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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西谛评八部中国独立纪录片
2011-03-14 00:02:04 来自: fanhallfilm
(现象网转载)编者:与卫西谛先生的交面是在去年的南京影展上,向他倾倒了一些我的职业困惑,记得他联系自己的从文经历后,用‘坚持’着两个字收了尾。
自3月10日起,卫西谛先生连续在 /cinephilia.net/ 上发表了八篇原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的对中国独立纪录片长短不一的观影评论文章。包括:【
《
音乐人生KJ
》:未完成的人生】、【
《
秉爱
》:水边的女人】、【
《
上访
》:被流放的唐吉诃德】、【
《
掩埋
》:历史的另一面】、【
《
废城
》:废城…废城】、【
《
和凤鸣
》:翻开历史最沉的石块】、【
《
伞…
》:伞下的中国图景】、【
《
淹没
》:在毁灭之前】。看来卫先生口味是相当之重,由此让我想起了徐辛先生的《
克拉玛依
》、艾未未先生的系列片等。
刚好我在转载的上篇文章《台湾传送带:藍祖蔚談記者影評人生涯》中作者曾芷筠写道:“影評人在當代似乎是一個奇怪的「職業」,加引號的原因是,或許它根本就不算是一個職業。僅僅在數十年前,評論的影響力何其大,不論各種藝術形式。當時,在舞台上發表一個作品後,創作者無不徹夜等待清晨的報紙,焦急地想看評論者的意見。而現今網路世代,眾聲喧嘩,評論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終至淹沒在一片汪洋之中。”这段话依我看来,卫西谛先生的评论文章很好的回应了这个‘汪洋’的所指。我们不能说这个‘影響力大不如前’是因为能让更多的人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汪洋’把它淹没掉了。之前能有那样的影响只不过是因为渠道、平台的稀缺而只能唯报纸独尊。
注:文章编排顺序是依据卫西谛先生在网络发表的时间的顺序而定的。
《秉爱》:水边的女人
拍纪录片为了什么?小川绅介说是为了“想在活下去的同时,与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这句话录在一本叫做《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书里。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冯艳在1995年翻译的。1993年,冯艳在日本读环境经济学博士,作为普通观众在山形电影节第一次看到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的纪录片,深受震撼,之后逐渐开始了纪录片实践。
1994年,三峡工程即将开工,冯艳跑去做实际调查,她渴望发现小川绅介的著名纪录片《三里塚》里“眷恋自己的土地、反对建设成田机场,而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的那样的农民,结果没有发现。后来,冯艳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秉爱的妇女,一个无论如何都不愿离开家园,恪守生活的尊严,对土地有深厚情感的人。在和秉爱的交往中,她开始了拍摄,期间中断了五年,我们看到的这部就叫做《秉爱》的纪录片内容,主要拍摄于1996年和2002年。这么长的间隔,让我们意外地看到了风吹日晒和艰辛劳作在这个传统农村妇女面庞上留下的时间之痕。
在一篇文章里,小川说他之所以去三里塚, “最诚实”的回答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某些地方容易被土的气息吸引……”。起初,冯艳来到长江边上的村庄,也许是为了拍摄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和景象——事实上在三峡建设过程中,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确实奉献了多部杰作——然而后来,冯艳她选择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拍摄,透过113万移民中的一个个体,来描绘普通生命在这场浩大工程背后所经历的一切。影片基本是两条线索组成:一是秉爱与权力意志进行抗争的过程;二是秉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历史的讲述。而这两者都和她脚下的土地密切相连,所以,这部作品最后散发出来和小川作品一样的、质朴的“土的气息”,以及长江岸旁独特的、女性的、抒情的“水的气息”。
在水库淹没区,水位线以下的居民搬迁方案有两种:一是外迁,二是后靠。为了保证缩减的土地能够供养的当地人口,国家鼓励“外迁”,给予的条件比较优厚,多数人选择了这种。而秉爱却始终选择“后靠”,无论是遭遇任何的压力——来自国家意志的压力、甚至来自家里儿子上学学费方面的经济压力,秉爱的决定从未动摇,态度坚定。在影片中,她最快乐和满足的时刻就是在田野里,无论多么辛苦劳累。她对城市生活没有向往和信任感,她唯一相信的就是土地,土地给了她过去,也可以给她踏实的未来,她说哪怕自己老了,“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有一次,她甚至说“土能生万物”,这句朴素的哲理从她不经意的谈笑间说出来,能够深深打动人。——所以,最终她仍然在无奈和无助写下搬迁申请书时那种痛苦,对于观看者而言尖锐如针刺。
张献民先生曾在放映现场说过:“当我问我自己,有什么是我绝不能失去的东西,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跟秉爱比,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么信心从何而来,希望从何而来,爱从何而来。而秉爱的田地里种植了庄家,是经济作物,她以此来供养有病在身的丈夫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她的信心、希望和爱都长在田地里。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用倔犟、坚韧这样的词汇已不能简单形容。在她的性格下面,是对土地的依靠和信仰做为基石,只要有土地她说什么都难不倒,一定能靠着自己活下去。
冯艳信奉小川绅介的话:拍纪录片到最后拍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秉爱》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亲近和融洽,作者在任何时刻都站在被记录者那边,用最平等的、富有感情的目光却注视秉爱这个女性(这也得益于作者本身是女性的缘故)。这部纪录片画面毫无刻意之处,按照崔卫平老师的形容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看待这个世界的尺度和比例,它们不大不小,不夸张也不萎缩”。
这部纪录片有两种类型的场面,一种是秉爱夫妇和前来动员搬迁的干部进行争论的激烈的场面;一种是秉爱独自对作者进行回忆过去的平静的场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在这部纪录片中相互交错,秉爱所遭遇的委屈和不幸、以及她自己的质朴和豁达也汇聚在一起。其中最感人的是,秉爱对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谈论,背景多是在水边。虽然叙述的内容都是吃的幸苦,但她自己不以为意,总是如此恬静和开阔。当讲到因交不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费,屡次流产的过程,听者难免会揪心,但她仍然带着平静的笑意。她也谈到自己的梦,说自己嫁过来十来年梦见的一直是娘家的地,直到现在才可以梦见这里;又有一次,她说梦到被流掉的孩子来寻她,她满怀伤心和无奈。这些关于回忆和梦境的意境,穿插于现实,使得秉爱这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形象格外厚重。
在冯艳翻译的那本书里,小川还说过很诗意的话:“只要看一下路边的草,就知道这条路是通向闹市还是通向偏僻的地方。这是走路人的想法……”在我看来冯艳的这部作品也有一种“走路人的想法”,她自然而然地捕捉到秉爱生命之中的闪光之处,她感叹《秉爱》定稿的时候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或许说明,生活的逻辑总是会强过主观的逻辑。
(原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
http://cinephi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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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4 00:10:06
木西
本楼已被回复者自行删除
2011-03-15 21:13:52
木西
我在等待.....
2011-03-15 23:06:48
木西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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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我在转载的上篇文章《台湾传送带:藍祖蔚談記者影評人生涯》中作者曾芷筠写道:“影評人在當代似乎是一個奇怪的「職業」,加引號的原因是,或許它根本就不算是一個職業。僅僅在數十年前,評論的影響力何其大,不論各種藝術形式。當時,在舞台上發表一個作品後,創作者無不徹夜等待清晨的報紙,焦急地想看評論者的意見。而現今網路世代,眾聲喧嘩,評論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終至淹沒在一片汪洋之中。”这段话依我看来,卫西谛先生的评论文章很好的回应了这个‘汪洋’的所指。我们不能说这个‘影響力大不如前’是因为能让更多的人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汪洋’把它淹没掉了。之前能有那样的影响只不过是因为渠道、平台的稀缺而只能唯报纸独尊。
注:文章编排顺序是依据卫西谛先生在网络发表的时间的顺序而定的。
拍纪录片为了什么?小川绅介说是为了“想在活下去的同时,与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这句话录在一本叫做《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书里。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冯艳在1995年翻译的。1993年,冯艳在日本读环境经济学博士,作为普通观众在山形电影节第一次看到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的纪录片,深受震撼,之后逐渐开始了纪录片实践。
1994年,三峡工程即将开工,冯艳跑去做实际调查,她渴望发现小川绅介的著名纪录片《三里塚》里“眷恋自己的土地、反对建设成田机场,而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的那样的农民,结果没有发现。后来,冯艳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秉爱的妇女,一个无论如何都不愿离开家园,恪守生活的尊严,对土地有深厚情感的人。在和秉爱的交往中,她开始了拍摄,期间中断了五年,我们看到的这部就叫做《秉爱》的纪录片内容,主要拍摄于1996年和2002年。这么长的间隔,让我们意外地看到了风吹日晒和艰辛劳作在这个传统农村妇女面庞上留下的时间之痕。
在一篇文章里,小川说他之所以去三里塚, “最诚实”的回答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某些地方容易被土的气息吸引……”。起初,冯艳来到长江边上的村庄,也许是为了拍摄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和景象——事实上在三峡建设过程中,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确实奉献了多部杰作——然而后来,冯艳她选择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拍摄,透过113万移民中的一个个体,来描绘普通生命在这场浩大工程背后所经历的一切。影片基本是两条线索组成:一是秉爱与权力意志进行抗争的过程;二是秉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历史的讲述。而这两者都和她脚下的土地密切相连,所以,这部作品最后散发出来和小川作品一样的、质朴的“土的气息”,以及长江岸旁独特的、女性的、抒情的“水的气息”。
在水库淹没区,水位线以下的居民搬迁方案有两种:一是外迁,二是后靠。为了保证缩减的土地能够供养的当地人口,国家鼓励“外迁”,给予的条件比较优厚,多数人选择了这种。而秉爱却始终选择“后靠”,无论是遭遇任何的压力——来自国家意志的压力、甚至来自家里儿子上学学费方面的经济压力,秉爱的决定从未动摇,态度坚定。在影片中,她最快乐和满足的时刻就是在田野里,无论多么辛苦劳累。她对城市生活没有向往和信任感,她唯一相信的就是土地,土地给了她过去,也可以给她踏实的未来,她说哪怕自己老了,“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有一次,她甚至说“土能生万物”,这句朴素的哲理从她不经意的谈笑间说出来,能够深深打动人。——所以,最终她仍然在无奈和无助写下搬迁申请书时那种痛苦,对于观看者而言尖锐如针刺。
张献民先生曾在放映现场说过:“当我问我自己,有什么是我绝不能失去的东西,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跟秉爱比,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么信心从何而来,希望从何而来,爱从何而来。而秉爱的田地里种植了庄家,是经济作物,她以此来供养有病在身的丈夫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她的信心、希望和爱都长在田地里。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用倔犟、坚韧这样的词汇已不能简单形容。在她的性格下面,是对土地的依靠和信仰做为基石,只要有土地她说什么都难不倒,一定能靠着自己活下去。
冯艳信奉小川绅介的话:拍纪录片到最后拍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秉爱》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亲近和融洽,作者在任何时刻都站在被记录者那边,用最平等的、富有感情的目光却注视秉爱这个女性(这也得益于作者本身是女性的缘故)。这部纪录片画面毫无刻意之处,按照崔卫平老师的形容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看待这个世界的尺度和比例,它们不大不小,不夸张也不萎缩”。
这部纪录片有两种类型的场面,一种是秉爱夫妇和前来动员搬迁的干部进行争论的激烈的场面;一种是秉爱独自对作者进行回忆过去的平静的场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在这部纪录片中相互交错,秉爱所遭遇的委屈和不幸、以及她自己的质朴和豁达也汇聚在一起。其中最感人的是,秉爱对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谈论,背景多是在水边。虽然叙述的内容都是吃的幸苦,但她自己不以为意,总是如此恬静和开阔。当讲到因交不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费,屡次流产的过程,听者难免会揪心,但她仍然带着平静的笑意。她也谈到自己的梦,说自己嫁过来十来年梦见的一直是娘家的地,直到现在才可以梦见这里;又有一次,她说梦到被流掉的孩子来寻她,她满怀伤心和无奈。这些关于回忆和梦境的意境,穿插于现实,使得秉爱这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形象格外厚重。
在冯艳翻译的那本书里,小川还说过很诗意的话:“只要看一下路边的草,就知道这条路是通向闹市还是通向偏僻的地方。这是走路人的想法……”在我看来冯艳的这部作品也有一种“走路人的想法”,她自然而然地捕捉到秉爱生命之中的闪光之处,她感叹《秉爱》定稿的时候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或许说明,生活的逻辑总是会强过主观的逻辑。
(原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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