹，在阿富汗执行轰炸任务的还是B52.可见B52 的厉害。后来在一份什么“纪要”中把毛主席称为B52 ，可见坏人的狼子野心。当时越南人在地上布满竹签，就等着美国佬来上当。越南电影就是在今天也是好看的，像法裔导演陈英雄导的片子《青木瓜之味》和《三轮车夫》都是有国际水准的。朝鲜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和《卖花姑娘》，前者有个叫老狐猩的，他是个扫地老人，后来我看到扫地的补鞋的，总是有点怀疑他们是特务。那是我们看得最早的侦探电影。卖花姑娘是让人掉眼泪的，比后来的《妈妈，请再爱我一次》和《我的兄弟姐妹》还要煽情，而且这是阶级仇。这本电影的歌很好听，还有什么“金姬和银姬”。其中一本叫《摘苹果的时候》看得人有点嘴馋，那里面的苹果多得吃不完要做成果酱，其中还有一肥妞可“挣六百个工分”的，那里面有一句台词，叫“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能印证美女经济的。朝鲜的那些女孩子感觉上好像都是生活在天国似的，脸上没有人间烟火。阿尔巴尼亚有《地下游击队》和《第八个是铜像》，更早的有《海岸风雷》，讲排鱼雷的故事。“铜像”因为是倒叙就成了“没头没脑”的代表作，不完全看得懂，有点神秘，但是那句话是记住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还有“嗨，希特勒”，并啪地一记立正。后来稍晚一点，我们便能看到罗马尼亚电影，像《多瑙河之波》和《沸腾的生活》（不是国产的《沸腾的群山》），前者也是孩子为主角，但已经有大人拥抱接吻的镜头，看得人都骚动起来，有的干脆就尖叫起来；应该说这就是一种性启蒙了。《多瑙河之波》中托尼大叔死在船在的镜头是很感人的。而《沸腾的生活》就像是一部国企改革的片子，其中一个造船厂长的话今天想来还是很酷的——男人理长发女人理短发。还有电子音乐，这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再后来南斯拉夫电影进来了，那就别开生面另当别论了。后来到了80年代初，外国电影兴盛配音演员吃香，我们好像有的全面开放的味道了。
　　　外国电影那时反复看得最多的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两本电影经常要搞混起来。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是列宁那种幅度很大颇为夸张的动作，还有心中的英雄就是瓦西里，熟知的台词是“让列宁同志先走……”，还有卫队长临终前说的“布哈林是叛徒……”现在布哈林在狱中的日记都出来了，不过我已经没有兴趣看这种东西了。在讲列宁的故事中，还让我们看到了大腿舞的表演，这在当时真是意外之喜啊，心中也觉得那真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啊。不过大腿还是漂亮的，我想这就不仅仅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而是生理扭不过大腿。那个时期，只知道还有一些内部电影，像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无缘看到，不过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制度，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谓内部电影的，但是它已经不吃香了。
　　　六/ 战争电影和阶级斗争
　　　在那个年代，有的电影我们差不多都看过10多遍了，我印象中看得最多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奇袭白虎团》和《打击侵略者》等。在年龄更小一点的时候，大人告诉我们，看打仗的电影最好拿一只篮子去，因为那一层幕布的背后说是有子弹可捡的，虽然我没有真的拿篮子去过（买肉买骨头倒是可用篮子排队的），不过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的。信的前提是一个疑问——那些子弹都打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说都落在幕布后面，为什么人家都不去捡呢？或者有的时候在生产队的稻地上放映，连幕布都没有的，只是在一面白墙上放，这么说子弹都打到墙里面去了？还有炮弹——总之那个时候是糊里湖涂的。《打击侵略者》我现在一句台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有个叫大勇的人。抗美援朝的电影，里面差不多都有一个叫阿妈妮的角色，反正都要到中年妇女才会这么叫的，年轻的朝鲜姑娘见得不多。
　　　战争片中最好看的当然是敌人被枪弹打到时倒下的镜头，有的是被炸上了天，有的是歪歪扭扭地倒下，总之是丑陋而狼狈。而正面人物则刚好相反。看到坏人死而高兴，坏人死得越多越高兴，在今天可能会想到人性人道人的悲悯等。有的片子每一次看都会受到一次教育，比如《南征北战》攻摩天岭时，两支队伍比急行军，看谁能抢下攻占，后来每当我们上体育课慢吞吞像只老蜗牛时，老师总是以攻占摩天岭为例子要我们兵贵神速。
　　　红色电影显然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比如小孩子对坏分子的斗争而且总能战而胜之，比如工人对走资派的斗争等，比如工农兵对资产阶级权威的斗争，我看《决裂》的时候，已经相信读书是没有用的，那时在学校也刚好在宣传“不学ABC 照样干革命”，所以就其精神来说一脉相传的。还有在我们组织兴趣小组的时候，刚刚放映《春苗》，这对开门办学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我没有报名参加红医班，因为据说要自己往自己手臂上打针抽血的，所以我就不敢了。从内心说，那个时候我们倒不太恨特务日本鬼子什么的，反而恨整天板着脸的走资派，因为他们和特务鬼子相比，没有带给我们快乐。但要说从这这些电影中学到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那就是鬼话了。不过读了中学后，有时看一本电影就会想一想了，比如那个时候看《年轻的一代》也看过两个版本的，那个时候达式常真的应该叫风流倜傥，还有杨在葆，嗓子也是粗粗的。后来好像还看了《征途》，想到自己毕业后也要上山下乡，不完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大多都是在露天的，是只有一部放映机的，一本放好要换片中间就有间隙。而且那个时候还是跑片的，有的时候，这里放好了那边送过来的还没有到，就只好等起来。这个时候放映员会说上几句话，或者放放看不清楚的幻灯片。有的时候，我觉得放映员的话也是很好玩的，有时在电影放着放着时，他会突然出来说话，比如在阶级敌人搞破坏时，他怕观众看不懂，所以特别指出来，这个情况可能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记得很清楚，放《看不见的战线》时，有一个放映员就是说出那个扫地的老狐狸就是坏蛋，再后来放《黑三角》时也是这样的。
　　　当时还有一本讲阶级斗争的戏叫《半篮花生》的，是浙江越剧团演的，已经到了一种学哲学用哲学的高度，大概是学样板戏的成果之一。那里面的人物用绍兴官话说：半篮花生里也有哲学呀——拖音很长，脸上的胡子明显是粘上去的。
　　　红色电影当然不止这些，1976年之后，除了样板戏不看之外，能看的当然更多了，但是后来发现看电影的快乐却越来越少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世界日渐丰富了，所以想起那些红色电影，难免就有一种格外的怀念，就像那些当年的红星、今天的老太太都用颤抖的声音朗诵诗歌一样。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回过头去看，总有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感觉。红色电影，它是红色时代的一个成部分。跟我其他文章中所讲的“黑色电影”无关。不过就是在今天，我想红色电影仍然会有一的市场的，也不能说那个时代就永远一去不复返。有些记忆有些体验，我想就像血型一样是不可能改变的。当我们在说红色电影，那是在说一段青春。而青春是永远美丽而有悔的。但是我们不必忏悔，我们就是在那样的年月里，仍然在寻找快乐寻找。
　　　红色电影会在我们记忆的片库里保存一生，它是我们的情趣、我们的谈资，我们永远的一切。
　　
　　与影同行
　　
　　
　　
　　
　　
　　
　　发表时间：2003-4-3 23: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