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处决思想者》对作者郝建的采访

　　关于记录片《处决思想者》
　　朱日坤对郝建的书面采访
　　
　　受访人：郝建，纪录片《处决思想者》的作者
　　采访人：朱日坤 现象网主编
　　朱：你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說遇羅克以及他的事情的？當時是什麼樣的環境？
　　
　　郝：最早知道遇罗克这个名字应该是在1980到1981年前后，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的时候。1980年7月21日、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王晨、张天来长篇通讯《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我大约就是读的这一篇。不过，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水平还不能将遇罗克与张志新王佩英这样的捍卫体制化主导思想的被迫害者与遇罗克这样的彰显个人权利的被迫害者加以区分和辨析。
　　　到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和文化圈里讨论遇罗克就很常见了。1999年，我读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那本书是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书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些他被审讯的记录片段。那时候，我已经敏锐感觉到他的思想中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那种异己性、反叛性。我被他思想深度和勇气所震撼了。
　　
　　朱：你怎麼開始製作這個紀錄片？
　　郝：最后触发的应该还是技术带来便利。2003年前后，我帮着张献民做黄亭子的影帝放映，就在电学院黄亭子宿舍楼我家的空闲房子。张献民就把他的Z1摄像机借给我，他算是这个纪录片的第一个制片人吧，当时讲好做完算影帝的出品。
　　
　　朱：最開始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計劃嗎？實現的程度如何？
　　郝：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完整的计划，就是想把能拍到的、能采访的都纪录片下来。
　　就采访记录的任务来说，应该说完成得还是相当不错，有的被采访者已经去世了，比如遇罗克的中学同学王学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有的场景在我拍摄后已经重新建设，比如遇罗克工作的北京人民机器厂。我还非常幸运地与遇罗克的难有张朗朗一起到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拆掉的空院子里进行了拍摄。
　　
　　朱：最後是怎麼完成的？完成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你滿意嗎？
　　郝：纪录片剪辑断断续续，你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在2017年8月完成，最后剪辑合成声音和上字幕是在何里仁和王利波那里。完成后在王利波家放了一次，有王利波、何里仁、丁东、张献民等看过。
　　　　对于影片的技术和艺术品质我都很不满意，所以也没敢拿出来放。除了王利波家，只给张真课上给学生们放过一次，还在纽约的New School 有过一次小范围放映。
　　　　最大的遗憾是当时因为很穷，买的录像带质量差，你会看到片子里有许多掉磁粉的地方。整个影片的技术质量还是很业余的。
　　　这个片子做到后来让我顿足捶胸、悲痛欲绝！我2017年9月到美国后修改和做了英文字幕的新版本丢失了。我请人翻译了英文字幕，重新做了一些精简化的剪辑，调整了配乐。由于完成版本是苹果电脑的格式而我的硬盘是联想的PC机格式，当时没拷贝，结果做片子的人硬盘坏掉也没备份。我气急吐血。
　　
　　朱：你對你的這個影片有什麼預期嗎？你希望觀眾從中得到什麼嗎？
　　郝：我想听听观众的反馈，然后再做剪辑，做些精简修改、略微缩短。我希望知道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怎样看待遇罗克，怎样看待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人生命运。我希望与观众一起思考中国的历史，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性格和性质。
　　
　　
　　朱： 你如何看待中國的當下？
　　郝： 也许我用一件事可以彰显当下中国。我2012年3月16日在《中国经营报》写过一篇《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这篇文章每年3月初都会在微信微博转发一轮。今年3月5号，我又转了，一会功夫就被404了。现在微信上没有这篇文章了，网上也难找了。
　　　1980年代被许多人浪漫化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下悬在高空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来没答应过搞真民主，一直禁止自由化。现在政府和民间都明白了，两拨人说的“改革”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现在两拨人都明白了，同路毕。在一个视频采访中，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华说“我爸（胡耀邦）是要救民，老邓是要救党”。
　　
　　
　　朱：你如何看待未來？
　　郝：新冠疫情的下谈未来，只有一条确定，就是一切都不确定。
　　我对中国是绝望而平静，对中国独立电影也绝望而平静。201年宋庄的中国独立影像展被捣毁栗老师被带走，2017年9月19大，2018年春节修改宪法，2019年香港冲突。今天的疫情泛滥变局中，中国政府的种种作为把中国裹挟进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满清二百多年，我就当自己生活在当中的某一段。
　　
　　影片《处决思想者》(遇罗克)资料：
　　https://fanhall.com/if06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