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西谛评八部中国独立纪录片

　　《和凤鸣》：翻开历史最沉的石块
　　
　　
　　
　　和凤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是“右派分子”中的一个。这是王兵继九小时的史诗纪录片《铁西区》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全长三个多小时，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凤鸣老人坐在自家沙发上的口述。
　　
　　叙述是从她18岁在兰州欢迎解放军进城、放弃大学到《甘肃日报》参加工作开始的。王兵说，和凤鸣的悲剧在于，那个时代将人的生活拖入了政治漩涡。在长时间面对镜头的叙述时，和凤鸣的语调和表情都极为平静，却比任何激烈的情绪更为感染人。她的声音让我们感叹，在政治运动结束几十年之后，这段不堪的经历，是如何在这位老人心头徘徊。这段历史已经和她活在一起，她是历史的人质，活着只为了回忆。
　　
　　《和凤鸣》这部纪录片的主体，王兵用一个固定机位，三小时只有几处剪接，除了中间有两处老人去厕所而离开画面，她在漫长的讲述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语速和姿势。也没有任何提问，只是由和凤鸣说着，继续说下去。王兵惟一打断她，是请她开一下屋里的灯，因为室内已经暗得看不见老人的脸了。有人可能会说，这种纪录片会不会过于简化，变成一种声音档案、一种纯粹的口述史？那么如果你真的花三个小时去看（而不仅是去听）这部纪录片的话，就会被老人始终平静的表情中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而感动，会发现光线这一电影语言的重要性。
　　
　　王兵选择了下午四五点开始拍摄。随着讲述的深入，光线越来越暗。妻子在报社的办公室工作，听到丈夫在楼上被上百人批斗的声音；一个革命青年突然变成阶级敌人，决意服药自杀，连幼子站在门口的呼唤也不理会；丈夫回抱着妻子，痛哭着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自然光从老人的脸上慢慢黯淡下来。当讲到夫妻在前去劳改的路上的生离死别，室内陷入了完全的黑暗。钱理群先生说，这是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严酷日子。
　　
　　作为导演的王兵，对“反右”运动和夹边沟的材料非常熟悉，但是他并不试图反映历史全貌，并因此去拍摄更多活着的“右派”，也未使用更多的视觉素材（影像或图文资料）。他将我们的视线固定在和凤鸣家的客厅里，他说，“她每天生活的那个家……真的就像一个坟墓。我就希望能把这种感觉拍出来。”这么说或许有一些残忍，但正是这种手法，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对个体的残害，只要坐在和凤鸣老人的对面，听她说下去，历史自然在你的面前展开。
　　
　　和凤鸣自述中说，在和丈夫一同挨批斗的日子里，在生与死的边界，他们尝到了苦难中爱的甜蜜。然而这前所未有的浓烈情感，却成为更加痛苦的引子。大饥荒后期，靠着室友每天偷一些生面粉而存活下来的和凤鸣，获准去王景超所在的劳教农场探视。冬天的夜晚，一个单身女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在北方边远的小站下了火车，走进茫茫雪原……这让我想起这部纪录片开场时三分钟的跟拍镜头：孤独的老人，拎着塑料袋，小心翼翼地走过满地冰屑的道路，走进她的住所，隐没在黑暗里……然而，当这个女子艰难地走到农场时，丈夫已经死了，死于饥饿，连尸骨都无处寻找。
　　
　　此后回到兰州，悲剧并未结束。有罪该死，死又罪加一等。和凤鸣和她的家庭在打击和迫害中生活了几十年。1991年，她和儿子终于来到夹边沟，在丈夫遇难的地方，寻找他的坟冢。在“右派劳改犯”的坟地里，每个坟堆前都有一块石头，上面用黑墨或红漆写着死者的名字。为了防止日晒雨淋，有字的一面被朝下埋着。他们走遍整个坟场，翻开了每一个石块，可是时间终究还是模糊了那些姓名。丈夫王景超的坟冢，最终没有找到。和凤鸣和儿子只好在一块空地摆上祭品，面对长空，跪伏在地，痛哭不已。
　　
　　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简洁，这部纪录片只是记录了一个女人的讲述，不用场景，仅用声音，为我们翻开了一块历史最沉的石块，将那黑暗年代的一角复原。
　　
　　继《铁西区》之后，《和凤鸣》再度摘得国际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电影节的最高奖。今年9月，王兵的剧情长片《夹边沟》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该片根据杨显惠的小说改编，描写了出现那片坟冢之前发生的故事。
　　
　　(本文发表于于财新《新世纪》 2010年第41期“纪录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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