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点钟的太阳》：华贵的镜语和叙述者的遮掩

　　文/郝建　　　　　　　　　　　　　　　　　　
　　
　　片名：《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出品：2003年
　　制片、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 Geremie R.Barme,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rdon
　　撰稿：杰里米·巴默Geremie R.Barme, 卡玛·韩丁Carma Hinton
　　剪辑：大卫·卡奴臣David Carnochan
　　原作音乐：马克·派卫斯勒Mark Pevsner
　　时间长度：117分钟
　　
　　一．结构：音乐舞蹈史诗、三个家庭和一个群体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影响波及世界。但是，如何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了解它的基本事实、如何让中国和世界范围的人们认识这场革命的起源和大致轨迹是一个十分困难甚至是艰巨的任务。在中国大陆，由于诸多原因，文革的基本事实都遭到许多刻意掩盖或者强力解释，从内在的思想秩序、体制的根源和必然性等深层去对文革加以认识和思考等工作受到冷落或者排斥、压制。关于文革的影像资料很少，对文革进行全面梳理、介绍的纪录片基本空缺。在这种背景下，由卡玛制作2003年完成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该片）成为重要的纪录片文本。影片问世以来，受到了海内外文革研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关注，也引起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对文革和文革中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的认识，也涉及到纪录片的语言和纪录片如何梳理事实、如何表现观点和忠于事实材料等纪录片的伦理。
　　该片在解说词中说：文革 “它的面目已经日益模糊不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十分坚硬的事实，“模糊”也是当下许多青年人对文革的基本印象。文革的史实非常纷繁复杂、各个时间点都对决定事件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对文革的形成原因和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大相径庭的看法。这些冗杂的事实和纷繁的解释使一部关于文革的记录片成为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仅仅就工作量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制作文革的纪录片还有一个重大困难：由于中国大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处于一个很消极或者是控制的状况，文革资料的搜集有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搜集影像资料。尤其是采访当事人、制作影像的工作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目前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纪录片有：中国导演徐星拍摄的纪录片《罪行记录》《我的文革编年史》、中国导演胡杰制作的，《我虽死去》探索文革中第一起中学生殴打老师致死的卞仲耘被死亡事件，和《我的母亲王佩英》，郝建拍摄的《处决思想者》纪录了人权先驱遇罗克的生平和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遇罗克命运的思考；美国Sue Williams制作、2002年完成的三碟装360分钟的《中国：革命的世纪》（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有一段介绍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发生的事情和极端的个人崇拜和残酷迫害、武斗的情况。
　　《八、九点钟的太阳》选取了中国的主旋律音乐史诗《东方红》作为介绍中国文化氛围和当时的历史书写、历史阐释的切入点，这是一个比较准确、有效的的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东方红》是本片讲述“文化”革命的结构线索。这让观者从文化入手，看到了毛泽东所使用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这就既剖析了体制所营造的思想秩序、体制用强力灌输的价值观，又看到了当时强力推行的党文化的风格氛围。
　　　从采访标本来看，该片选取了三个家庭一个群体，对他们的命运和心路变化历程加以集中介绍。本片选取的三个家庭的被采访人是：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他们的女儿刘亭，文革中因为表达自己思考而被枪决的遇罗克的哥哥遇罗文。一个群体是以骆小海、宋彬彬、朱大年、晓明等代表的红卫兵群体。
　　它是迄今为止不可多得的关于文革的记录影片，它对文革的解释或者呈现的角度、它选取的标本，或许都有可以质疑之处，但就对北京红卫兵的呈现来看，它是大致清晰的，也大致做到了中性、客观。就一部纪录片来看，它的语言和肌理是精致、华贵的。华贵，是与中国表现文革的独立纪录片的视觉效果相比较。
　　影片按照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伦理价值观来对文革进行考察，也大致符合到当时为止文革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和共识。从搜集到的网络观看反应和我几次组织观看、讨论来看，大陆的青年人对于该片的反应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粗略而不无偏颇的概括：震惊。震惊是因为，他们从该片中看到的文革与教科书上介绍的文革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从该片中看到的文革是那样的残酷，人的状态是那样疯狂。此前，他们接触到的文革影像大多来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影片中最为“残酷”的场景只是一场少年的街头斗殴，对他们来说几乎只看到一种游戏感和青春少年的常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邢小群老师连续三年在学校的大学人文课程上放映该片。她表示在目前还找不到另外一部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长度内能够用形象的语言、较为清晰的脉络和比较客观的视点将文革加以介绍的纪录片。
　　
　　二．多种声音并列和叙述者的遮掩剪裁
　　该片用了大量的并列手法将具有差异性的观点放在一起，藉此让观众对当年各种人的思想秩序、各种有着根本冲突的价值观和那个时代整体上的精神氛围有更多的了解。
　　在周恩来跟毛泽东一起接见《东方红》剧组并宣布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的场面后，编导剪辑了晓明的话语：“今天我是想全世界都不应该有原子弹，当时不这样想，非常高兴，就跟我们家有了原子弹一样。”“有了原子弹，我们就可以安心搞建设了，谁来捣乱，就给他一颗。”这位先生是烈士子弟，他是红卫兵中最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人物，如果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都会知道，这些高干子弟和烈士子弟是当时中国的“贵族”。跟几个强调理想主义色彩的清华红卫兵不同，也跟公开忏悔自己打人的女红卫兵杨瑞不同，晓明的话语中更倾向于强调文革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边在说当时想法，一边不时插入今天言说时自认为应该持有的观念和自我脚注、自我解释。除了这段话的“当时不这样想”，在另一个谈论到破四旧、迫害宗教人士的地方也有这种述说时的分裂：“今天觉得不对，当时觉得很解气。……传教士和修女，他们没干任何好事，它是精神侵略的一部分，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他的话如果单独阅读，可能观众还有可能认同其看法，尤其是对于那些今天大陆饱受民族主义思想浸泡的青年人。但是，当他的话跟砸教堂、跟修女、教士低着头游街示众的画面放在一起，持开放心灵的观众就很容易看到他的话语中违反现代宽容和共存理念的偏执气息。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跟晓明先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父亲被杀害的童年记忆有关，晓明的话语中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受迫害感。例如在大规模的抄家悲惨画面后面，编导剪辑了晓明的大致如此的语言：“抄家，那真有抄出来手枪、子弹和委任状的，我就想要是这些人当了家，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编导找到这个愿意面对镜头的被采访对象是十分幸运的，这是因为，不仅他的身份十分具有特殊性而增加了本片取样标本的光谱宽度，而且他的话语非常好地反映出共产主义阶级教育的心理密码：受迫害感。这种受迫害想像或许可以解释当时M的精神状况，他自己觉得在党内已经大权旁落对手已经跟他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但刘少奇等人还对他十分恭敬，对他发动文革的目的还一无所知、莫名其妙。我们看到，文革中竭力营造的这种受迫害想像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成为营造民族主义情绪所必须的心理氛围。
　　遇罗文谈到遇罗克功课很好，但是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而永远不可能考上大学，他说感到不公平。编导将晓明的言论紧接在遇罗文的这段话后面，这显然是要构成一种对话和回答的关系。晓明说：“那在旧社会你们祖辈受高等教育，你已经有这个基础，非常穷困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文化，要公平竞争，永远追不上你。要想公平竞争，得有个前提，可能有些人觉得政策已经很倾斜了，但我觉得倾斜得还很不够。”这段话除了在公平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要有个前提等表述上显示出明显的逻辑混乱外，在价值观上也与今天的人生而平等、普遍受教育权利等观念完全对立。由于这段话接在遇罗文的话后面，我们看出这段话本身就是肯定血统论，是在为血统论和种种阶级学说做出比较粗陋的阐释。
　　由于该片注意多元地选取标本和尽量中性地呈现采访记录，许多时候忠实的影像会形成对被采访人的自我陈述的突破，其中的意义甚至也可以与纪录片作者的态度不相符。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当年行动和心理活动的自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有人对我说，哎，彬彬，你干吗不去给毛主席戴个袖章，就有人领着我到毛主席跟前。”这段短短的几句话中就用了两处“有人对我说”、“有人把我领导毛主席身边”这样表现被动语态的话，显示出宋彬彬在今天的谈话中竭力要把这段无法抹去的事实涂上被动和被裹挟的色彩。接着宋彬彬强调自己“很天真”，把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的谈话“作为一个很随意的谈话”。
　　多数观众表示很难相信宋彬彬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他们很难相信宋彬彬把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谈话当作很随便，把自己说成无动于衷。宋彬彬接着说：“真没有想到报纸为了宣传这么无中生有地给我安上这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名字不再属于我，不能再用了。就拿个字典随便翻到一页选了一个字。”按照宋彬彬在纪录片中的叙述，她拒绝毛泽东给她起的名字另改它名就是在当时。显然，被采访者宋彬彬在这里对自己名字的使用时间做了剪裁。
　　这个新名字由毛泽东在对话中为她钦定、1966年8月20日由《光明日报》发表，8月21日由《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如果她胆敢不用那将是十分巨大的反叛。这段描述也跟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一阶段的态度和行动不符合，她是当时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保存了那个中学的师生写给医院的一张有七个名字的纸片，上面有宋彬彬。她当时是北师大附中高三的学生，“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地区文革纪实》一书的第119页，有当年武汉地区文革参与者证明了宋彬彬用宋要武的名字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书中还刊登了那两篇文章的照片。
　　报道一个事件要尽量从多方向甚至是对立的角度来呈现各种看法和观点，这是新闻和记录的一种规则，它既是人类理性交往必要条件，也是纪录片的最基本伦理。
　　
　　三．精细的镜语：隐含地评价文革
　　该片用《东方红》作为贯穿线索来介绍毛泽东和他建立的体制是如何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锻造入手来书写历史，来锻造人的价值观，来灌输青年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在呈现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锻造方面，影片的影像和镜头语言所提供和散发出的信息要远远大于解说词和被采访人物的自述。
　　该片以《东方红》作为介绍的开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夸张而强化的化妆、红色铺陈的舞台，充满了抒情意味的高声调朗诵词，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都充满了造作的意味，是一种过分的自信与抒情的话语、其宣告性的历史判断充满了宏大叙事那不可质疑的权威性。这些在文革的意识形态机器中是十分有效的宣传手段，在今天看来却具有明显的自媚色彩。此外，使用《东方红》作为意识形态驯化机器的标志还有一个功效，它使观众十分清楚地看到文革意识形态在视觉上和美学上与极权主义艺术的亲密性。我们看到大量在莱尼·瑞芬斯坦的《意志的胜利》和纳粹艺术中十分熟悉的造型方法：大量被光环笼罩的领袖、高高放置于地平线之上的英雄人物、处于领袖注目和旗帜引领下的人群。《东方红》的粉红和大红基调的灯光铺满整个舞台，这与摇滚的舞台色调有相似之处，今天观众观看时会在心理上产生躁动、不安的情绪。使用《东方红》还有一个效果，它与后面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场面配合，让今天的观众一眼就看出文革时主旋律艺术的特征：团体操艺术。这一类集合的团队、整齐行进的军队、呼喊的群众、高高在上挥手的领袖，这些是人们在大量诸如《意志的胜利》等纪录片中看得耳熟能详的影像。
　　在原子弹爆炸后高高升起在空中的蘑菇云画面上，导演精准地叠映上毛泽东的照片，两个画面的图形轮廓几乎重合。配合着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这就使毛泽东的形象显得十分强烈、强力，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在表现1962年的7000人大会时，该片将三个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双人镜头剪接在一起，只有一个镜头是毛泽东站着刘少奇坐着，毛的图像占据着画面的主要位置。这三个镜头的最后一个镜头隐含地表现了刘少奇当时的位置，也许流露出刘少奇当时的自我认同。在最后这个镜头中，我们看到刘少奇拿着纸在镜头跟前讲话，而毛泽东处于后景十分不显眼的位置而且，毛泽东的脸被两个话筒遮挡着，显示出被分割的画面。用这个构图来处理和呈现第一领导人，这在今天的官方媒体中也是不允许的，是犯忌的。这一组镜头很形象地呈现了毛泽东当时和刘少奇的关系和地位。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该片中只有晓明、宋彬彬、骆小海三人的脸孔是处在阴影中，这在观者的心理上会带来负面印象，对他们的观点和诚实程度更容易产生怀疑。
　　
　　四．文革语汇中没有“人权”
　　在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和许多文章中，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多次提出过用人权标准来评价文革、否定文革。“为什么要否定文革，是否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标准？我认为还有一个人权的标准。‘人权’问题，就是遇罗克在文革期间提出的。”（引自郝建编辑、整理《文革四十年祭——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美国溪流出版社Fellows Press of America,Inc.2006 ）
　　在该片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为严肃的思考。刘婷婷说：“当我爸爸拿出宪法来说你们不许抄家打人，后来又拿出宪法来说我还是国家主席，我还有说话的权利，我还有人权，是不是为时过晚。”刘婷婷对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没有仅仅停留在我们最常见的情绪性或者说抒情性的控诉上，他对父亲在体制中的地位是有所认识的。她说：“我并不是说他没有犯过错误，他也跟着毛泽东一起整过别人。”承认自己的父亲也整过人来说，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一种对待文革很难得的直面态度和对一个难解和坚硬事实的思考：被迫害者也参加过对别人的迫害。但是，这里刘婷婷使用的“人权’一词很可能是今天她带着现代理念的描述，而不是对当时刘少奇使用的词句的准确回忆或者记录。
　　对于文革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对“人权”这个词的使用，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教授、重要的文革研究学者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有所考察。他说“我一直在留意文革期间官方的讲话当中有没有‘人权’这两个字，结果只在一个文件中发现了这两个字。云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官方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中批评当地的群众组织，说他们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我发现的唯一的例子。在别的地方都没提到‘人权’，群众组织好像也很少用这个词。”（郝建整理、编辑《文革四十年祭——200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Fellows Press of America,Inc.2006年126页）
　　就人的心理秩序锻造和规定、指导青年人将人道、人权这些概念彻底放弃来说，该纪录片中提到的学雷锋运动除了营造了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之外，还重复和大大强化了另一个摧毁性的观念：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依照惯例，这个雷锋日记摘抄由宣传部门的人编造、假托为英雄模范人物的话发表。如果该片对这些倡导少年刀砍、枪击敌人、只要是敌人就不是人，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样一套行为逻辑再有些表现或许会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红卫兵后来的残酷行为、对他们的基本人道情感底线在哪里崩溃有所了解。
　　五．造反还是维护最高权威，从红卫兵的话语看“奉旨造反”
　　　在文革研究中，对于红卫兵到底是要反权威还是维护最高权威是一个重要的焦点。有的研究者认为红卫兵是具有造反精神的，1966年的西方左派也是将红卫兵当作一个反权威的符号，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他们追求的平等、自由等正面的价值观。但多数中国的学者都指出，红卫兵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保卫最高权威的、是跟着当时中国最高领袖的旨意行动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雷颐等人将红卫兵的性质形容为跟当年义和团同样性质的“奉旨造反”。（参见雷颐《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载《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本片用一些历史时间的标志和红卫兵的自述回答了这个问题。
　　解说词和画面表现了这样的内容：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控北京大学坚守反动堡垒，将他们定为黑帮。紧接着的是骆小海的讲话：“在这之前，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大家要低姿态一些。但广播一广播，大家一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6月2日就写了一个宣言式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这是红卫兵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字报上。”在此前的段落中，骆小海一方面说自己在《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一文中崇尚孙悟空的造反精神，一方面也强调自己“想表达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管是谁，都应该敢于去反对。”这里，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红卫兵的“造反”只是要“勇敢地”维护中国的最高权威。从这两个段落的自述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些自认为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至今还感觉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原教旨”红卫兵在语言中几乎是习惯性地、没有任何加工和掩饰地说明自己是在毛泽东的权威下、在权威媒体的指引下“造反”的。在没有听到最高的权威发出的声音时，他们感到有压力。当听到当时的权威媒体的声音时，他们就“一下全明白了”，于是这才贴出了用红卫兵名义写的大字报。
　　
　　
　　　　　　　六．对该片的不同看法
　　对于该片，海内外都听到一些表示不满的说法。作者对文革的叙述显然没有另一种世界观，没有与中共的革命话语形成明显的间离效果。本片的采访人物标本选取只集中在北京，对于介绍一个对全中国和世界都形成巨大影响的运动来说，这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偏颇和局限。也有人认为该片给了老红卫兵太多的篇幅来表白自己，而在剪接和安排这些他们的讲话时又未能对诸如宋彬彬这样的具有明显遮掩、涂抹的话语给与某种作者的态度或者揭示。也许，一个纪录片的文本稍微开放一些，更加具有阐释的空间要比那些封闭的“专题”性纪录片、宣传性纪录片更道德，这种开放性是一种纪录片的美。就本片记录的宋彬彬的那段话来看，它已经提供了从话语的缝隙和空洞中发现矛盾、挖掘真相的可能。
　　笔者对该片也有所不满。编导在解释文革时还用了一些官方话语的固定说法：“派性混战还给各种别有用心的人，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配合这段解说词的是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的人跟群众在一起。文革是“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失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官方为了维持“四人帮”这个说法而反复使用的极具文学性的词汇。它忽视和抹杀了文革是由毛泽东的出于强烈的个人意志发动、一切尽在这个最高领袖掌控之中的事实。另外，这样的描述还不利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这个制度性的绞肉机中，如果谁不参加到毛泽东的战车上去绞杀别人，他自己就会被绞杀、被粉碎。此外，对于文革的性质，解说词说“文化革命的斗争暴露了中共领导人由来已久的分歧”，再加上“毛泽东认为苏联变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绝不允许特权阶层在中国出现”。这里简单地使用了毛泽东自己对文革的解释，从而无从认识文革在制度上的必然性，也模糊甚至排除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夺取和掌控一切国家权力这一目的。当然，编导所录用的刘亭的讲话中多少透露出文革与这个制度的关系。从上面所引刘亭的话语看出，对于刘少奇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和关系，对于自己父亲与这个体制和毛泽东的关系，她还是有所认识的。当然，那些话没有画面的支撑，该片也没有用更多的材料对这句话稍加展开。有学者提出，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和政治斗争的概念，刘少奇自己就是积极的推行者和执行者，而他自己总结的“桃园经验”就是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无情打击的一个样板。
　　　《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一部精美而大致忠实，信息丰富、意义复杂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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