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高贵的灵魂——奥斯卡最佳记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观后感

　　[这个贴子最后由梵谷子在 2003/11/25 04:53pm 第 1 次编辑]
　　
　　[文革祭]高贵的灵魂
　　——奥斯卡最佳记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观后感
　　昨晚，我一个人在寂静中独自观看了曾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的长篇音乐纪实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1979年拍摄）和其续集《音乐的交会——20年后重回中国》以及《来自上海的绅士》（2000年拍摄）的DVD影碟。该影片忠实记录了素有“小提琴音乐教父”之称的史坦先生在冷战时期中国文革结束后不久，作为“美国音乐大使”所进行的一次破冰之旅以及二十年后重返中国的见闻。影片看完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为20年来国家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为某些人不敢直面历史，甚至是想故意隐瞒和曲意歪曲篡改历史而悲哀。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和追求个人权利价值及公民社会的理念在我们的国家成了洪水猛兽，而那些妄图阻碍历史前进置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于不顾的极左之徒却大行其道横行无忌。我记得，法国作家路易斯.博洛尔在其《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诚哉斯言！
　　1979年，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届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史坦先生受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及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邀请，出访中国大陆，此举使他成为文革后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方音乐家。在中国期间，他举行的音乐会及大师班讲座以及和中国音乐家之间的艺术交流，和在各城市的参观行程，全被摄制成这部记录片。
　　该记录片及其附加影片《来自上海的绅士》（2000年拍摄）中，穿插了一段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们对文革的描述，以及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先生叙述的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非人折磨的经历。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谭抒真先生作为在华的一家外国交响乐团中的一员，曾经带头拒绝为日本人演出。
　　在影片中，当史坦先生听完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们的演奏后，问及“为什么8~11岁的学生演奏得都很不错，而17~21岁的学生好象有什么地方给卡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音乐学院的教师们争先恐后的向他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所有的教学活动被迫停止，教育陷于停顿，那段时间他们什么都学不到，甚至不能演奏，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就像是——犯罪行为，经历过这样的困境，学生们很难连贯他们的学业，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演奏水准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残留在国内的“反动派” 、资本家和地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镇压和改造，如“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并将“地富反坏右”彻底清理出阶级队伍，“以阶级斗争为纲”，采用臭名昭著的“血统论”让所有的“剥削阶级”一举沦为社会底层任人折磨和凌辱的贱民。经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天灾人祸后，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歇了一口气，谁知充满血雨腥风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旋即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春，5月爆发，1976年结束。其目的是彻底改变国家的文化形式，大革一切文化之命，打倒“封资修”，破“四旧”，“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和“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等革命文学作品占领无产阶级文艺舞台。其结果是让国家日益变得封闭，拒绝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影响、认同和接纳，导致了国家科技、文化、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停滞和倒退。文革过后，真可谓是百废待新，文革耗费了我们国家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最严重的是“礼崩乐坏”，精神信仰普遍缺失，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整个民族身上慢慢消失，人们之间变得不再相互信任，不再关心甚至是肆意践踏公益事业和公共道德，大多数人仅专注于一己之私利惟利是图，并产生了一大批精神扭曲变态的流氓无产者、不惜一切手段掏空国库的大盗、厚颜无耻的官场群丑以及奴态十足的御用文人。
　　除了音乐巨匠的璀璨交会、挤满剧院的爱乐者脸上充满喜悦的专注神情以及精神饱满愉快的史坦大师对中国音乐家诲人不倦的艺术指导，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外，谭抒真先生对文革的回忆是这部记录片中最令人心绪难平的另一个亮点。在影片中，谭抒真先生用一种饱经沧桑的声音平静地缓缓叙述道：“……当共产党来时，我没有离开，很多人逃到了香港、台湾、美国，我留下了。解放之后，我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和指挥……在一次晚宴上受到毛泽东主席和陈毅市长的接见。每年国庆日，我会和市长及来自中央的委员一起站在颁礼台上，那是一种荣誉，我是站在台上的唯一的音乐家。当文革到来时，我们都没想到会延续十年之久，而且如此严重，许多人因此而死。……。当时我教授小提琴制作，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外国音乐，我们需要的是传统音乐。他们认为贝多芬、莫扎特是西方音乐，小提琴是属于帝国主义的乐器，是属于外国恶魔的 ，属于西方人的。……那真是一场噩梦。……那是一个早上大约6点，倪文正冲进我的房间，对我大声叫嚣，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惊呆了！他叫我“David”，在我的家里翻箱倒柜，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这是谁啊，怎么穿这样的衣服，真难看，像个外国人”，然后又到处找，他走的时候抄走了许多照片。之后一班人又冲进了我的家里，东找西找，搜走了我太太的首饰和我那只很旧的怀表。我恳求他们留下怀表，那只怀表我已经用了60年，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每天晚上睡觉时我把它放在我的耳边，聆听它发出的滴答声。当时我被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其实那不能算是房间，只是图书馆地下室楼梯下的一个密室，那是一间没有窗户、没有光、不通风的密室，地板下有一个化粪池和从厕所接过来排泄粪便的大管子。那闻起来真的是很臭，由于缺少氧气和空气，我的脚开始发肿。在那期间，我不能到外面去，……也不允许和别人会面，只能每天呆在那间密室里，会有人送东西来给我吃，我每天能出去透气过几分钟，顺便喝口水，上个厕所。我想他们如此对待所有老教授和老师，主要原因是为了踢掉我们，因为他们想得到权力，……最后才能控制学院，进而控制音乐。……有次我的女儿从北京来看我，红卫兵告诉我“我女儿想见我”。在红卫兵的监视下，他准我5分钟的见面时间。当时是晚上，他带我到一个墙角。我在黑暗中看见女儿，带着7岁的孙女。当我看到孙女时，他叫声“爷爷，你怎么了？”，我就无法再控制自己的眼泪……哭出了声来，……因为我被当成犯人……罪人般地对待，甚至有时还被当成只动物。……当然我们也被毒打，当时他们用尽办法对我们又打又踢，但比起羞辱来说这些都还好。我们被当成犯人的原因，是因为教授西方音乐。……我没有对女儿说什么，只是让她转告她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当然我总不能说他们经常打我吧，红卫兵就在我身边。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四个月。然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一个水电工让我去修理、维护和清理音乐学院的122间厕所。有次他们让我到一个大厅里去开群众大会，整个会场都是批判我的声音，有人抓住我的双手，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压下去跪在地上，他们说我怀念国民党，他们说我是黑五类，……还让我签字，我说我不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就打我，我大声说：我没有错！我没有做过什么！……批斗会结束后，他们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然后，我又继续每天去修理厕所。有一次红卫兵把热水倒进一个教授的耳朵里，他因此而耳聋。更严重的是我们学院里有17位老师自杀了，因为他们无法容忍羞辱和折磨，特别是对心灵的折磨和羞辱。林丽真，钢琴教师，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家，非常自傲，他们迫使她在桌子下的地板上爬行，有人还在她的脸上画墨水，他们叫她自己骂自己，……就是因为她穿得像个外国人，……有一天，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化好妆，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我需要休息”，然后打开家里的瓦斯，坐在椅子上自杀了。……我希望这样可怕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我想也应该不会再次发生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存在恐惧。……”看到这里，我不由悲从中来，为那些在多数人的暴政中不堪凌辱而愤然弃世的高傲自尊的灵魂而流泪。但愿这种打着国家旗号以人民名义发动的疯狂的革命不要再次发生了！那些以国家前途命运以及人民的生命作试验的千古风流人物千万不要再出现了！
　　20年后，谭抒真先生回忆说：“为什么我没有在文革中自杀或者是逃跑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坚持，我相信太阳总有一天会升起的，虽然现在是长夜，太阳终究会升起来的……文革后（1976年）我回到了音乐学院。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等我的车，一个人（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伤害过我的人）骑三轮车在院子里绕行，当骑车经过我旁边时发现是我，很快的就跑掉了，但是如果他自己不说，我会永远为他保守秘密的。该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如果你讨厌某个人，被你讨厌的那个人……不会去多想什么，反而讨厌人的人自己却会受到伤害。我想，原谅别人能使我感到愉快，能使我的心灵保持平静。我已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我现在还保持着制作小提琴和每天演奏小提琴的爱好，有时我会抱着我制作的心爱的小提琴一起睡觉，……”
　　2000年参加拍摄续集《来自上海的绅士》时，谭抒真先生已是92岁高龄，但是依旧精神焕发思路清晰，并保持着一颗透彻人世的平常心。倪文正现居住在美国波士顿教授小提琴，谭抒真先生还经常和他保持电话联系。
　　这是一个多么善良宽容坚韧而又铁骨铮铮的艺术家啊！
　　面对这样一个尝尽人间辛酸苦辣仍然尊严地活着的高贵灵魂，以及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们渐渐淡忘的那些数不清的文革死难者，我感到无地自容，并为自己卑微的理智感到耻辱！
　　也许一切都可以被遗忘，但是不知道历史会在什么地方再一次重逢。
　　
　　梵谷子
　　2003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