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勇纪录电影《一个说不》短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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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朱日坤
　　
　　作者：
　　邱洪峰
　　王迟
　　余慧明
　　李铁成
　　孙何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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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备注：
　　　　 在一些新影片的放映或者完成后，将组织一些人对影片进行比较简要的点评、解读、分析，或者只是一些观后的反馈。一方面是对电影作者的创作的一个回应，使之能够得到一些直接的的反馈，这可能是有所帮助或者刺激，或许起到作用——以及反作用。对于评论者来说，在互相之间建筑交流环境，这也是评论者之间的切磋。这部分人往往不是创作者，但是这种文字的创作也是在一个维度上的呈现的形态。它在某些层面上独立于创作。这只是力图的一个尝试，所以我将这些文字集中在一起。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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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洪峰(艺术家、纪录片作者)：
　　
　　在广州那一大片被高楼裹携着的密密麻麻的骑楼航拍镜头就让人震憾，这一大片灰白色的老房已被现代的高楼逼迫到了家门口。“一个说不”的开片，发疯反抗的坐地户与警察对峙，谩骂，并且预视了这场斗争的严酷与最终结局。这是中国再普遍不过的一个事实了，妥协与自愿拆迁，“说不”与反抗到底。两个女人在破烂的瓦砾间一路上互相倾诉苦衷，其中一个抑郁的女人由于绝望而在第二天跳楼，另一个死心踏地的选择了“战斗”到底。她回到了自已的家里，她的丈夫叫李启中。他向导演拿出了自家祖宅民国时期的地契，“比党和中国还要早”，这是铁证！这个房子不属于国家，属于这个人自己，他有权不同意开发商的拆迁，在坚守了十八个月之后最终达成了与开发商的谈判条件。他站在孤孤零零的房顶环顾眼前的一片瓦砾。
　　
　　这只是人们头脑中对钉子户的普遍共识，导演说这片被圈起来的荒地入口被流氓看守，他每次进去都要做很大的勇气，费尽周折。我可以想象，能混进去是越来越难了。后期他把摄像机留给了阿中，让他自己去拍。
　　
　　阿中真实地记录了流氓的威胁，警察的尾随，官员的现场指导，和他自己制作的各种武器。一个人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把自已家的门窗全部封死，自己时刻准备着与流氓殊死决战。影片中间二个孩子的玩耍还能让人感到些温情，随着安全的考虑，孩子和女人被送走离开了此地。
　　
　　如果没有阿中手中的摄像机，人们无法想象出随时被恐怖威协的感受，一个敢于说不的人给他们制造了一个麻烦一场博奕一场同归于尽的战争。
　　
　　我近来在安定医院被关了64天，漫长的封闭治疗足可以吞噬掉任何生命的意志，能够让我体验到孤立无援的苦衷。但我是安全的，因此对连安全都无法保障的阿中一家格外敬佩。写下以上观感，这是一部真实，直接，有反抗精神的好片子。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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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慧明
　　（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硕士毕业，有志于电影史和电影资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
　　
　　暗黑的夜色中，故事的男主角李启中坚守在家中对着镜头喃喃自语：“已经半夜，已经是凌晨4点了……就是在等待，” 纪录片《一个说不》在带着朗诵气质却内容荒诞的独白里开场，“等待着……地产公司，雇佣流氓来袭击，随时随时，等着他袭击，这是什么世道！”这部纪录片以难得一见的内部视角反映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为黑暗而血腥的一段现实：堪称“当代圈地运动”的强制拆迁。跟随着摄像机镜头：观众看到了杨箕村村民姚慕嫦流离失所之际行走于旧日家园废墟之中的沉痛控诉，这恐怕是她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影像，之后不久她就走投无路被逼跳楼身亡，震惊社会；“钉子户”李启中的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身处困境中仍然童心未泯天真嬉戏，成人世界的残酷现实还没有完全破坏他们的童年乐趣；围困者和被围困者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在最后的冲突中达到顶点，凌乱晃动的镜头强调了现场感和不确定性；一切在事态得到调解的结局中戛然而止。
　　如今杨箕村早已经实现改建和回迁，李启中的后续际遇在媒体报道中销声匿迹，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纪录片中的画面，提醒观众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曾经有过何种遭遇。
　　
　　这部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导演深入钉子户现场，真实记录了这家人的现实生活场景，他们的日常细节和喜怒忧惧，并有诸多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审视强拆方的各种所作所为，为这一场横扫全中国的城市化改造运动提供了真实宝贵的影像资料。作为弱势一方的钉子户，最终凭借着“豁出去”的勇气，有一部分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无疑值得我们为之庆幸，而那些已然先行退场的牺牲者，可能更加值得铭记。这一代普通中国人中曾有过无数类似的牺牲和抗争，对此加以记录和保存有着尤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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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迟
　　(纪录电影学者)
　　
　　这是一部关于拆迁，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关于官民矛盾、社会冲突的的片子。就像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的很多类似主题的作品一样，这部片子也同样可以被称作是”行动主义纪录片”。
　　
　　但这部片子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其重心朝向冲突中两个孩子（特别是男孩朗朗）日常生活的某种倾斜。这让我们在和主人公同样愤怒、紧张、沮丧的情绪中，体验到未受太多阴暗侵染的生命本身的天真与美好。印象中只有一次，朗朗说楼梯那里是炸弹，不能碰，让我们不得不去想，这样充满了紧张、危险、恐惧的日常生活，究竟会对孩子的心理带来怎样的影响？但片子其他的地方，孩子始终充满阳光，充满童真，鲜活可爱，眼前正在发生的自己的小家庭与开发商、当地政府之间凶险的消耗战似乎从不存在。
　　
　　整体而言，这部分的表达并非完整，它很可能更像是对核心主题的某种非同寻常的配合和补充。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我个人观看体验而言，这些段落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感让人印象尤为深刻，足以超越其配角的角色，具备了某种独立性。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儿童成长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在拆迁和社会对抗背景下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因为其篇幅并不完整。但这部分的表达是重要的，放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大背景下，或许尤其如此。它让我们在“行动主义”的边角处，看到了某种“人道主义”的温情。郭力昕教授曾提到，类似《水蜜桃阿妈》那样的片子有某种滥情之嫌，削弱了纪录片社会批评的力量。（大意如此）但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语境中，这样的关注、这样的表达或许不是多了，而是还比较稀少。
　　
　　在观片后的交流中，导演提到，自己做这个片子，起因不在拆迁事件本身，而是因为看到了两个孩子的状态，让他于心有感，才决定拍这个片子。这让我相信，我的这种体会可能并非偶然，上面这些文字也未必是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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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铁成
　　(香港中文大學 教師。研究領域：文化研究，中國獨立電影研究等）
　　荒人的反抗
　　
　　“現象網”在疫情漸緩的四月奇蹟重生，簡直是給蝸居窘境中的我一顆強心針，而朱老師緊接著在五月二日舉辦趙大勇導演的紀錄片《一個說不》的線上首映和映後交流，更如同拉開一場展映與討論獨立電影新舞台的序幕，重新聞到熟悉而久違了的獨立電影節的氣息，令我熱血沸騰，激動不已。
　　
　　上次見到大勇導演還是2016年，他在香港灣仔的ACO藝鵠放映《南京路》和《廢城》。在我看來，大勇導演特別擅於在紀錄片中展現一個特定地域空間中生活著的眾生相，並深度刻畫其中的某些個體，呈現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而在這些複雜的關係與細枝末節的生活日常中，“荒”的基調也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出來——荒廢，荒誕與荒人交織在一起，使看似平淡無奇的影像具有飽滿的張力和批判力。
　　
　　荒廢和荒誕很好理解，如在現代都市中拾荒，在荒廢城鎮中平凡生存，都強調廢舊與現代，歷史與發展，貧窮與富有，嘈雜與寂靜的反差，從而碰撞出的荒誕性也就不言而喻。而“荒人”原指“鄙野之人”，即鄉野之人、鄙陋粗野之意，台灣女作家朱天文曾用《荒人手記》撰寫長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意識流手法描述一個中年同性戀者的內心世界，展現“情慾啟蒙和尋找“本我”的過程” 。在此我想將“荒人”更延展一步，除了粗野和未開化之外，也有自我和不羈，以及受壓迫後生活的無助感和荒涼感，他們往往是處於社會邊緣的個體，生活拮据，在發展的大環境下經歷著磨難和挫折，卻頑強地生存著。如原本身強力壯的拾荒者黑皮，被朋友偷、被拘留兩次，最後以瘋癲來回應生活；被拐賣後生子的李梅華對人生早已麻木，反而滿足於自己的現狀；父母離異，無人照顧的12歲的小龍，像野孩子一樣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在大勇導演的鏡頭下，這些荒人基本上都接受了冷酷的現實，而《一個說不》中的“荒人”阿中面對拆遷，雖依然無助，卻並不認命、不屈服，甚至用武力捍衛自己的權利，以蠻橫固執之“荒”來抵抗自己家園“被荒”，續寫荒人的反抗故事，而這些又何嘗不折射著獨立電影人自己呢。
　　
　　中國獨立電影節多年被“強拆”，低迷絕望的情緒瀰漫，甚至很多人認為獨立電影的浪潮已經過去，沒有了家園又談何生存呢？但這次現象網的線上活動讓我們看到絕望中的希望。正像影片中阿中的一對兒女，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因拆遷而悲傷和痛苦，相反，他們擁有著強大的適應力和快樂的精神世界，尤其他們在廢墟的水坑裏玩小鴨子的一幕，兩個弱小的身形與背後強大的挖掘機形成強烈對比，看到這些在嘈雜殘酷環境中安然自處的弱者，無不令人動容。阿中的反抗已不必贅述，他擁有者荒人的野性和抗壓意志，更有著不接受命運的勇氣和行動力。
　　
　　正如大勇導演的映後所提，《一個說不》完成後，全球無論大小電影節沒有一家願意展映這部影片，原因也許是政治環境改變、經濟利益驅使、審美標準轉化等；而現象網的線上放映讓它重生，讓我們又看到中國獨立紀錄片曾飽含著的粗糙的質感和“原初的激情” 。相比影片，這次活動本身也許預示著中國獨立電影放映交流活動的重生，一個多小時的映後導演分享和觀眾互動，都非常真摯坦誠，雙方相互啟發、激勵，再次形成了荒人們自我的精神世界。
　　
　　是的，荒人可以重建家園、可以固守家園，荒人可以說不。
　　
　　2020.05.08. 香港
　　
　　
　　[1] 黃敏慧：《從荒人手記看同性戀者的社會壓抑》，立場新聞2018年3月15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philosophy/%E5%BE%9E%E8%8D%92%E4%BA%BA%E6%89%8B%E8%A8%98%E7%9C%8B%E5%90%8C%E6%80%A7%E6%88%80%E8%80%85%E7%9A%84%E7%A4%BE%E6%9C%83%E5%A3%93%E6%8A%91/（2020年5月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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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何凝
　　（一个普通的独立影像爱好者，忍不住对一切发问，希望找到自己的答案。）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拍过此类题材了，但是对于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拆迁纪实影像的观众来说，还是有画面上的冲击。勇猛的主人公制造炸药，颠倒白天黑夜的作息，不断地去斡旋去抗争，这种精神到最后感觉有点近乎疯狂。但实在可以理解，人是怎么被庞大的机器所逼疯的。主人公像勇武派一样的决心，视死如归的感觉，最后品味却让我觉得可怜，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随时被牺牲的。
　　
　　专业的朋友喜欢讨论技术，譬如影片内容的完整性或者什么的。我也不太懂技术，我觉得最后纪录片还是关于“人”的东西。所以我看纪录片，直觉喜欢观察个体生命的状态。主人公在那样紧绷的对峙时刻之外，和家里孩子一起追逐打闹的场景，夜晚扮影子玩，那种家庭里的温情和惬意，可能是最感动我的。而这也与后面的激烈抗争形成了某种对比的张力，更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