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勇《一个说不》映后讨论录音整理

　　日期：2020年5月2日 在線放映和討論
　　
　　导演：赵大勇
　　主持：朱日坤
　　
　　
　　
　　朱 ：一会我们开始讨论。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没有看完。如果你想发言，你就可以关闭掉你的静音。但如果你不想发言静音，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别的人。
　　赵：反正等一会。你先来两句。
　　朱；我们现在等一下大家。等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
　　赵：很多人现在也都还没看吧？
　　朱：我估计是。
　　观众：因为百度下载就很慢，都没下载完。 应该早一点把发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朱：我们也没想到这么麻烦，我一个星期前就开始上传了到网盘，后来我的网盘全都被封掉了。匆匆忙忙的才通过别人把百度网盘传了。
　　赵：为了上传这个文件，要拐好几个弯，找到国内的人，再想办法传。在国外都受限制没办法传，传几k的东西都传不上去。就是这种网络放映，面对中国国内是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处理是一个大的事。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片子就没办法上传到国内去，如果能到国内在国内解决技术上的问题，那就好办。
　　朱：大勇，给你反馈一个意见就是有人反映字幕很多错别字，你连主人公名字都写错了。
　　赵：是，我自己看了一下有错。因为中文字幕是后来加了。我自己在FCPX里面加上的中文字幕，还没有细细的看。
　　观众：英文字幕里头好像有一个第1次出来那个一年后。 我觉得可能导演的意思是one year later，然后上面写的是one year ago，因为我不确定导演的意思，所以当时我的判断是可能是不是英文字幕是有点问题。我觉得您可以到时候再check一下。
　　赵：对，我英语也不好，我就只能够再跟翻译检查一下。
　　观众：对，因为当时我的感觉我是想：导演是想说现在片子完成之后一年前还是前面讲的故事之后一年，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赵：开场那个吗？
　　观众：对，一开始中文字幕是“一年后”。
　　赵：就是李洁娥的那个是吧？这个片子这是第一次公开放映。
　　观众：刚刚应该他听错了。他说的是一天之后，李洁娥就跳楼了。然后是到了后面是主人公回顾，等了一年之后他回顾说李洁娥已经过世一年了，所以刚刚那个观众应该理解错了。
　　赵：我回头再检查一下，再认真看一看。
　　朱：正式开始之前发现有什么问题，包括技术方面的也欢迎大家反馈一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我们在这方面组织。这个软件都还不太熟悉，虽然我之前用过它几次，但都是参加别人组织的会议。如果你们想说话就把静音关掉，如果你不想说话，你可以把它静音了，这样你也不会干扰到别人，当然你可以看见和听见其他人的讨论和发言。你也可以在聊天那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稍等稍微几分钟，估计很多人不一定完全看完。我们最早更多考虑的观看者可能是来自中国的，但从报名的程度统计来说，可能很多是来自国际的，占了快一半。这里可能有些不说中文的人，很抱歉我们的交流是中文。
　　观众(非中国观众)：你们可以慢慢说，如果你们慢慢说就比较好。
　　朱：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你。
　　赵：我还有一点适应的一个过程，有点不太习惯。
　　朱：Haruna也是一个电影导演，也是电影研究者。她在捷克的布拉格，原来在布拉格电影学院那里做电影的博士研究。 我去参加过她的活动，那里很有意思。
　　赵：面对国外技术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一个YouTube都可以，很多方法啊都不是问题。但是国内不管大和小，是个难题。我估计可能往下会更难。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办法，感觉束手无策。
　　观众：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愿意把放映的信息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吗？ 比如说也有一些影迷群。有很多人其实对纪录片是很感兴趣的。
　　赵：对，当然这是一个很愿意做的事儿。但是首先就是我人在国外，片源要想上传到中国的媒体上，这是一个难度。在两周之前，我觉得还不是个问题，但是近两周用百度上传任何文件都有限制。我们通常都用百度网盘会快一点，直到昨天都没传上去，所以再通过中国大陆的朋友又重新注册了一个115的一个网盘，但还是不行，很麻烦。尤其我这边压缩了一个比较小的这种文件格式，就是mkv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文件小画质好，但是问题也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看，必定很多人还是技术盲，我觉得是一个需要研究一下的。所以网络放映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来在面对中国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做到？
　　朱：当然如果你在墙外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中国我们为了传文件就花了很多时间。
　　勇：我昨天去捣鼓上传文件的问题，折腾了几个小时，基本上坐在电脑前面，原地不动。
　　朱：我们就先开始问答，大勇可以先把做这个影片的经过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拍这个影片？还有中间遇到的一些你觉得有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经历等等。
　　勇：这个片子实际上是在15年就结束了。到16年就完全结束。 一直没有公开这个纪录片。直到去年，又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和调整。这是第一次来做公开的放映，还是用网络的形式在面对大家。片子过了比较久，拍摄的时间由10年开始，15年又补拍了有那么小一部分的素材，包括当事人就是现在的主角阿忠的生活的变化也是特别大，包括我生活变化也都是非常大。 时隔几年以后再看这个片子，有很多感慨。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关于拆迁的故事，在现实的中国的社会里面，关于拆迁，阿忠的命运要幸运很多了。他的最后的结局在中国的这些钉子户里面来讲，他是最幸运的了，我觉得。大部分结局都是比较残酷的。影片实际上要比现实当中要含蓄的多了。开始拍的时候有一种…… 其实我不太愿意拍这种题材的东西，只是在接触了阿忠这一家人看到他的两个小孩的状态，一下子就让我有了这种要拍的冲动。 我本身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拆迁题材的纪录片。
　　朱：我补充介绍一点大勇导演的创作方面的基本信息，我跟他认识也很早了，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做影展的时候，播放过他当时制作的纪录片。我第一部是《南京路》，第二个是《废城》。后来他又创作了好几部剧情片，包括《寻欢作乐》《鬼日子》等。 你要不要说一下这个过程，就是你自己从记录到其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是你更喜欢哪方面？有这样的偏好吗？还是你有变化或者是不确定的地方？
　　勇：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纪录片跟剧情片同时在操作。两个不同的创作方法相互影响。我觉得这也是相互启发。我觉得对我帮助还是很大。我在去年也完成了一个新的剧情片，当然这部剧情片很可能未来跟《One Say No》命运会是一样的。我觉得在面对拍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想法上和冲动上，我还是对拍纪录片的冲动会更大。剧情片是有一些一直缠在脑子里的想法，才会选择剧情片的方式来表达。纪录片是我最爱的一个类型了。因为他拍起来比较自由，当然挑战也比较大。还有一个纪录片跟人的这种接触会更多。互动会更多。而且跟自己的自身的生活的距离又不远，实际上也是在拍自己。 会更有价值。我不管他画面好不好，声音好不好。其实我更多的在意能够把这一段我能看到的这些人和事能够记录下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包括我来到纽约以后，当然现在已经是三整年了。再过三天就是三整年，来到纽约。我在这三年的时间也是不断的在变化，在想：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怎么样去适应，包括生活上的问题，还要去怎么样了解这样的一个新的城市，然后重新去建立一个创作的欲望，然后找到可行的办法。第一种可能是纪录片的方式，然后是剧情片吧。好像最近我对纽约似乎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方法和欲望。可能未来疫情结束，也许我会进行下一步纪录片的工作。所以这个片子实际上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选择了在网上来公开了。说到这个片子有很多复杂的一些因素，也是因为这个片子造成了整个的生活的变化。
　　朱：你能说说这一方面吗？ 如果你觉得方便说说因为这个片子你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勇：对，因为这个片子在国内是完全是不能够放啊，受到很大的限制。还有之后的在国际上的一些电影节，没有一个电影节要这个片子。当时是德国的制片人做推广，他送了几个重要的电影节，最后都没成。可以说这个片子是没有人要的一个电影，没有电影节要的一部电影，不管大的电影节还是小的电影节没有人要。 对于中国的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来讲，没有电影节要，那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死了。所以这一次能够在网上公开，是日坤的策划，用这种方法来做片子的推广，应该算是复活了。
　　我是10年的年底在陪朋友去做专访，那个朋友是在港大研究做中国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变化的一个研究。因为他的关系我认识了李启忠。我去给他拍一些照片。临走的时候见到阿忠的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回家，走在工地里面，穿梭在空旷的工地里，跟我打招呼说，叔叔好，叔叔再见。他们那种可爱天真让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钉子户的一些记录片所没有见到的这种感觉，我就很想表达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底下，这一家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尤其阿忠把自己封闭在这样的一个三层楼里面，一年多的时间，足不出户，房子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怎么的跟自己的孩子交往？怎么样生活？这个是我当时特别特别好奇的一点。
　　但实际上在拍摄的时候就变化很大。还有大家看到里面很多镜头都是阿忠自己拍的？我留给他了一个摄像机。大部分镜头还是他自己拍，我每个星期会过去两次。每一次过去的时候也有一点提心吊胆，因为要经过工地大门，有黑社会在把守。我每次经过的时候也满脑子都在想，如果黑社会这帮人要阻止我，或者是要跟我动手，我该怎么样想办法来对付他们。每一次都会想这些问题。每一次到他家的时候都会想，阿忠这一家人会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很担心，非常非常担心。这是我拍的纪录片里是最不轻松的一次。
　　朱：对你当时来说你你拍完整了吗？ 还是说你因为受到压力或者各种什么原因导致你其实并没有拍到你想要拍到的东西。
　　赵：我拍到后期的时候，李启忠跟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一个月基本上我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把守已经很严密，完全没有办法进去。但是幸好我留了一个摄像机给阿中，让他来记录自己。在整个过程直到我拿到最后一批素材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信心能做一部完整的纪录片。
　　那个时期我在拍《鬼日子》。《鬼日子》完成以后，我在德国的时候，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我碰到了我的制片人。他问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讲阿忠的故事。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一下子就变了，这个片子好像可以剪了，可以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回到广州以后，很迅速的就把所有的素材完整的看了一遍。片头的那些全景的村子的影像是另外一个朋友，叫卫学奇的，他原来也是拍纪录片的。他最早拍这个村子的。很偶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得知。我当时就非常兴奋。我说那你拍的怎么样？他说没继续下去。就这样，他就把那些素材给了我，也可以说是因为有了那些素材，我才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信心能够完整的做出来，这个完全是没有想到的。
　　所有后期剪辑工作都是在卢森堡和柏林做的。完后大家都很兴奋。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片子，都有很大的很好的期待。当时我也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好的一个结局。但是恰恰回到广州以后，整个中国的政治的环境的变化，也造成了这个片子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力。有了这些压力以后，这个片子也就没有什么心思再去做它了。 基本上就把它压在抽屉里了。包括制片人送了一圈的电影节，也没有电影节要，所以一切都搁了，都没有什么欲望再往前走了。放在抽屉里，永远的作为一个留念吧。
　　但是这一次复活了，我觉得特别高兴。这完全取决于日坤的策划。我们在去年的，7月份开始重看开始重新调整，日坤又给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朱：可以先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反馈。留言那里有一些问题。如果你愿意用声音说的，你可以打开麦克，你们是可以自己打开麦克， 我看这里还有挺多在。
　　赵：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用留言的方式问问题，过得很快，我很难去抓到问题来回答。大家可以来用语音来跟我说，会好一点，我会能够知道。
　　观众：音乐是怎么处理的，是什么的音乐？有几段音乐？
　　赵；音乐是我一个朋友叫朱方琼，在中国的一个民谣歌手，后来一直在做音乐制作。是他做的音乐。
　　朱：你是为什么找到他？或者你是怎么找到他。 他怎么处理这方面？
　　赵：我当时做完以后把一个样片发给他，请他帮我想一下音乐，我就想弄点音乐上去。我知道他的音乐风格相对实验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又比较好听，所以我给他以后，很快给我发来让我听听看，实际上音乐是他在现场表演的一些音乐，我一听特别合适。感觉真的是在为影片做的一样。我觉得很好。
　　观众：感觉很好，因为那段第一次出现音乐的时候印象特别深，让我感觉有点实验色彩，因为在纪录片里头能大胆这么用的，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在中文纪录片里头，过去也不多。我想起了91年有一个《我毕业了》，就是王光利拍的，他其中有一段拍天安门升旗也是这种感觉，有点实验色彩，有点超现实的感觉。这种东西反而有时候比你纯纪实的东西要更有力量。但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巧合是王光利后来也主要拍剧情片了，不拍纪录片了。所以跟您可能多少还是有点重合，在某些方面。
　　朱：王光利剧情片相对走一个主流的系统。王光利很希望在一个中国的主流院线里面去放映的，包括他后来拍了几个，他尝试想做很大的商业片。
　　男声；对，他是这样，他是走商业路线了现在。
　　勇：对。他比较早，我最早是在圆明园的时候认识他，跟一个北京台的朋友，在拍。关于中国第一届爵士节的一个纪录片，爵士音乐节。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在帮助他负责一点点小小的美术事务。
　　朱：大勇，请回答就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后半部分拍子女的线索断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电影节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面的原因？
　　赵：我觉得子女的部也没有什么刻意到那个线就断了。我就觉得整个阿忠的事情，该讲的该说的都比较明确了。 至于他的子女，后来我又拍了一些，就是他们结束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电影节不顺利的原因，完全不知道。因为电影节它是一个体系，它有它的选片标准，每一个电影节每一年，他所选的主题和他期望的东西。这个原因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只有电影节自己知道。所以也很正常，电影节不要，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在自己做电影初期的状态，比较渴望需要电影节能要。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好像也无所谓了。包括我去年完成的剧情片。我真的是无所谓了。尤其像我们这种片子，又不是商业电影，又不考虑市场的回收，对于我来讲，电影节不电影节真的不太在乎了，现在放映的渠道也非常多。
　　朱：有其他谁要说吗？
　　赵：这里有一个问到他儿子用相机拍自己家里的。在拍的时候，我陪小孩去他家的阁楼，上面乱七八糟，小孩子喜欢翻来翻去，在垃圾堆里头翻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相机，就是那种傻瓜相机，是一个潘太克斯的相机，当然是坏了。 他就拿着相机在满房子拍，假装在拍。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种想法，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就买了一个好的傻瓜相机送给他，然后给他买了很多菲林。我说，这是你长大的地方，肯定很快就没有了，你可以把它拍下来，拍成照片以后可以记着。小孩当时只有6岁，他懂不懂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了。拍了有二三十卷的菲林，最后洗出来的照片，能用的不是很多，也就二三十张吧。 但是不重要，我觉得他在影片里的感觉会很有意思。可以穿插着出现这样的状态。也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东西。
　　朱：下一个问题，这位观众问，关于阿忠他本来有拍东西的习惯吗？还是说你教他的？
　　赵：去那里拍摄说实话挺烦的。每一次去见阿忠，都要经过有打手的大门，心理压力挺大。指不定哪一天我会跟他们干上了，会打起来？会打的头破血流？每次都假象各种局面。 阿忠家他那个房子所有的门窗都被报纸或者是破被子、破布子都遮的严严实实。广州的天气是非常潮湿的，他那个房间里头尤其是处在一个工地里蚊子太多了，可以说是蚊子撞脸。每次去拍，其实我挺不愿意去。干脆我就想一招。我说阿忠，我给你一个摄像机，你就只用自动就好了。非非常简单，我就告诉他怎么开机怎么关机，然后每一天就拿着摄像机当成自己的一个留言或者是日记。 你不用管你的镜头在哪里，你只要把它摆好就可以了。哪怕有声音也可以。我也没有教他怎么样去具体怎么使用这些构图，他也不会想太多。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自己的生活的状态都记录的很完整。主要是因为他每天都很无聊，都是待在房子里不能出门，一个摄像机也是对他生活上的一种解脱，或者是一个事儿，可以让他有寄托的东西。他最后拍出来的东西我非常非常惊奇，非常满意。
　　朱：大勇请你继续回答留言里面的问题。李洁娥家庭后面的情况？你怎么见到她的？还有她去世的突然。她突然去世的突发情况下，你是怎么处理的？还问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拍摄过程中阻挠和危险，你怎么应对？刚才你说了一点但不是很详细，你可以继续。
　　赵：李洁娥这个事件当时是在整个新闻界都在报，南方都市报啊，网上都有很多报道。很多记者都做了报道，因为她跳楼真的影响很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是李洁娥死掉以后一年之后的事了。李洁娥的镜头也不是我拍的，是卫学奇拍的。当时卫学奇拍完镜头的第二天，李洁娥就跳楼了。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事儿。实际上在网上可以搜到李洁娥跳楼的镜头，但是我没有选择把跳楼的镜头加进去，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已经够了。
　　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说的就还是过程中的阻挠和危险还有什么？
　　赵：因为我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包括我拍其他纪录片，实际上我都是比较谨慎的。尤其是像这个纪录片，我在拍摄过程当中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挠。只是因为我后来我觉察到了，会有摩擦不一定我能应付的了，还有最后一个月我进不去了，也就不进了，我也不跟他们硬着来。因为我留了一个摄像机给阿忠，所以我就比较放心，应该不会有漏的镜头吧。我每天都要跟他通电话，包括最后放炮的镜头。当时我正在广州有一个电器商城，买一部DV，想要再给阿忠，让他用两部DV来记录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要离开广州，去拍《鬼日子》。就在这个时候阿忠给我打电话说开始强拆啦！他就通过电话直播整个放炮的过程。实际上你们看到的影片最后放炮，还有冒烟这些镜头，其实我都通过电话都在听着的。一直在跟我直播，当时我特别紧张，非常紧张，有点抖，你知道吗？ 要出大事了。我赶快就打车，到他家。不可能进去。因为整个阿忠被几十辆的消防车警车围住，还有很多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看到他的房子在冒烟。是阿忠在放炮仗的时候，把他楼下的被子给点着了。你知道棉花棉被点着以烟特别大，外面看着非常的恐怖。 后来他用绳子顺到楼底下，跑出来，然后跑到对面另一个还没拆的邻居家，在等待面对政府的谈判，一切都算是有惊无险吧。
　　朱：另外一个问题算是一个评论了：主人公的摄影意识很强，你自己是怎么看？我觉得你可以回应一下。
　　赵：你要知道我在给他摄影机的时候，阿忠已经关在房子里有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囚禁自己，没有朋友可以聊天。他只是每天通过微博在发布一些想法和看法，是很寂寞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所以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在房间里做各种燃烧弹和炸药以外，然后在房间的每一个重要的位置去安排炸药。每一天都在琢磨如何去应对未来的这些强拆的队伍。他是每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我的出现实际上对他生活是一个调剂。可能他觉得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他的苦衷，或者是有另外一个人给他一些未来的一些看法。他几乎每次都问我说，大勇哥你知道，你觉得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只能说我说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能够安全，没有别的。所以我留给他摄像机，实际上对他是一种解脱，生活没有那么枯燥，而且他跟摄影机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拍出来的影片，你不会有觉得什么有些不妥不合适的这种感觉。
　　朱：有谁需要继续提问？
　　赵：这里有个问到赔偿的事情，具体是什么形式。
　　朱：那你介绍下阿忠现在情况？
　　赵：阿忠后来也是非常戏剧。他拿到了赔偿。但是他回到现实社会以后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时刻害怕别人来害他。这种心理很难摆脱。后来慢慢的，在完成这个片子后，偶尔我也会叫他，跟我去拍片去玩玩，散散心，别老糗在家里，这样对自己也不太好。 我经常会跟他一起出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也试着开导他。这个过程，感觉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就是说他在得到赔偿之后的两年里，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非常糟糕，包括他跟老婆孩子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样。所以他老婆和孩子实际上基本无法忍受阿忠这个人了，性格太坏。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狂躁，然后砸东西甚至打骂孩子都有，我特别反感。 几乎每一次发生这些事情，我都要跟他和他太太之间打电话周旋，就是开导。当然现在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好，他最后选择把孩子送到澳洲去读书，由他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在悉尼还是那个城市我忘了。我觉得这个结局还是不错的，阿忠一个人在广州，他也还比较正常，人心态也挺好的，挺能赚钱的，他非常的聪明。
　　朱：他的补偿和他的房子的情况？
　　赵：他没有选择要回迁，他要的是钱。 具体多少钱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他最后拿到的钱去做了一些投资。手笔还是比较大的。结果他还算比较满意吧。
　　朱：正好有个问题，就是城市的镜头和他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赵：是的，同一个镜头。是同一个地方。片头的是没有拆的状态，正在准备拆的，大家都搬空了，还在抗议的阶段。那片尾阿忠站在那个楼的顶是南方都市报的楼顶，南方都市报就在他家的隔壁，所以他站在楼顶望他住的地方就是那几栋高楼，他家就在下面。
　　朱：最后一个大楼建起来就高楼林立，跟他家位置有关系吗？
　　赵：有关系，那个就叫珠江新城就是打雷闪电的那个镜头，那个地方就是他家村子的土地。他也有地在那里的。珠江新城的建设，有很多很多拆迁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了解广州的都会知道有个冼村，还有猎德村，冼村就是在珠江新城的核心。去年娄烨不是新拍了一个剧情片，叫什么？
　　朱：有人说让他联想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赵：讲的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冼村。冼村杨箕村就是隔一条大道，是很近的。 冼村实际上在整个广州的城市化里面，是拆迁里面抗议是最严重的地方，最最猛烈的地方，要比杨箕村的抗议要更刺激、更强烈。我也拍了很多关于冼村的镜头，但是我没有放到这个里面。
　　朱：还有一个问题是阿忠以前他是什么身份？他那些武器他是怎么做的？
　　赵：阿忠实际上他是一个商人，一直在云南，在云南跟缅甸交界的一些地方修路，他自己大约有三四台挖掘机，到处去承包工程、去挖路，修路。后来他离开以后，他那些机器全部都被卖废铁了，都不知道被谁弄走了。他本身也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也很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去赚钱，这方面比较厉害的一个，我挺佩服他这一点。在任何困境都能够扛得过去的一个人。
　　朱：当然有人也提到别的影片，比如说像欧宁的《煤市街》什么，中国拍拆迁的一些片子还是有了，你怎么看这些纪录片？其中关于跟拆迁有关。
　　赵：实际上我觉得拆迁好像是在纪录片里面是属于一种类型了。就是因为很多么。有好几部，我看到的一个是《煤市街》，还有一个是谁拍的重庆的钉子户是吧？
　　朱：蒋志拍过。
　　勇：蒋志拍的对，还有一个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现象，因为太多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在搞建设种房子，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像大家想要不去拍他都不行躲不过去似的，后来少了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大家看太多了，可能也没感觉了吧。我觉得每个导演所看待拆迁问题角度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更注重他们的这个事件。我就觉得我更希望能够在这个事件里面去关注人性的东西，或者是我更希望能够看到温暖的一面。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看到温暖，可能这种对这个事件本身会更深刻。 当然，其他的也一样深刻。也看起来很恐惧。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怎么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希望片子不要被事件性困住，这样的话片子可能会走得更远。就会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你还能理解。要不然再过30年以后，你不知道中国当时社会的变化，因为那个社会你已经离开很远了，你也不会理解的。但是你要去看影片里的人性、家庭的温暖的东西，我觉得他还可以理解，所以事件性又变的不重要了。
　　朱：还有个问题问我的，关于对独立纪录片现在未来的观点想法，问到现象网的方面的安排。我先简单说，现象网还在处理很多问题。因为隔了许久了。当然你可以去访问原来的很多资料，很多原来保存下来的一些信息等等，但基本上是在2012年之前的。现在的很多新的东西我们正在增加，后台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让他做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程度。 独立纪录片这块我自己会觉得我也没这么了解了这些年就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但我可能偶尔跟某些人会有一些沟通，比如说包括大勇。我目前讨论里面有其他人，我会跟他们有一些讨论，比如王迟等。
　　以前很多我们不管是在放映或者合作过程中的人，对我来说都有点少了。可能直观上我会有一种感觉，目前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局面，消极主要是从一个大的环境来说，我觉得可能整个社会走入，我指的是中国社会走入一个特别黑暗的一个程度。他会让我们每个人就看不到希望，你内心特别的消沉，觉得甚至是一种绝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局面。而且从一个做独立纪录片的人来说，当然有可能很多人也在继续再创作，不管是大勇还是其他人，我所知道的。大家之间可能交流也很少。也可能是因为我参与的少的缘故。国内的影展很多被取消，或者很多影展，新的影展有种偏体制化的趋势。我认为一个独立创作和独立展映应该有的坚持甚至包括抗争性的东西现在好像特别缺乏。 大家讨论的更多是市场、电影节，而不是我们本身所认为一个独立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也比较遗憾的。我偶尔跟国内的年轻人策展人有交流，好像跟某些人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一致性。可能我们考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都会在想我们都做放映或者做别的东西。可能也是环境的因素，就是我们缺少有效的沟通，有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甚至是批评。所以这也是我现在想去做点这方面的东西。 最起码我们需要一个讨论和争论的环境。
　　大勇你也可以说一下你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赵：我也就是做一点补充吧。我是在2006年开始参加的第一个国内的纪录片电影节，一个是云之南，然后随后北京就是日坤搞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那个时候独立创作非常的活跃，每一个人都很单纯，相互在追求，技术呀和怎么样的去用什么方式去拍电影、去讨论电影语言、讨论纪录片语言，之间都是讨论的非常深刻，也很活跃，也非常激烈。 我很怀念，特别怀念那种感觉。但是现在近几年尤其从……，我觉得11年12年以后，所谓的整个中国的电影市场的火爆就是热钱很多，然后大家好像似乎都去在谈市场，都是在追求利益的这种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去做各种妥协，希望能够在主流平台去争取到更多的票房。当然你要想活下去，你这是一种方法。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中国的创作就是独立影像的创作这一块，好像突然一下在这几年就像消失了一样，可能是没有了讨论的平台了就是独立的电影节。自从几个电影节被封了以后，大家也就都相互不讨论。你比如说跟国内的几个同样是做纪录片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是讨论的是什么，是怎么样如何去找到更多的钱，如何去参加一些主流的平台去融资，比如说什么First，还有什么杭州啊这种大的融资平台。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这所有的平台都是有限制的，都是要审查的。 你不可能去找到真正的东西。面对这样的环境下你要妥协。一旦妥协，大家慢慢就失去了这种力量，失去了为自己创作的权利和独立性。时间长了会越来越难做。所有的人为了迎合市场，都不敢说话，都要去拍一些隐晦的、比喻的。近一年来我又看了一些中国独立电影，剧情片和纪录片，我觉得太多都是隐喻。都害怕直接说事儿，都是在用各种诗意、各种优美或者是忧伤，就是那种忧愁啊就这种东西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创作。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找不到希望的社会下，去看待这样的东西：这些隐喻的这样的电影、唯美的东西、或着忧伤的，我觉得都他妈特别假！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怎么可能在这个社会……有那些东西，有那么冷静的让你去思考东西吗？不可能啊！在这样的社会底下只能够逼迫你、逼迫你崩溃，或者是抑郁，你怎么可能去冷静的还要诗情画意呢？不可能的。你即使做出来也都是违背自己的想法的。也许我说的有点偏激啊。
　　朱：你这些年你在纽约的时间多，像我我经常在中国，但可能花在国外的时间也多。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一个人处在中国的实际中的处境的时候，你不得不面对很多压力和困难，甚至来自政治的危险的管控，会不会对创作是很大的影响？从你的角度你怎么看？ 比如说你在国内生活和你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有什么区别？
　　赵：我觉得区别太大了。首先我在国内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表达自己，没有言论自由。还有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市场化，社会的真相回避。我觉得挺难受的，憋屈活不下去。首先我拍的东西也没有市场。刚才有人说有老婆孩子生孩子了，养家糊口了。对，我是得要面对这些事儿。我在中国那个地方，我要想真是地活下去，没有人理我啦。
　　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我每一次在面对投资商一起饭局的时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说真话。面对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大家都是这样：哥，你太牛逼了，你手表哪里来了？等等。都是在拍马屁在说这类奉承的话，我就像个傻子一样。我突然冒出一句话来，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说话了，最后结局就是：“大勇导演你是艺术家，你牛逼，你好好追求艺术……”你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你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这种社会环境你怎么能去冷静的去创作？索性为我自己为孩子，离开算了。我觉得我离开中国以后，在美国我越来越清晰我该怎么样去表达，再重新找到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底下去创作。也许慢慢中国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我可能也就不关心了，我觉得我需要关心的社会更大、更多、更重要。 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讲，你要能够自由地说话，这是唯一的前提。如果没有自由的言论，不要谈创作，所有的创作我觉得都是假的。
　　朱：刚才举手的HQ，请问你的问题？还是你有什么想表达？
　　观众HQ：导演好，朱老师好，我现在是在德国学纪录片，我大概有这种类似的经历。我们大概是前几年在杭州一个城镇拍片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拆迁。然后我们是拍的纪录片加一些虚构，然后我父母知道，他们就非常的担心。他们是公职。但凡就算我在德国这边发一些朋友圈，可能是帮某某人发声或者什么，他们都会就是非常的紧张，要求我删除所有的就是可能和主流价值观不是很符合的那些东西，要求看我们拍的纪录片素材是不是反共什么的，来确保我的安全，或者是。我身边也有同学，他们是有新疆的朋友，然后就算我们在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自由的发声，因为毕竟父母都是在国内他们可能会比较不安全，如果我们就算在国外不在控制范围之内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不以一种诗意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来拍片、会表达观点。
　　赵：是，我觉得挺难。我以前的想法就是难也要找方法。我现在的想法是既然那么难，我就不拍了。我选择一个别的方式来做。所以我觉得选择退，退一步再说，也许是一个方法。
　　观众：我之前还想要问您，你也是拍了之前的 纪录片，然后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就需要离开国内?我就想问你在这个会对你创作和题材方面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赵：对，我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的剧情片还没拍完，这个剧情片拍的很费劲，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停补拍，直到我离开中国以后到了纽约，一直到2018年的年底，我还在往返中国去补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脱节。当我真正完全留下在纽约定下不动，去重新思考创作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点迷茫啦，英语也不太灵光。对纽约社会文化我也不太理解，有一点懵。自己的未来到底怎么样是个未知。不过创作还是不断的要有，会不断的迸发各种想法，然后跟日坤聊跟其他人聊，其实聊的很多东西仅仅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些想法，就是这些想法点子可以不断的让你保持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突然有一天在新的环境里头有了感觉的时候，因为这种状态你一直没有断掉，然后你会很容易找到了你想要表达承载的事儿。 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重生。重新去面对一个新的社会，重新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去创作。我以为我现在我还没有具体的去实施，只是在做一些想法上的准备工作。我如果实施能够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国就离得更远了，我就不会想着再回去拍了。因为我可以在外面来完成我自己的创作，那时我觉得会很美好。 所以有的时候离开，是一个好办法。
　　朱：还有一个问题请是就是你谈一下广州，你以前生活的地方。不知道你对广州的感情。不过你的片子也不全在广州拍，我知道。
　　勇：我对广州感情太强烈太好了。我经历了不同的广州，不同时期的广州的变化。中间我2000年的时候离开过，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去了。中间有很多次想法，想离开广州，不想在那里生活了，但是最后还是没离开。
　　我是1995年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的广州很脏很乱，但是我很喜欢。很自由。非常自由。遍地尽是那种录像厅，LD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种叫镭射光盘那种。非常清晰，比 VHS录像带要好的多的多。到处都是镭射录像厅，几乎一条街就可能有好几家。每天你都在看不同的好莱坞的电影，非常丰富。整个社会非常活跃，很美好，也没有什么阶级，你只要你有胆量或者是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去赚钱，你就可以找到工作。 太美好了，我真的是很怀念广州的90年代。
　　直到2002年以后，我很清晰的记得这之后，广州的整个社会就发生大的变化了，越来越回到保守的状态。尽管他的楼建的很高很现代，跟90年代比完全是焕然一新，但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开始逐步逐步回到特别保守的状态，比90年代要保守多得多，很难接受外来的文化，变得一点都不开放。
　　整个广州在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从80年代到90年代，都是特别热闹的地方，几乎全中国有些胆子的，或者是有文化有想法的，想要追求更自由的、更好的生活都会往广州去南方去。 到了2000以后，慢慢的上海、北京开始崛起了，广州的音乐人也好、艺术家也好、广告人也好，设计界的，包括赚钱的商人，都开始北上，都往北京上海跑。这一下子广州好像瞬间就就离开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广告界、艺术界、电影、所谓的影像的、玩影像的很多都就选择离开了。一下子你会觉得我也待不下去了，我想离开。但是我每一次想离开都离开不了，因为广州真的是很舒服，生活非常小资，然后人与人之间相互都是非常独立。我试着中间在上海生活，在北京生活我都很难。 我觉得北京、上海人与人之间都不太独立，很难让我自由的在那里呆下去。现在我离开了，其实我还是很想念的，还是很想念广州。
　　朱：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观众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片子制作过程中，你脑子里有没有想象的观众？你也可以扩宽一点，做纪录片独立电影的观众情况。这个问题后我们就结束这次的讨论。
　　勇：对，我觉得我在拍纪录片那个时候很…你不会去想这些。你不会想你的观众群，你的定位、市场定位是什么。从来不会去想。你唯一想做的就是能够如何去认真的去观察这个对象，和你要拍的人真诚的交往。直到最后剪辑出来以后，他的命运你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要拍的人物是不是真正感动你了？如果感动你，你付出多少代价，你去把它拍好，拍完、做好。 至于往下怎么样，真的是听天由命，真的不是导演能够解决得了的，是无法去预知的。
　　朱：就感谢大家这次参与，我知道参观众加里面也有很多做电影或者纪录片研究的学者、策展人，还有电影节的一些朋友，也有我的老朋友，可能还有大勇的老朋友，特别感谢大家，我也是第一次在线上做这样的活动。
　　勇：谢谢大家，希望以后能够还有这种网络的放映。当然我觉得我和日坤我们都会事后会讨论总结一下，在网络放映上要解决的一些技术问题。谢谢大家，以后再见。谢谢大家。
　　观众HQ：朱老师百度云盘应该是传上去了是吧？
　　朱：对。你是没收到是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吗？
　　观众HQ：我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在YouTube上直接看的，我是在想如果后面想分享给国内其他朋友，就可能他们用百度云盘会方便一点。
　　朱：对，反正我们也不在乎，它的后缀你要把pdf改一下，改成mkv。因为我们发视频到中国的话就会被删除掉。现在应该那种检测技术特别发达，在哪里他可能放不下，我们只好改了文件改成文件格式。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问题没有？刚才李珊珊也说， MKV可能要VLC才能打开，后面我会跟大勇商量，以后做一个合适的格式。估计这个片子在中国也很难确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我可能做一个比如说 MP4文件之类的，也许方便一些。
　　赵：对，问题是我们什么格式都可以做，主要是能够传上去最重要。能传上去，我们都可以做，什么mv什么格式都可以做。 主要是现在传不上去，这是一个难题。
　　观众HQ：其实我觉得国内观众其实还是应该有一大部分想要看但是看不到的。
　　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很想针对中国观众，也还是通过网盘发给了大家。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办法收到直接的反馈，比如说能不能下载。我也希望能收到一些反馈。
　　观众YQ：我觉得这活动做的特别挺好的。把全世界各国的全部都召集到一起来了。谢谢你大勇导演。我听说广州的城中村，很多人这种拆迁了以后也是拿到了很多补偿，变得非常的富裕。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境遇，虽然是同样面对着拆迁，我不知道您当时跟阿忠在一起聊这些的时候，有没有会涉及到那一方面的被拆迁的人的不同的命运？
　　赵：对，都会聊。其实拆迁的这些钉子户之间，他们有相互沟通的渠道。当时微博还是比较活跃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网络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相互沟通的渠道还是比较多，不像现在一样，你发敏感词马上就给你卡掉。可以大家通过微信、微博。WhatsApp那个时候都能用没有那么难。他们也会讨论哪里补偿了多少，该怎么来应对这些事。跟我在一起聊的时候，他也在聊，比如说他当时希望谈的价码是一平方多少钱，10万还是8万，还有个底线，少出底线我就非得要死拼。因为他所呆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广州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最值钱的地方，据说那个地方一平方都卖到八万到十万了，很贵。 但现在我不太清楚了，现在应该更贵了。这在在四大城市里面是最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