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 看谍笔记

　　喜宴
　　《喜宴》是李安早期的作品，有着良好中西文教育的李安一向钟情于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融合和碰撞的题材，本片延续了这一风格，影片表面是西方化的同性恋与中式婚姻伦理的冲突，其实质则是西方自由开放的性观念与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碰撞。
　　这一对抗体现在影片中，就是一开始的伟同父母抱孙心切而自作主张为儿子征婚，这一东方式的父令子尊对已非常西方化的伟同来说，内心是反感和抵触的，但自小的东方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反抗父母之命，而自已是同性恋这一事实又不是传统的父母所能接受的，因此才演出了这样一出善意的谎言的悲剧。而在这一出悲剧上演过程中，没有使故事流于浮华的是，维维从初始的利用（获取绿卡）和从权（伟同是她的房东，而她还欠了许多房租）转化为与伟同渐渐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两人假戏真做的结合使维维怀上了伟同的孩子。这一意外的变故使两人单纯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两人内心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在结婚喜宴的一场戏中，母亲在给儿媳喂莲子羹，父亲要伟同好好对待妻子，维维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一细节正反映了维维内心情感的复杂和感 伤，她从一开始的‘打工’渐渐地真入了角色，这即是对自己的遭遇的反观而产生的悲痛，也是对真情的渴痛，到而后婚礼的当夜，她对伟同主动的献身已不能理解为是对自我价值的证实，也是内心已接受伟同和父亲一家人的表现，尽管这一改变也许是她内心未曾查觉的。父亲的意外生病使这一荒诞的戏剧被迫继续演出，维维的内心越来越趋向绝望和悲痛的边缘，她开始嫉妒伟同真正的爱人‘克鲁斯’，甚至不愿这一出戏就此结束，但伟同的性取向并未因为维维的动情而转变，两人的同床异梦尤使维维感到无边的痛苦。在影片中维维告诉伟同明天到医院打胎的一场戏中，维维痛苦的独白正体现了这一混乱关系给各人的伤害，伟同、维维、克鲁斯，包括伟同的父母都成为了这一场骗局的无辜受害者。虽然他们都是为了别人好，可在实质上都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一情节的设置上，导演并未如观者主观愿望而使情节发展为一个维维最终改变了伟同，两人同结连理的喜剧结局，而是处理为伟同与维维、克鲁斯和平共处的结局，这一设置使影片没有滑入庸俗的大欢喜结局中，给观众留下了思索和困惑的疑问，提升了影片思想的格调。
　　影片在叙事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导演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碰撞的诠释和理性。在整部片子中，导演并未充当道德的评判者和解释者，而是作为一名叙述者的恣态来结构全片的。这一基调首先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例如在影片中克鲁斯是作为伟同的同性恋爱人的角色出现的，可以说是一个反派角色，但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导演并未将其丑化，而是恰恰相反设置了许多情节表现了克鲁斯的善良、诚恳的善的一面，如克鲁斯给伟同的父母送礼、为伟同的‘婚礼’忙前忙后，甚至善意地对待维维，这样的处理使克鲁斯这一人物并未简单地类型化，而使人物形象更趋丰满，同样地，在影片中伟同的父母知晓了真相以后的反应也都承接了这一基调。导演并未表现出个人价值观的倾向，这种视角和取向均体现出李安在艺术观念上的成熟和道家文化的影响。
　　这种东方哲学的影响在片中的体现还表现在，伟同为了不让父母难过而选择了隐瞒真相的假婚，而当伟同的父母分别知晓了真相后又都因为体谅对方而选择了沉默，影片结尾处，伟同的母亲走出机舱口因为内心的痛苦哭出声来，这种东方式的隐忍让她独守着秘密的苦楚，在这一点的人物塑造上李安完成了一个极富东方性的母亲形象。
　　此外，影片也充分应用了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段，如克鲁斯代表了东方传统道德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象征物，在影片中克鲁斯一出场即几乎总是以一个中间人的形象出现，在婚礼中、在家中、甚至在伟同与维维的结婚照里克鲁斯都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每一个角落，阻碍着伟同与维维的关系发展，在影片的构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强调，在伟同与维维的双人构图中总能找到克鲁斯的影子，在影片的末尾，伟同的父亲（前军队师长）在安检口缓缓举起双手让安检人员检查，这一看似随意的细节实际是创作者的精心构思之作，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来说，举起双手这一姿势几乎无异于投降，经历了这些变故后，伟同的父亲已然身心憔悴，举手隐喻的是妥协和接受。由此全片的冲突到达了顶点，这个顶点又是如此的意味深长，中西文化的碰撞以一个貌似妥协的姿态结局似乎让人感到有此软弱，但仔细思量后，又不得不为李安的匠心独运而赞叹，此处似为无奈的妥协，实则是主题的点睛之笔，本片说是文化之争，但并非为谁战胜谁，影片作者更看重的是呈现，其主旨的深层含义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明同为两支悠久的文化，两者应和平共处。全片由此结尾，正体现了李安东西互通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