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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2「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电影」
2005-01-09 18:05:01 来自:
十二牧
(北京海淀)
[这个贴子最后由十二牧在 2005/01/10 12:15pm 第 2 次编辑]
第二代的新导演,在这一年仍陆续出现(注18),但受重视的程度已大不如前,也没有
人再在他们身上加上「新电影」的皇冠。曾让评论界寄予厚望的香港新浪潮运动,至此
告一段落。
香港新浪潮对台湾新电影的影响
在香港影坛掀起新浪潮的同时,台湾的新电影其实并没有按兵不动。正如上文所述
,在1979年至1981年间,台湾起码出现了四位令人瞩目的新导演:王菊金、林清介、王
童、李力安。他们的作品,都受到影评人与国内外影展的肯定(注19)。可惜,这些影
片的卖座情况都不出色,因此并没有受到电影投资者的特别重视。另外两位在1980年出
现的新导演朱延平与侯孝贤,分别以〈小丑〉和〈就是溜溜的她〉在台北创下1,000万元
以上的票房纪录,因此成为新一代的商业电影红人。八年来,朱延平始终走他的通俗喜
剧路线,站稳了「台湾最卖座导演」的宝座;而侯孝贤自〈儿子的大玩偶〉之後逐 转走
艺术电影路线,如今成为国际间最知名的台湾导演。如此分道扬镳,亦可算相映成趣。
由於台湾电影界并没有重视本土的新导演冲击,自然为外来的和尚制造了机会。
1980年10月,新闻局於主办金马奖的同时,特别在电影图书馆办了一个「香港新锐
导演作品观摩座谈」的活动,邀请了七名香港新导演带着他们的作品跟台湾的电影工作
者见面(注20)。这个盛会,在当时其实并没有给台湾电影界带来太大的回响(注21)
,电影人出席率相当低。有些人对新闻局此举感到酸溜溜不是滋味(注22);有些『甚
至还没看过人家的作品,就盖棺论定地指出这些作品都是「香蕉作品」外黄内白(注23
)』。连台湾着名的资深导演李行都愤慨地表示:『国内不是没有新锐人才,但他们为
什麽没有出头,是表现不够?还是受到太多约束?』(注24)
可以归纳地说,台湾电影界所以仍会感到香港新浪潮的威胁,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
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或卖座成绩,而是忍受不了他们所带来的那股『气势』,彷
佛是一个满身病痛的老头面对着活力充沛的小伙子,自卑感怎麽能不油然而生?不过,
自卑归自卑,他们并没有立刻采取反应的行动。
『台湾的电影工作者一筹莫展,电影环境是那样糟,身为电影界执牛耳的中央电影
公司也为自身的巨大亏损而呈泥菩萨过江之势,上级机构对中影采取减少拍片的政策,
以消除其少拍片所造成的亏损。中影公司明骥先生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只有一条起死回
生之路,就是开始积极争取一些年轻电影工作者。』(注25)
是在这种「外忧内患」的情况下,台湾最大的中影公司开始了体质上的转变。从19
81年陆续引进了吴念真、小野、陶德辰担任编审企划工作,段钟沂担任制片工作,黄嘉
生担任宣传策划工作等。第二年,在一连串的制片计划被扼杀之後,终於因某个巧合的
时机通过了一个由四位年轻新导演合作的企划案,这就是在日後被捧为台湾新电影开山
作的〈光阴的故事〉。
台湾新电影的崛起与发展
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编导,内容是「透过四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故
事来表达人际关系的演变、异性关系的演变、及台湾叁十年的社会形态变迁」(注26)
的〈光阴的故事〉,於1982年8月28日正式在台湾全省推出联映。当时,此片的宣传企划
「决定走极端」,用很前卫的海报设计来吸引观众。在行销策略上标榜「中华民国20年
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但是行销目标只敢定在「台北市总收入在新台币肆百
万元」(注27)。是这种出奇制胜,哗众取宠的商业促销方式,使〈光阴的故事〉 到了
票房胜利的甜头。而成功的票房,却正是以前的新导演作品一直想获得而无法获得的东
西。可以说,在日後的发展中有意排斥作品「商业性」的台湾新电影,当初却完全是因
为商业上的成功才得以生存,这实在充满讽刺性。
同样是1982年面世的台湾电影,〈光阴的故事〉其实并非评价最高的一部,由侯孝
贤编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才应该摘下当年的桂冠(注28)。然而,正如导演侯孝贤
所说:『〈在那河畔青草青〉还是为了票房而拍,因为一个新人没有失败的本钱,票房
失败就等於判了死刑。但是能够在商业的情况下还激起观众共同的情绪,才是重要的。
』(注29)仅管这是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但摆脱不了「商业电影」的本质。因此其神
话色彩自然及不上打着「中华民国20年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的旗号出现的〈
光阴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需要商业、却又不 商业」的知识份子矫揉心态,使那
些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在好景了不到两年的情况下便逐 萎缩了
下去。
1983年是「台湾新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年 无论公营制片或民营公司都大量
采新导演拍片,而且容许他们拥有相当大的个人创作自由,拍摄了一批在取材、主题与
技术表现都跟过去的台湾电影不太一样的作品。这种情况,有点类似1979年的香港影坛
。这一批受人瞩目的作品,包括: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王童的〈看海的日子〉、
林清介的〈台上台下〉、柯一正的〈带剑的小孩〉、 戡平的〈搭错车〉、杨德昌的〈海
滩的一天〉、张毅的〈野雀高飞〉、以及侯孝贤、会壮祥、万仁合导的〈儿子的大玩偶
〉。其中,除了〈带剑的小孩〉与〈野雀高飞〉卖座较差,甚馀全是票房的优胜者,〈
搭错车〉与〈看海的日子〉更是轰动一时的超级卖座片。在商业上,这是「台湾新电影
」最风光的一年,它显示出新电影有可能成为「台湾电影主流」的潜力;在舆论上,由
於〈儿子的大玩偶〉引发的「削苹果事件」(注30),更使一向对国片不太在意的知识
份子和大专学生反过来关心国片、支持国片。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台湾新电影」在
短短的一年间在声势上压倒了其他传统的国片,成为台湾影坛的一股新势力。
台湾新电影於1983年在岛内的成就,於1984年开始对外输出。「香港艺术中心」与
「电影双周刊」在1984年3月18日至24日主办了一个「台湾新电影选」的活动,邀请了7
部台湾新电影参展(注31)。一个为数达20人的代表团,更在影展期间赴港参加各种电
影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引来了极大的回响。因为在同年的3月17日至30日,一个名为
「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陆影片展亦在香港举行,一共展出大陆新片14部,而且大陆电
影界也派遣了一个七人代表团赴港参加。这是海峡两岸的电影第一次同台对垒,到底谁
是嬴家?答案:台湾。
『最令人兴奋的是「台湾新电影选」7部之中最少有4部可以拿到国际性的影展展出
而绝无愧色。这些影片或者不算是什麽经典之作(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但却肯定是近
年来最优秀的一批华语片,是香港有良知的导演看後感到脸红耳赤的影片,因为香港除
了一个方育平之外,迄今没有人能够拍出这样真 纯 动人的艺术作品。』(注32)
藉着香港这一块跳板,台湾新电影开始引起了欧美影评人及国际性影展的重视,纷
纷来台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及邀请台湾电影参加各大小影展的展出和竞赛,使台湾电影
在国际影坛被漠视多年之後,一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新贵。(注33)
台湾新电影在「外交」上的确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在「内政」上如何呢
? 『1984年的国片水准,平均说来比前一年的水准更见整齐,尤其难得的是在题材的选
取上已不再局限於乡土小品,而且表现手法也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热闹
局面。论佳作的数目,显然已较一年来在台公映的港片为多。』(注34)
不过,对於新锐导演而言,这一年却已不再是一帆风顺的日子。万仁在〈油麻菜籽
〉之後一年来没有拍片,杨德昌亦然,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与柯一片的〈我爱玛莉
〉则卖座惨败,呈现出一片疲态。可是,假如我们不将「台湾新电影」局限在如此小圈
子的 围,那麽这一年出现的一些现象其实也颇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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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在他们身上加上「新电影」的皇冠。曾让评论界寄予厚望的香港新浪潮运动,至此
告一段落。
香港新浪潮对台湾新电影的影响
在香港影坛掀起新浪潮的同时,台湾的新电影其实并没有按兵不动。正如上文所述
,在1979年至1981年间,台湾起码出现了四位令人瞩目的新导演:王菊金、林清介、王
童、李力安。他们的作品,都受到影评人与国内外影展的肯定(注19)。可惜,这些影
片的卖座情况都不出色,因此并没有受到电影投资者的特别重视。另外两位在1980年出
现的新导演朱延平与侯孝贤,分别以〈小丑〉和〈就是溜溜的她〉在台北创下1,000万元
以上的票房纪录,因此成为新一代的商业电影红人。八年来,朱延平始终走他的通俗喜
剧路线,站稳了「台湾最卖座导演」的宝座;而侯孝贤自〈儿子的大玩偶〉之後逐 转走
艺术电影路线,如今成为国际间最知名的台湾导演。如此分道扬镳,亦可算相映成趣。
由於台湾电影界并没有重视本土的新导演冲击,自然为外来的和尚制造了机会。
1980年10月,新闻局於主办金马奖的同时,特别在电影图书馆办了一个「香港新锐
导演作品观摩座谈」的活动,邀请了七名香港新导演带着他们的作品跟台湾的电影工作
者见面(注20)。这个盛会,在当时其实并没有给台湾电影界带来太大的回响(注21)
,电影人出席率相当低。有些人对新闻局此举感到酸溜溜不是滋味(注22);有些『甚
至还没看过人家的作品,就盖棺论定地指出这些作品都是「香蕉作品」外黄内白(注23
)』。连台湾着名的资深导演李行都愤慨地表示:『国内不是没有新锐人才,但他们为
什麽没有出头,是表现不够?还是受到太多约束?』(注24)
可以归纳地说,台湾电影界所以仍会感到香港新浪潮的威胁,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
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或卖座成绩,而是忍受不了他们所带来的那股『气势』,彷
佛是一个满身病痛的老头面对着活力充沛的小伙子,自卑感怎麽能不油然而生?不过,
自卑归自卑,他们并没有立刻采取反应的行动。
『台湾的电影工作者一筹莫展,电影环境是那样糟,身为电影界执牛耳的中央电影
公司也为自身的巨大亏损而呈泥菩萨过江之势,上级机构对中影采取减少拍片的政策,
以消除其少拍片所造成的亏损。中影公司明骥先生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只有一条起死回
生之路,就是开始积极争取一些年轻电影工作者。』(注25)
是在这种「外忧内患」的情况下,台湾最大的中影公司开始了体质上的转变。从19
81年陆续引进了吴念真、小野、陶德辰担任编审企划工作,段钟沂担任制片工作,黄嘉
生担任宣传策划工作等。第二年,在一连串的制片计划被扼杀之後,终於因某个巧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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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编导,内容是「透过四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故
事来表达人际关系的演变、异性关系的演变、及台湾叁十年的社会形态变迁」(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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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走极端」,用很前卫的海报设计来吸引观众。在行销策略上标榜「中华民国20年
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但是行销目标只敢定在「台北市总收入在新台币肆百
万元」(注27)。是这种出奇制胜,哗众取宠的商业促销方式,使〈光阴的故事〉 到了
票房胜利的甜头。而成功的票房,却正是以前的新导演作品一直想获得而无法获得的东
西。可以说,在日後的发展中有意排斥作品「商业性」的台湾新电影,当初却完全是因
为商业上的成功才得以生存,这实在充满讽刺性。
同样是1982年面世的台湾电影,〈光阴的故事〉其实并非评价最高的一部,由侯孝
贤编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才应该摘下当年的桂冠(注28)。然而,正如导演侯孝贤
所说:『〈在那河畔青草青〉还是为了票房而拍,因为一个新人没有失败的本钱,票房
失败就等於判了死刑。但是能够在商业的情况下还激起观众共同的情绪,才是重要的。
』(注29)仅管这是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但摆脱不了「商业电影」的本质。因此其神
话色彩自然及不上打着「中华民国20年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的旗号出现的〈
光阴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需要商业、却又不 商业」的知识份子矫揉心态,使那
些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在好景了不到两年的情况下便逐 萎缩了
下去。
1983年是「台湾新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年 无论公营制片或民营公司都大量
采新导演拍片,而且容许他们拥有相当大的个人创作自由,拍摄了一批在取材、主题与
技术表现都跟过去的台湾电影不太一样的作品。这种情况,有点类似1979年的香港影坛
。这一批受人瞩目的作品,包括: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王童的〈看海的日子〉、
林清介的〈台上台下〉、柯一正的〈带剑的小孩〉、 戡平的〈搭错车〉、杨德昌的〈海
滩的一天〉、张毅的〈野雀高飞〉、以及侯孝贤、会壮祥、万仁合导的〈儿子的大玩偶
〉。其中,除了〈带剑的小孩〉与〈野雀高飞〉卖座较差,甚馀全是票房的优胜者,〈
搭错车〉与〈看海的日子〉更是轰动一时的超级卖座片。在商业上,这是「台湾新电影
」最风光的一年,它显示出新电影有可能成为「台湾电影主流」的潜力;在舆论上,由
於〈儿子的大玩偶〉引发的「削苹果事件」(注30),更使一向对国片不太在意的知识
份子和大专学生反过来关心国片、支持国片。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台湾新电影」在
短短的一年间在声势上压倒了其他传统的国片,成为台湾影坛的一股新势力。
台湾新电影於1983年在岛内的成就,於1984年开始对外输出。「香港艺术中心」与
「电影双周刊」在1984年3月18日至24日主办了一个「台湾新电影选」的活动,邀请了7
部台湾新电影参展(注31)。一个为数达20人的代表团,更在影展期间赴港参加各种电
影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引来了极大的回响。因为在同年的3月17日至30日,一个名为
「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陆影片展亦在香港举行,一共展出大陆新片14部,而且大陆电
影界也派遣了一个七人代表团赴港参加。这是海峡两岸的电影第一次同台对垒,到底谁
是嬴家?答案:台湾。
『最令人兴奋的是「台湾新电影选」7部之中最少有4部可以拿到国际性的影展展出
而绝无愧色。这些影片或者不算是什麽经典之作(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但却肯定是近
年来最优秀的一批华语片,是香港有良知的导演看後感到脸红耳赤的影片,因为香港除
了一个方育平之外,迄今没有人能够拍出这样真 纯 动人的艺术作品。』(注32)
藉着香港这一块跳板,台湾新电影开始引起了欧美影评人及国际性影展的重视,纷
纷来台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及邀请台湾电影参加各大小影展的展出和竞赛,使台湾电影
在国际影坛被漠视多年之後,一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新贵。(注33)
台湾新电影在「外交」上的确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在「内政」上如何呢
? 『1984年的国片水准,平均说来比前一年的水准更见整齐,尤其难得的是在题材的选
取上已不再局限於乡土小品,而且表现手法也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热闹
局面。论佳作的数目,显然已较一年来在台公映的港片为多。』(注34)
不过,对於新锐导演而言,这一年却已不再是一帆风顺的日子。万仁在〈油麻菜籽
〉之後一年来没有拍片,杨德昌亦然,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与柯一片的〈我爱玛莉
〉则卖座惨败,呈现出一片疲态。可是,假如我们不将「台湾新电影」局限在如此小圈
子的 围,那麽这一年出现的一些现象其实也颇有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