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勇談《安魂之地》

　　《安魂之地》（2019）是赵大勇继《寻欢作乐》（2010）、《鬼日子》（2014）之后的第三部剧情片。它的英文名“The Blessed Land”似有幸福安定之意，但按导演的话来说，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其中的反讽意味，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既真实又魔幻。似真亦假，若有若无，恰如男主人公班康飘忽不定的生活与迷茫模糊的未来。
　　班康从未出过大山，直到从城市打工归来的发小碧秋和童童闯入他的生活。一次聚会上，碧秋和他的兄弟轮奸了童童，酒醉醒来的班康悔恨自己未能出手相救，他终于决定离开家乡去城市打工。但没过多久工厂便经历倒闭，一同打工的碧秋在江边失足落水，班康并没有救他。兜兜转转班康仍然回了家，童童早已变疯，于是班康决定娶她。可在一个阴冷的清晨，班康得知童童失踪了，他在村子里找寻童童的身影，最后自己也迷失在漫天大雪中。
　　赵大勇说，《安魂之地》可以看作之前影片序列的一个节点，他关注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不一定是找寻到了答案的句号，结束可以是充满未知的问号，也可以是无限蔓延的省略号。叩问不会沉寂，但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种非隐喻的、非符号的、直接的、冲撞的。
　　
　　
　　
　　现象网：可以简单聊聊《安魂之地》的创作过程吗？
　　赵大勇：我拍电影有点随意，从剧本到资金，包括班底都比较随性地去拍，很少做计划。基本上写了剧本也不按剧本拍。因为每次拍的时候，总感觉想象跟现实的差别比较大，所以总是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当然也就造成了整个剧组在运作上容易出问题。
　　现象网：这个片子后期做了多久？
　　赵大勇：《安魂之地》后期拿了法国的国家电影基金CNC，整个后期基金拿得还是比较高的，据制片人讲这部片子是2018年所有电影里面的最高奖。整个调色、声音制作、还有混录都是在巴黎做的。后期用的时间也很长，差不多有五六个月快半年的时间，最后字幕全部上完并做完拷贝是19年4月份。整个制作班底非常非常棒，后期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后期我实际上最感谢的是杜阿梅，她对影片的剪辑帮助很大。因为这个电影不好剪，我只是做了一个架构，一个导演实际上不太适合去剪自己的片子，尤其是粗剪阶段。因为导演是从头到尾亲身经历，一路这样过来，对素材不是特别客观，所以导演必须得要具备一定的决心或者是狠心，敢于对自己下狠手。还有这不是话题性很强、很类型化的故事，演员也都不是职业演员，要通过剪辑把表演上的一些问题给处理掉。在这个过程中杜大姐帮了很大的忙，在巴黎反复处理了好几次。
　　现象网：《安魂之地》应该是你的电影中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吧？
　　赵大勇：对，然后也是最麻烦的一部。我从15年就开始写这个剧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跟投资人谈，非常复杂，中间也出现过很多变故，最后能够开拍也完全取决于我身边一些朋友的帮忙，说大勇好兄弟，给你拿个20万、10万，就这样东拼西凑。第一次拍摄钱就花光了，然后去找钱，剧组就停下了，然后再继续，这样一直反复到18年的10月份最后一次拍摄。
　　拍摄的地点是云南怒江州，在云南西北角，属于藏区。海拔非常高，都是三四千米。从云南昆明到那里，不堵车路好走的情况下都得开十几个小时。途中要睡一宿，而且山上的拍摄条件非常辛苦，这些城里人要想长呆下去真的很难熬。因为整天在山头上，然后睡本地人那种四面透风的木房子，冬天又冷，夏天虫子又多。尽管山水风光无限美好，但那绿绿的草地一脚下去全部都是牛屎，每一天都围绕着马粪牛粪的味道。难为跟我的伙伴们啦。
　　今年又碰上瘟疫，这个片子说实话也没有什么话题性，又不类型又不节奏又很缓慢，估计在很难有跟多的人喜欢吧。
　　现象网：最开始有想过这个片子要在国内发行吗？
　　赵大勇：对，给钱的哥们们想，希望能够拿龙标上院线。其实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是投资人特别希望在国内上院线，第一能够收回一下成本，第二能对我往后片子的融资有帮助。但实际上我无所谓，我也不太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我跟他们讲的很清楚，这个片子投资这么少，如果要是追求国内的那些，将会面临电影审查。审查对于作品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反过头来钱也赚不到，你的电影也不是个东西了，还是保作品吧。
　　所以我对于他们去送审坚决表示反对，但是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去阻止。所以我后来跟他们谈了一个基本条件，我说你们可以拿去送审，但是国外的版本我要坚持。但最终结果和预想的变化很大。19年平遥电影节是由马可·穆勒负责，他看了这个片子以后特别喜欢，就希望这个片子能去平遥电影节。我说没问题，去平遥也要送审的，审查结果说，赵大勇在黑名单上。所以无论这个片子有没有问题都不给过，我的片子完全不能在中国放。
　　原本我还对国内市场有一种想像，如果片子能够在国内上映对于我下一步融资也许有帮助，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他们已经把我打入冷库、列入黑名单。
　　现象网：这个黑名单有没有期限？是禁个5年、10年还是永久性的？
　　赵大勇：完全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黑名单这个事儿。
　　现象网：感觉是很内部的。
　　赵大勇：对，我觉得这很莫名其妙，我向来都比较低调，不太愿意公开发表一些直接的看法。我的片子在国内流通也比较少，我又生活在广州，离这个圈子文化比较远。又不入流。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努力完成、努力制造条件，和流没有关系努力不求人。
　　拍摄三部剧情片（《寻欢作乐》、《鬼日子》、《安魂之地》）变化很大。其实给我心理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部《寻欢作乐》（2010）拍得非常顺利，从拍摄前期、后期制作到参加电影节整个行程都非常顺利。我花了15天拍完，10天做剪辑。粗剪第一时间给电影节，电影节第一时间决定要，很快就拿了一些奖随后获得了很多鼓励。这对于我第一次拍剧情片是很大的动力，觉得这条路可以行得通。也觉得自己控制力还行我发现我拍片，属于快准狠的路数。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到第二部《鬼日子》（2014）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前期准备特别长，拍摄过程中什么问题都有，包括剧组人员、资金等等。第一次拍摄以后也不是特别满意，就决定把它废掉，重新去写剧本、重新拍。现在看到的《鬼日子》不是最原初的。
　　我自己回想《寻欢作乐》、《鬼日子》这两部片子的过程，从创意到整个制作完成，实际上我有点不敢想象，就是纯粹是胡搞，乱七八糟的，反正最后也把它弄完了，成不成就由它去了，我真的想不了太多。
　　现象网：在尝试过用纪录片和剧情片进行创作以后，你现在有没有更倾向于其中一种？
　　赵大勇：我喜欢自由，首先在创作上我要保证自由的状态。所谓的自由不单是在剧本创作中，还包括剧组的运作。我不喜欢太工业化的模式。我喜欢那种自由的状态，演员能够让工作人员不紧张，我拍摄的时候也是自由的。通过这三部剧情片，我发现一个好处，就是用我拍纪录片的经验去完成一个纪录的剧情片比较即兴。出来的效果很非常真实，而且能够自由地让每一个人最大发挥自己的才华动力，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安魂之地》里面的男主人公班康，这小伙子完全不会表演，他和他的父亲都是牧民。他没有任何情绪上大的波动，但是你要能够把他内心里面的东西抓出来。表面的戏剧化的东西他也做不到，因此要能够从他内心里面去梳理出一种波澜，让人感到到这种情感的真实，能够让每一个人回想社会和人性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我觉得用这种自然的方式去跟演员交往、跟剧组交往，能做出好的东西。
　　现象网：这部片子似乎模糊了剧情片与纪录片的边界，比如很多家庭内部生活场景非常真实与自然，你是如何看待片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的？
　　赵大勇：拍摄的方法是我附着在他们的生活里，顺着他们的节奏安排情节。影片的真实和虚构两者混合分不清，也许这也是一种实验吧。不过也很危险弄不好就拍跑了，浪费钱。
　　现象网：片子中人物的特写镜头很少，观众对于人物其实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一点是否有特别设计？
　　赵大勇：也没想太多，我喜欢静静地在一旁看他们的表演看着他们自然的发生，不去打扰他们，这样更自然真实。客观的镜头画面的信息量会多一些而且画面看起来很美。
　　现象网：《安魂之地》里面的班康让我想到《废城》（2008）里面一个叫普碧秋的货车司机，他也是在老家生活以后，最后决定去城市打工。有意思的是，《安魂之地》从城市回来的那个男孩也叫碧秋，他其实算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是班康生活的闯入者。这是巧合吗？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赵大勇：其实这几部片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生活上、身体上的流动和内心上的徘徊。如果把从第一部《南京路》（2007）到现在的《安魂之地》穿插在一起，它们会形成一部电影，里面的人物变化、情绪变化都是有一个线索在的。
　　现象网：你之前在一个访谈里面提到如果把《南京路》跟《废城》放在一起，《废城》可以看作原因，《南京路》可以看作结果。如果把《安魂之地》放到这个体系里面，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赵大勇：它应该是《南京路》之后的结局，可以说所有的一切，换句话来讲到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是我所关注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班康这里已经结束了。他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动力，所以他最后完全是一种迷茫的状态，他只能够消失在大雪纷飞的这样一天里。
　　所以我实际上是在讲述我的一种无力，而这种无力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把握好，它跟我整个生活路线是特别像的，没有能力，什么东西都做不到，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安魂之地》讲的就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人的命运就是被诅咒了。班康难道没有想法要改变自己吗？他当然有想法了，他想要出去打工。他爸爸不同意，但他最后还是出去了。但他出去不是自己主动决定出去，而是被动地出去，因为他的前女友被强奸了。可他没有明确要去找碧秋复仇，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如果有这种想法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碧秋最后死了，但那是因为他失足掉进江里面，只是班康没有去救他而是踹了一脚。如果班康能够拿起石头砸下去，他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不是，他只是很猥琐地踹了一脚。
　　现象网：你提到片子讲的是被“诅咒”的土地，但它的的英文名“The Blessed Land”意思完全相反，有“幸福”之意，这是出于怎样的的考量？
　　赵大勇：这个英文名字是翻译Shelly帮我起的，他说有点反讽的意识，我觉得很好很符合当下的中国。
　　现象网：但这个片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地名，好像讲述了一个很悬浮很象征的地方。
　　赵大勇：对，《安魂之地》完全是一个象征式的电影。表面上它是写实的，但实际上看完以后是很虚幻的，是若有若无的状态。好像我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山村的故事，但其实又不真实。比如环境的变化，山上很美但山下是复杂的城市，有夜总会还有工厂这种世俗的东西。它是模糊的。还有宗教，看起来是没有宗教的，但是又隐隐约约有宗教。唯一确定的一点是我要让班康这个人物有他的信仰，面对上帝要去坚守的一个人。
　　现象网：为什么会选择少数民族青年作为电影主角？是否想要探讨少数民族汉族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赵大勇：02年因为拍纪录片第一次接触这个地方，当时没电更没有电话。当地人能说普通话的也不多，山村宁静，所有屋子围绕教堂而建，房子是木屋，房顶是用石片做瓦，整个村子停在海拔3000米的山头上，远看在云间，每天伴随着教堂钟声起床入睡。之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在这里呆上个一段时间，十几年这里的变化很大。这期间我一直在想找一种方式来表达。我每次暂住的人家就是男主班康的家，看着他长大，看着一家人在变化。起初想用职业演员，可是他们很难把这里的人的气质演出来，加上拍摄经费又很少，所以阿康家是最好的选择。我在弱化少数民族的问题，在中国这个另类的国度里每个人的命运都一样，独裁体制影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少数民族。我更愿意探讨信仰，信仰是指引。事实上感动我的就是他们的信仰。
　　现象网： 从片中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对于班康的重要性，但当结尾班康几乎消失于风雪中、未来一片迷茫时，是否说明连信仰也在现实面前丧失了力量？
　　赵大勇：回观自己，在无力与愚蠢混乱中过了荒废了大半生，到现才有一点想明白了可是已经有点晚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是梦里还是梦外。也许我想多了。
　　现象网：那么这部片子从一定角度来看也可以是私人的？班康这个角色是否也有投射你的身影呢？
　　赵大勇：是的，《安魂之地》也可以说是我的心愿，因为我很爱着地方，我把真实的班康假设了，把隐藏在平庸生活底的残酷给浮想出来，挣扎了一下，最后还是无法改变现实，我在拍每一个片子都会把自己跟角色互换。
　　现象网：你在之前的一个访谈中提到现在不太喜欢隐喻的东西，喜欢更直接的表达。但把《一个说不》（2019）和《安魂之地》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前者比较直接激烈，后者比较模糊内敛。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赵大勇：我现在不喜欢隐喻是因为太多了，我真的不想再拍这种。我们这种人在中国的生存真的是太疲惫了，拍的电影也是一样，都属于符号化的。我觉得够了，真的太够了，生活又很累。我来到美国以后，实际上才有所转变，才开始讨厌隐喻。如果我没来到美国，没准我下一部片子还是隐喻。我下一部剧情片是关于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导演回到老家去，然后面对自己过去的事情。其实还是隐喻，但是后来遇到了疫情，包括整个现实情况的变化、中国的变化，给了我时间思考。我突然觉得要改变一下原来的套路，要有变化了。原有的东西在《安魂之地》已经是一个节点了。
　　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美国呆着没离开过，之前来也都是呆半年就跑半年。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也对我之后会在纽约拍的剧情片和纪录片是一个特别好的思考过程。很多事情就是有好有坏，虽然大家什么都做不了，每天都窝着，但同样也给你一些时间去思考自己，对过去有一个回望，这是一个好事情。
　　现象网：除了刚才提到的一部以你为主角的剧情片，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拍摄计划呢？
　　赵大勇：我实际上一直在拍纽约华人新移民的纪录片，拍了一些素材但不是很满意。属于初期阶段，还在不断地去挖掘、调整自己的思路。当然在疫情期间把这个弄明白了，但也在等待疫情结束可以出去拍摄。比如去法拉盛，纽约的一个新唐人街，华人大部分都聚在这里，是很庞大的。到法拉盛就感觉到三线城市了，走在马路上所听到的声音全是普通话。但其中很大部分人是没有身份的，他们不是抱着美国自由体制好、有人权的想法来，他们就是拿旅游签证来，然后黑在这里打工，打工攒一大笔钱以后，如果突然明白了就想办法留下来，没明白就带着钱回家。
　　现象网：你是打算拍他们吗？
　　赵大勇：对啊，我就拍这些人嘛。
　　现象网：这个华人纪录片你准备从什么角度切入？
　　赵大勇：主要还是从生存的角度，通过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整个的生活状态，来找到人内心里面的复杂性和堕落。我要讨论的是整个西方社会和中国所造成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大问题，但中国是最低级的错误，就是人的生存问题和权利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里面要具备的基础。这个最初级的东西西方具备了，我要找的是更高级的东西，这个高级的东西实际上西方是迷茫的。
　　通过我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社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是人到底在追求什么？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的价值不是说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不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实际上还是低级的，这是低级的这种东西。但为什么这些低级的东西依然存在，还是不能够去解决更高层次的东西。
　　所以回过头来还是如何去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去支撑人的精神。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跟宗教有关。我很欣赏不丹、尼泊尔、包括泰国，物质上虽然并不是很丰富，但是人过得非常坦然，而且每个人都很善良。
　　现象网：所以你认为宗教是终极的、解决问题的出路吗？
　　赵大勇：不一定，但是至少有一种东西去引领人的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的东西，不是谁的权利贵，谁的权利贱。这只是表面上社会结构的对位。但是最终能够获得解放或者达到平和的状态，还是得要解决精神上的问题。
　　现象网：《废城》的第一部分就讲了宗教，而且最后也是以一个教堂的形象结尾。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了？
　　赵大勇：包括后来拍的以广州黑人为主题的《家园》（2009），那也是关于教堂、关于人的。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我也不是学者，我只是冥冥之中感觉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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