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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亲爱的电影2:小武
2005-01-07 21:00:47 来自:
十二牧
(北京海淀)
[这个贴子最后由十二牧在 2005/01/13 08:34am 第 1 次编辑]
我爱着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属于我自己
我写过一篇关于它的作业
“通俗”的自行消解
——贾樟柯电影《小武》的细读
要讲好一个“通俗”的故事,首先得用读者早已熟悉的,可以轻松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语言、手法和场景构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基本的平台之上,要尽可能表现明确的价值立场,用善恶二分的方式来诠释世界。这样的故事,才具有“可读性”,才“好读”,也才能称得上“通俗”。
但在“通俗”的故事里,却常常有一些故事,我们熟悉它的构建语言、手法和场景,甚至在其中亦能感受到善恶二分价值立场的存在,但是它始终不能归于“通俗”的行列。因为,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讲故事者一些微小的调整,使得整个故事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于是,这种故事不再是“通俗”的,它走向的是消解“通俗”的道路。
贾樟柯电影《小武》就是这种样式故事中的一个典范。接下来,我们用这部电影作为一个细读文本来做一次分析,看看一个貌似“通俗”的故事如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小武的“江湖”和朋友
在“通俗”中,“江湖”是个很好的概念,这个被武侠小说充分描绘的词语,其外延已有很大的扩展,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与寻常生活不同的、脱离常规的世界。在这种反常规的空间里,许多日常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得以实现,对于生活在这俗世中的众生来说,这是个提供梦想与解脱的天地。可《小武》的“江湖”却熟悉得让人窒息,那种我们熟悉的灰色的生活状态,就是小武的江湖。
1997年,山西汾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导演贾樟柯去北京上学前住了20多年的老家,他力图将它完完整整得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十分令人不愉快地展示。山西汾阳土得掉渣的土话,是仍然没有成为文学艺术认可的可描述、可渲染的方言,它只是土,土得让人感到些许的辛酸。在这种语言的包裹中,是需要在路边等待拦截的长途汽车、街头高音喇叭播出的流行音乐、灰尘满布的简易居民楼房、粗糙装修的歌舞厅和卡拉OK……故事中的“江湖”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这种贴近让人十分的不舒服。
文学的贴近,如果是似是而非,则给人以希望、以亮色,赢得人好奇心的探寻。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确实存在,但又确确实实不存在,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注入了更多他所想要的原始的、美的生命力的展示,这也是现代人所失去和向往的。而贾的“山西汾阳”,却是一个他力图完整再现的地方,是让人见了就可以对位的地方,这对居住在中国“县城”以及与之相似地区的人们,很像是一种不作修饰的照镜子行为。脸上的雀斑、嘴里的蛀牙、眼角的皱纹……,看到不可抛弃的身体上的每一个缺陷都是对自己的打击,而贾樟柯创造的这个打击是最为沉重的。
不舒服与沉重,构成整部片子的基调。这个基调,使得本来“通俗”的故事无法取得民众的兴趣,因为它剥夺了民众对生活的幻想时间和权利。而在这个背景中出现的主人公和他的“朋友们”也让人如此的熟悉和不舒服。
身高一米六左右的小武,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不爱笑,每天都是很严肃的表情,头时刻斜歪着,习惯舌头顶着腮帮。在情节发展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扒手,一个小集团里的头目。如果由此发展,加一点想象和渲染,我们也许可以描绘他神乎其神的“偷技”,描绘他在集团中的地位与生活,这些我们在各种黑帮文学、黑帮电影中看多了,当一种“技术”上升到“神”的地步,当作一件坏事到了极致,似乎殊途同归,都可以成为欣赏的对象;又或许,我们可以让他成为像那个写《小偷日记》的人,是有一种对作为小偷这种职业的病态式的眷恋,他严肃拘谨的表情是对生活的思考,这是更为精致的一种考虑。可小武就是小武,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偷,甚至是有些笨。从前他的那些朋友都“往前走”了,去做生意,去开小杂货铺、去马路边摆台球桌,包括从前一起在“偷道”上趟过的铁哥儿们小勇也改行不做“三只手”,去倒烟搞贸易,发了,用手机,站在县电视台的镜头前说话,要为“希望小学”捐款。而小武依然只是靠“偷”度日。我们看不到“英雄”,只看到一个让人不知如何同情的“小偷”。
这样一个小武,身边仍然有一些朋友。而“朋友”对于“江湖”中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古龙的小说中,朋友同好酒一样,是冷漠江湖令人倍感温暖的精品,因为有了朋友,这无情的江湖就不会寂寞。可对于“小武”来说,朋友成为一个恶梦。铁哥儿们小勇一朝发迹,便想忘了他,因为他还在“江湖”上,甚至结婚酒席不敢请小武,怕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小武却依然要执著的履行当年两人同甘共苦时的诺言,为小勇的婚礼上“六斤钱”,结局是不欢而散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悲壮、欢乐,只是淡淡的一个人孤独无奈的在小酒馆里自斟自饮。
剥夺“朋友”是一种残酷的讲述行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剥夺。但它同样真实地反映了这生活中“人往高处走”的真实的一面。决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需要现实的活着。对于孤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希望。
这个熟悉得让人害怕的江湖,这个普通得让人感到无聊的小偷,这是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亮色的故事。它一开始就倒了民众的胃口,然后就被取消了“通俗”的资格。
胡梅梅带来的“爱情”
胡梅梅是个歌女。这是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词,但在这里,她既不是旧时光里“秦淮歌女”,有着文采、口才的谈天对手,也不是“铁蹄下的歌女”那种时代悲剧角色,她是90年代那种粗糙装修的歌舞厅中的令人暧昧的歌女,那个歌舞厅也一如那个时代的叫做“大上海”。当然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期待通俗事件的发生,一个香艳的世俗故事。在这个世界上,色情永远是不可抗拒的话语,在种种道貌岸然下面,永远有这个潜在的心理上的需要,如同福柯所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这种话语需要,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灭绝这种话语需要。于是,这种需要也便构成了我们的“通俗”需要。所以这个背景的设定吊起了很多人的胃口。
可小武这个该死的坏了我们的兴致。这个该死的小武不会唱歌,不会玩笑,只会尴尬的保持自己莫名的尊严。在那个很多人熟悉的暧昧的灯光昏暗的歌厅小包间里,心情阴郁的小武只是一味地指责梅梅没有尽到歌女的职责。这样,在歌厅里,小武第一次阻断了我们的世俗欲望。正是这种阻断使得小武偏离了通俗的航向。与贾樟柯多少有些相似的香港导演陈果,拍过《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他也叙述生活的悲哀与无奈,也用这样的背景来讲故事,但他发展下去了,没有阻断,于是,他的片子获得了更多的观众,走上了与贾不同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的期待仿佛有了可能。歌厅老板为了平息事端,也为了多挣一些钱,只好让梅梅来承担责任,迫使梅梅陪伴小武直到天黑。对于很多人来说,此时的情景又一次的又了可能产生香艳的情景,人物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但事实上偏偏什么都没有真正发生。小武显得非常拘谨,只是一味地由着梅梅给母亲打电话,陪着她上美发厅去做头发,然后天黑了,时间到了,我们的期待也结束了。小武只是付钱给梅梅让她和自己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小武第二次阻断了我们的世俗欲望。可在小武的不断阻断中,另一种通俗诞生了,它叫“爱情”。小武爱上了。
“爱情”是每个青年人的生活,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而这也是“通俗”故事中最爱讲述的事情。小武的爱情,就这样随着胡梅梅的出现而出现了。这是第一次,我们在这部片子中看到了“通俗”故事的影子。他感到百无聊赖,他设法找到梅梅的住所,他为生病的梅梅倒水、买了一个热水袋,他在床上同她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梅梅给他唱了一首歌,他用打火机为梅梅奏了一曲“献给爱丽丝”。他在澡堂里开心地练习“心雨”。然后梅梅对他说:“你作我的傍家吧”。他买了一个戒指准备送给她。梅梅让他买一个呼机,以便她可以随时联络到他。
是的,是爱情,但是太简陋,主人公是小偷和歌女,而且是极普通的小偷和歌女,这构成了一份廉价的爱情。他练歌的澡堂是年久失修的,而胡梅梅的居所也是那种清一色的平房。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廉价的爱情。
可是就是这份廉价的爱情,导演也不肯让我们享受。有一天,梅梅没有上班,据说是一帮有钱的太原人接走了,小武带着一点希望去她家,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留下,小武的传呼上于是再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经常有的只是天气预报。
故事结束的正常,合乎常理,却不符合想象的期待。没有欲望,没有爱情,只有真实,青灰色的天空一样的真实。胡梅梅带来的“爱情”是真实的,而不是“通俗”的。
家,无奈的家
当所有的事情都成为问题时,我们回家,回家也永远是“通俗”的话题。家,被“通俗”构造成一个甜蜜的避风的港湾。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情,小武向着家前进。
回家的开始是有一些温情的。小武把象征着廉价爱情的戒指送给了母亲,陪着妹妹去看戏,在乡间的土地上逗逗哥哥的孩子。他的戒指引来了父亲的好奇与评价,他的呼机引来了哥哥的羡慕,老三找了个城里人,这些都仿佛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变化。可是,不久,一切就都消失了,这个乡村的家庭依然顽固的不可改变。
首先是父亲想让这些兄弟为老三的婚事凑一些钱。小武发现自己的无助,即使是配上了呼机,送给母亲戒指,他仍然无力改变这个家庭的困境。他是一个“小偷”,而且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小偷”,他又一次的看清了自己的窘境。然后,他发现母亲把戒指送给了老三的对象,一种莫名的情绪使他和母亲争吵起来,然后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我们再一次看到种种熟悉的画面。兄弟间的血缘的亲密于事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隔阂,他们无力去帮助一个兄弟的婚姻;父亲努力的维护的父辈的尊严与事实上家族的无可奈何的败落,面对小武的戒指,父亲说“老子当了一辈子贫农还分不清是铜还是金?”,反问然而却无力;母亲力图维系的家庭亲情与不可挽回的更为严重的家庭负担,一个戒指永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切的东西都以表面不同的方式,在每一个家庭中上演。
小武与家庭决裂了,不像巴金《家》中决裂,这种决裂是无奈的没有历史意义的,历史的背景不是革命性的。家庭发生着难以弥补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又不是像前些年电影《过年》中的戏剧性的危机,它发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展示着生活本身的平淡无奇。
家是琐碎的,是那些无始无终的喃喃低语。偶尔显露着温馨,却以大量的烦恼夹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真的,“家,甜蜜的家”永远是文学性的,只是我们不大愿意承认。所以面对导演,我们把他赶出“通俗”的阵地。
结局:让人笑不出来的“灰色幽默”
我们看到小武满身是伤。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都由于现实的逼真与无奈,变得不可靠。他只有转身,回到街头,回到他可以“靠手艺吃饭”的“江湖”。
偏偏在这个时候,导演开始了通俗的幽默。小武的呼机不合时宜的响了,在他行窃的中途,于是,这个很倒霉的小偷彻底的倒了霉。我们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只是片中不断的出现的一些公告,让我们得知这是一个严打的时期。
不合时宜的幽默,构成不合时宜的调侃,那条不合时宜的信息,不是梅梅的,只是天气预报“晴转多云”。小武孤独的在公安局里被铐着,然后来了第二条信息:一个姓胡的小姐留言说“祝你万事如意”,是温情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残酷嘲讽。留给小武的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未可知的结局。
“幽默”亦是通俗的一种品格,在笑声中我们可以脱离者尴尬与荒谬的生存困境。可小武的幽默却让人感到寒冷,感到骨子里的不适,这是一种灰蒙蒙的幽默,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幽默。而导演却多次在片中贯穿了这种幽默,让人一次次的对幽默的品格产生怀疑,以至于认为它就是一种让人苦闷的东西。
影片开头的赵本山的荤段子,让人发笑,可当我们发现这原来是真正生活中不多的几种生活趣味时,这种玩笑带上了灰色,它与那些流行歌曲、程式化的晋剧构成浓重的生活,这不像是一种满足的享受,倒像是一种无奈的消磨。
当梅梅说我今天干吗穿高跟鞋呀,身材矮小的小武就走上路旁的台阶,于是令人滑稽的弥补了身高,而当梅梅好笑的说你为什么不站到楼上去,他就真的站在楼梯上。这两个初次认识的青年男女开起了纯真的玩笑。可这背景却难以让人发笑,一个小偷和一个歌女,在一个无望的街头,漫步一个短暂的下午。天是灰的,地是灰的,小武的颜色是灰的,只有梅梅的颜色是亮的,而这亮又是充满暧昧的亮。
小武的手下,在街头准备行窃,却被电视台采访有关严打的问题;也是他的手下,在小武落网后,义正词严的说像他这种害群之马,早就该被抓起来。导演在这个失败的小人物身上试图进行的调侃,由于这个人物自身的过于失败与无奈,最终成了对生命存在荒谬的一种断言。
影片最后,小武被铐在路边,在路人的围观与议论中,影片结束了。结束在一个似乎有些尴尬的“幽默”中。
通俗是在有意无意中消解掉的。关于江湖的朋友,关于青春的爱情,关于温馨的家庭,都在一种无意为之的“灰色幽默”中消解了原先的力量。它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我们的情感在这里的不到任何的宣泄,正如那个拍《江湖》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说的那样,片子开始时我们如果憋着一口气,片子结束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发泄出去,不痛快,是的就是不痛快。你看完这部片子,大街上一走,发现,生活原来是灰色的。
贾樟柯的片子的热点一直集中他的被禁上,一直集中在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一致上,人们似乎向来相信,被禁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有意思的世界。可是,人们在这次判断上恰恰错了,贾的片子是最没有意思的,他把生活如此真实的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体会沉重的真实。这样的片子,会有多少人喜欢,当人们从沉重的生活中走出,要去享受一个通俗的故事,却发现这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然后,人们无法区分电影与生活的距离,再一次的感受生活的无奈。所以,贾樟柯的片子注定不流行,注定是对“通俗”的消解。
补注:
1、小武告诉胡梅梅,自己是个“手艺人”。这个手艺人,每次偷了钱包都要把失主的身份证投进邮箱,让它回到主人身边。这是个奇妙的善恶组合,但是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观念可以转变,比如贸易、娱乐业,但是有些观念却好像没有变,比如小偷。
2、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他的电影:《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小武》、《站台》、《任逍遥》获过很多奖,但在中国只在地下流通。王宏伟他的同班同学,是小武的扮演者,也是《小山回家》、《站台》两部片子的主人公扮演者,参演了他的所有影片。
3、影片最后小武的被围观,听说是真实的,拍摄时,导演并没有告诉那些路人这是一场电影,也没有向他们解释这个“小武”其实不是罪犯。
4、导演吴文光,拍纪录片的,拍过一个《江湖》,将一个草台班子的漂泊。他说如果他不拍纪录片,要拍一种叫"故事片"的东西的话,他要拍在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环境里,有原汁原味的真人演他们自己的片子。但看完《小武》,完全被重创,几近绝望,上了趟卫生间,把野心排泄到马桶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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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13 08:38:16
十二牧
(北京海淀)
自己顶一下
论文是比较枯燥的东西
2005-02-27 06:55:10
流浪的小孩
小武我喜欢
我认识一朋友
给我的感觉就像小武传达给我的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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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通俗”的故事里,却常常有一些故事,我们熟悉它的构建语言、手法和场景,甚至在其中亦能感受到善恶二分价值立场的存在,但是它始终不能归于“通俗”的行列。因为,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讲故事者一些微小的调整,使得整个故事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于是,这种故事不再是“通俗”的,它走向的是消解“通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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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的“江湖”和朋友
在“通俗”中,“江湖”是个很好的概念,这个被武侠小说充分描绘的词语,其外延已有很大的扩展,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与寻常生活不同的、脱离常规的世界。在这种反常规的空间里,许多日常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得以实现,对于生活在这俗世中的众生来说,这是个提供梦想与解脱的天地。可《小武》的“江湖”却熟悉得让人窒息,那种我们熟悉的灰色的生活状态,就是小武的江湖。
1997年,山西汾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导演贾樟柯去北京上学前住了20多年的老家,他力图将它完完整整得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十分令人不愉快地展示。山西汾阳土得掉渣的土话,是仍然没有成为文学艺术认可的可描述、可渲染的方言,它只是土,土得让人感到些许的辛酸。在这种语言的包裹中,是需要在路边等待拦截的长途汽车、街头高音喇叭播出的流行音乐、灰尘满布的简易居民楼房、粗糙装修的歌舞厅和卡拉OK……故事中的“江湖”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这种贴近让人十分的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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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舒服与沉重,构成整部片子的基调。这个基调,使得本来“通俗”的故事无法取得民众的兴趣,因为它剥夺了民众对生活的幻想时间和权利。而在这个背景中出现的主人公和他的“朋友们”也让人如此的熟悉和不舒服。
身高一米六左右的小武,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不爱笑,每天都是很严肃的表情,头时刻斜歪着,习惯舌头顶着腮帮。在情节发展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扒手,一个小集团里的头目。如果由此发展,加一点想象和渲染,我们也许可以描绘他神乎其神的“偷技”,描绘他在集团中的地位与生活,这些我们在各种黑帮文学、黑帮电影中看多了,当一种“技术”上升到“神”的地步,当作一件坏事到了极致,似乎殊途同归,都可以成为欣赏的对象;又或许,我们可以让他成为像那个写《小偷日记》的人,是有一种对作为小偷这种职业的病态式的眷恋,他严肃拘谨的表情是对生活的思考,这是更为精致的一种考虑。可小武就是小武,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偷,甚至是有些笨。从前他的那些朋友都“往前走”了,去做生意,去开小杂货铺、去马路边摆台球桌,包括从前一起在“偷道”上趟过的铁哥儿们小勇也改行不做“三只手”,去倒烟搞贸易,发了,用手机,站在县电视台的镜头前说话,要为“希望小学”捐款。而小武依然只是靠“偷”度日。我们看不到“英雄”,只看到一个让人不知如何同情的“小偷”。
这样一个小武,身边仍然有一些朋友。而“朋友”对于“江湖”中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古龙的小说中,朋友同好酒一样,是冷漠江湖令人倍感温暖的精品,因为有了朋友,这无情的江湖就不会寂寞。可对于“小武”来说,朋友成为一个恶梦。铁哥儿们小勇一朝发迹,便想忘了他,因为他还在“江湖”上,甚至结婚酒席不敢请小武,怕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小武却依然要执著的履行当年两人同甘共苦时的诺言,为小勇的婚礼上“六斤钱”,结局是不欢而散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悲壮、欢乐,只是淡淡的一个人孤独无奈的在小酒馆里自斟自饮。
剥夺“朋友”是一种残酷的讲述行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剥夺。但它同样真实地反映了这生活中“人往高处走”的真实的一面。决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需要现实的活着。对于孤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希望。
这个熟悉得让人害怕的江湖,这个普通得让人感到无聊的小偷,这是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亮色的故事。它一开始就倒了民众的胃口,然后就被取消了“通俗”的资格。
胡梅梅带来的“爱情”
胡梅梅是个歌女。这是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词,但在这里,她既不是旧时光里“秦淮歌女”,有着文采、口才的谈天对手,也不是“铁蹄下的歌女”那种时代悲剧角色,她是90年代那种粗糙装修的歌舞厅中的令人暧昧的歌女,那个歌舞厅也一如那个时代的叫做“大上海”。当然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期待通俗事件的发生,一个香艳的世俗故事。在这个世界上,色情永远是不可抗拒的话语,在种种道貌岸然下面,永远有这个潜在的心理上的需要,如同福柯所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这种话语需要,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灭绝这种话语需要。于是,这种需要也便构成了我们的“通俗”需要。所以这个背景的设定吊起了很多人的胃口。
可小武这个该死的坏了我们的兴致。这个该死的小武不会唱歌,不会玩笑,只会尴尬的保持自己莫名的尊严。在那个很多人熟悉的暧昧的灯光昏暗的歌厅小包间里,心情阴郁的小武只是一味地指责梅梅没有尽到歌女的职责。这样,在歌厅里,小武第一次阻断了我们的世俗欲望。正是这种阻断使得小武偏离了通俗的航向。与贾樟柯多少有些相似的香港导演陈果,拍过《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他也叙述生活的悲哀与无奈,也用这样的背景来讲故事,但他发展下去了,没有阻断,于是,他的片子获得了更多的观众,走上了与贾不同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的期待仿佛有了可能。歌厅老板为了平息事端,也为了多挣一些钱,只好让梅梅来承担责任,迫使梅梅陪伴小武直到天黑。对于很多人来说,此时的情景又一次的又了可能产生香艳的情景,人物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但事实上偏偏什么都没有真正发生。小武显得非常拘谨,只是一味地由着梅梅给母亲打电话,陪着她上美发厅去做头发,然后天黑了,时间到了,我们的期待也结束了。小武只是付钱给梅梅让她和自己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小武第二次阻断了我们的世俗欲望。可在小武的不断阻断中,另一种通俗诞生了,它叫“爱情”。小武爱上了。
“爱情”是每个青年人的生活,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而这也是“通俗”故事中最爱讲述的事情。小武的爱情,就这样随着胡梅梅的出现而出现了。这是第一次,我们在这部片子中看到了“通俗”故事的影子。他感到百无聊赖,他设法找到梅梅的住所,他为生病的梅梅倒水、买了一个热水袋,他在床上同她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梅梅给他唱了一首歌,他用打火机为梅梅奏了一曲“献给爱丽丝”。他在澡堂里开心地练习“心雨”。然后梅梅对他说:“你作我的傍家吧”。他买了一个戒指准备送给她。梅梅让他买一个呼机,以便她可以随时联络到他。
是的,是爱情,但是太简陋,主人公是小偷和歌女,而且是极普通的小偷和歌女,这构成了一份廉价的爱情。他练歌的澡堂是年久失修的,而胡梅梅的居所也是那种清一色的平房。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廉价的爱情。
可是就是这份廉价的爱情,导演也不肯让我们享受。有一天,梅梅没有上班,据说是一帮有钱的太原人接走了,小武带着一点希望去她家,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留下,小武的传呼上于是再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经常有的只是天气预报。
故事结束的正常,合乎常理,却不符合想象的期待。没有欲望,没有爱情,只有真实,青灰色的天空一样的真实。胡梅梅带来的“爱情”是真实的,而不是“通俗”的。
家,无奈的家
当所有的事情都成为问题时,我们回家,回家也永远是“通俗”的话题。家,被“通俗”构造成一个甜蜜的避风的港湾。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情,小武向着家前进。
回家的开始是有一些温情的。小武把象征着廉价爱情的戒指送给了母亲,陪着妹妹去看戏,在乡间的土地上逗逗哥哥的孩子。他的戒指引来了父亲的好奇与评价,他的呼机引来了哥哥的羡慕,老三找了个城里人,这些都仿佛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变化。可是,不久,一切就都消失了,这个乡村的家庭依然顽固的不可改变。
首先是父亲想让这些兄弟为老三的婚事凑一些钱。小武发现自己的无助,即使是配上了呼机,送给母亲戒指,他仍然无力改变这个家庭的困境。他是一个“小偷”,而且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小偷”,他又一次的看清了自己的窘境。然后,他发现母亲把戒指送给了老三的对象,一种莫名的情绪使他和母亲争吵起来,然后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我们再一次看到种种熟悉的画面。兄弟间的血缘的亲密于事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隔阂,他们无力去帮助一个兄弟的婚姻;父亲努力的维护的父辈的尊严与事实上家族的无可奈何的败落,面对小武的戒指,父亲说“老子当了一辈子贫农还分不清是铜还是金?”,反问然而却无力;母亲力图维系的家庭亲情与不可挽回的更为严重的家庭负担,一个戒指永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切的东西都以表面不同的方式,在每一个家庭中上演。
小武与家庭决裂了,不像巴金《家》中决裂,这种决裂是无奈的没有历史意义的,历史的背景不是革命性的。家庭发生着难以弥补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又不是像前些年电影《过年》中的戏剧性的危机,它发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展示着生活本身的平淡无奇。
家是琐碎的,是那些无始无终的喃喃低语。偶尔显露着温馨,却以大量的烦恼夹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真的,“家,甜蜜的家”永远是文学性的,只是我们不大愿意承认。所以面对导演,我们把他赶出“通俗”的阵地。
结局:让人笑不出来的“灰色幽默”
我们看到小武满身是伤。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都由于现实的逼真与无奈,变得不可靠。他只有转身,回到街头,回到他可以“靠手艺吃饭”的“江湖”。
偏偏在这个时候,导演开始了通俗的幽默。小武的呼机不合时宜的响了,在他行窃的中途,于是,这个很倒霉的小偷彻底的倒了霉。我们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只是片中不断的出现的一些公告,让我们得知这是一个严打的时期。
不合时宜的幽默,构成不合时宜的调侃,那条不合时宜的信息,不是梅梅的,只是天气预报“晴转多云”。小武孤独的在公安局里被铐着,然后来了第二条信息:一个姓胡的小姐留言说“祝你万事如意”,是温情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残酷嘲讽。留给小武的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未可知的结局。
“幽默”亦是通俗的一种品格,在笑声中我们可以脱离者尴尬与荒谬的生存困境。可小武的幽默却让人感到寒冷,感到骨子里的不适,这是一种灰蒙蒙的幽默,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幽默。而导演却多次在片中贯穿了这种幽默,让人一次次的对幽默的品格产生怀疑,以至于认为它就是一种让人苦闷的东西。
影片开头的赵本山的荤段子,让人发笑,可当我们发现这原来是真正生活中不多的几种生活趣味时,这种玩笑带上了灰色,它与那些流行歌曲、程式化的晋剧构成浓重的生活,这不像是一种满足的享受,倒像是一种无奈的消磨。
当梅梅说我今天干吗穿高跟鞋呀,身材矮小的小武就走上路旁的台阶,于是令人滑稽的弥补了身高,而当梅梅好笑的说你为什么不站到楼上去,他就真的站在楼梯上。这两个初次认识的青年男女开起了纯真的玩笑。可这背景却难以让人发笑,一个小偷和一个歌女,在一个无望的街头,漫步一个短暂的下午。天是灰的,地是灰的,小武的颜色是灰的,只有梅梅的颜色是亮的,而这亮又是充满暧昧的亮。
小武的手下,在街头准备行窃,却被电视台采访有关严打的问题;也是他的手下,在小武落网后,义正词严的说像他这种害群之马,早就该被抓起来。导演在这个失败的小人物身上试图进行的调侃,由于这个人物自身的过于失败与无奈,最终成了对生命存在荒谬的一种断言。
影片最后,小武被铐在路边,在路人的围观与议论中,影片结束了。结束在一个似乎有些尴尬的“幽默”中。
通俗是在有意无意中消解掉的。关于江湖的朋友,关于青春的爱情,关于温馨的家庭,都在一种无意为之的“灰色幽默”中消解了原先的力量。它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我们的情感在这里的不到任何的宣泄,正如那个拍《江湖》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说的那样,片子开始时我们如果憋着一口气,片子结束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发泄出去,不痛快,是的就是不痛快。你看完这部片子,大街上一走,发现,生活原来是灰色的。
贾樟柯的片子的热点一直集中他的被禁上,一直集中在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一致上,人们似乎向来相信,被禁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有意思的世界。可是,人们在这次判断上恰恰错了,贾的片子是最没有意思的,他把生活如此真实的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体会沉重的真实。这样的片子,会有多少人喜欢,当人们从沉重的生活中走出,要去享受一个通俗的故事,却发现这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然后,人们无法区分电影与生活的距离,再一次的感受生活的无奈。所以,贾樟柯的片子注定不流行,注定是对“通俗”的消解。
补注:
1、小武告诉胡梅梅,自己是个“手艺人”。这个手艺人,每次偷了钱包都要把失主的身份证投进邮箱,让它回到主人身边。这是个奇妙的善恶组合,但是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观念可以转变,比如贸易、娱乐业,但是有些观念却好像没有变,比如小偷。
2、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他的电影:《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小武》、《站台》、《任逍遥》获过很多奖,但在中国只在地下流通。王宏伟他的同班同学,是小武的扮演者,也是《小山回家》、《站台》两部片子的主人公扮演者,参演了他的所有影片。
3、影片最后小武的被围观,听说是真实的,拍摄时,导演并没有告诉那些路人这是一场电影,也没有向他们解释这个“小武”其实不是罪犯。
4、导演吴文光,拍纪录片的,拍过一个《江湖》,将一个草台班子的漂泊。他说如果他不拍纪录片,要拍一种叫"故事片"的东西的话,他要拍在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环境里,有原汁原味的真人演他们自己的片子。但看完《小武》,完全被重创,几近绝望,上了趟卫生间,把野心排泄到马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