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西谛评八部中国独立纪录片

　　《废城》：废城…废城
　　
　　
　　
　　自吴文光等一代新纪录片导演出现之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运动的成就越来越为世界瞩目。在DV普及之后，拍一部纪录片对于影像工作者来说已经并非难事。而题材与内容，在当下中国则是最不缺少的。无论是从现实的幽微处还是历史的浅表层，都可以挖掘出“令人震惊的真相”。
　　
　　但是，经过多年的风光之后（世界重要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等，几乎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纪录片获得大奖），人们有必要提出质疑。纪录片工作者在那些激烈的冲突现场，打开摄影机，是否就算获得了一切？尽可能客观又完整地拍摄下某一事件的过程，是否就能意味着作品的完满？有位关注中国独立影像的西方评论者（Mark Abé Nornes）说：“受够了他们对‘直接电影’毫不动摇的忠诚，还不必提某些令人惊喜的电影里用到的粗野的摄影技巧和声音，我期待看到新的东西。”
　　
　　我不知道赵大勇的《废城》是否算“新的东西”，但它确实是一部超越“忠实反映故事的真貌”的作品。中国独立纪录片中，很少有这种令人产生“疑问”和“困惑”的作品。《废城》记录的这座城镇名为知子罗，相邻怒江、碧罗雪山，住民为傈僳族、怒族，曾是怒江州府所在，又被称为“碧江”。1913年，英国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这里，之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1949年之前，这里有四分之一人信教。原本此地人都崇拜神灵鬼怪，盛行巫术。
　　
　　按普遍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这里被告知可能被泥石流掩埋，全民撤离成为空城。如今仍住着不愿撤走的居民和一些租户。只有一条街道和一座教堂。以拍广告为生的赵大勇，用六年时间，在中缅边境的山中小镇生活与拍摄，最终完成近三小时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重点并非系统描述当地住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当然更非拍摄美得令人沉醉的天空和山峦（尽管作为背景的这两方面，已经足以让城市观众感慨）。
　　
　　赵大勇更关心的是，在这片破败的、毫无希望的地方，那些上帝或国家的子民，他们的生活目标何在？精神世界是怎样的？片子里，他们和我们毫无关系；片子外，我们和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哪里才是去处？哪里才是归宿？让吴文光这个“老云南”“老纪录片工作者”都无法想象的是，“居然会有那种诡异、类似一种幻觉的效果”，不像世间的故事。很多人都有同感。
　　
　　这与《废城》展现的场景和视角有关，同时也来自影片三个互不相干的独立段落之间的呼应；尽管这种呼应也许仅仅因为，被拍摄者都有着孤独又茫然的眼神。这种眼神超越了世俗。
　　
　　《上帝的声音》描写父子两代传教士的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传教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遭受迫害的父亲对儿子失去信任，而儿子则对此表示无奈。在现实生活之外，他们的最大分歧是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是不是可以用音乐来赞美上帝。最后，儿子在父亲面前拉起小提琴，而父亲在儿子面前唱起圣歌。
　　
　　《记忆》讲三个故事：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一个被妻子抛弃的单身汉，一个被拐卖他乡多年后回来的妇女。这几个故事都发生在空荡破败、到处都是野狗影子的废城角落，与平静的第一个段落形成强烈对比，仿佛从云头跌落到泥地，充满俗世生存的烦恼。其中最让人心里颤动的，是那个离异的单身汉只身坐在路边，头顶着蓝得耀眼的天空，他面对镜头谈论理想的破灭：“要是不喝酒、不抽烟，其实我也想进去”——在他背后不远处是那座教堂。
　　
　　《少年》记录了父母离异后独自生活的12岁少年蜡小龙的生活。他每天打架，干活，抓鸟，爬树，无拘无束。有时他参加行巫的仪式，跟随拖着火把游街的队伍，兴奋地大叫“去鬼”；有时也悄然站在教堂的后面，听教众唱诗。昏暗的光线下，是一个孩子的无助与孤独，空洞、慌张与渴望。没有人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他的命运如何着落。这时候，每个观众都成为了这个孩子。
　　
　　影片结束于这座已经封闭的城镇入口。占据画面中央的，是赫然矗立的毛泽东挥手的石像，它的背后，一切都被抛弃和遗忘了。一只黑猫安静地从石像前走过。这个画面将作品引入寓言的层次，导演把它称作是当下中国的处境。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7期“纪录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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