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propose the following text in english:All filmmakers (including Chinese filmmakers) haverights:to make movies (the right to work)to creat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to participate to any artistic activities (the libertyof meeting, including attendance to all festivals)We suggest to Chinese filmmakers to respect thecurrent censorship of cinema in China. But we supportany action or speech of any Chinese filmmaker torefuse the result of this censorship.Lou Ye, Zhang Xian Minin Rotterdam, and Berlin, 2007
物证见下文先生对独立影像作者的来信精编而成的《短信集》：其中有对先生不小心对某片导演的作品作了评论后，其导演请求先生删除评论的；有中国独立导演在农村流动放片的消息报信的；有表达“昨晚多谢指导！”的；有表达对专制的见解的；还有被审查而请先生动用国外资源相助的；有汇报拍摄见闻及进度的等等。由此我斗胆进言：先生何不借鉴下连岳先生把独立影像作者的来信做些整理编写成《我爱问张献民之一》出版之，乃是更多独立影像作者及爱好者的福祉。
当然光有这样五花八门的来信还不足以编‘教父’之荆冠：早在先生2005年成立影弟工作室之后的那三年，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个国际电影节的人到那坐下就不走了，一个一个片地看，柏林的人后来看睡着了，罗马的人看了十个小时，过了一天又来又看了十个小时。在这样的免费服务到去年8月，先生才任了第四届首尔数码电影节中红变色龙单元的评委。才能在为《刊中刊》所写得《首尔手记》一文中所揭示了那些他愿意讲给我们听的有关于本届电影节中‘公婆媳嫂’的长短之事，看得我不亦乐夫。而这些长短之事我相信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在任评委之前有一件事，我觉得格外有意思：在此之前的一趟首尔行中，先生为了应电影节之邀坐了一回‘中国独立电影的圆桌会议’的台。用超市塑料袋带去大约二十个中国作品的碟。我关心的不是后来的于广义先生、王兵先生和杨福东先生怎么怎么样了，而是那个塑料袋，它真是太意味深远了。
作为一个‘教父’当然不只是搞个场地放放片子（‘影弟放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在年前做了告别放映，而且感觉其归途已似浮云般）、拉钱制片、用塑料袋送送片、做做评委过过瘾。必然要揭竿发令才有盟主之威：此《鹿特丹-柏林呼吁》虽无意齐《淋巴宪章》，但其中——‘我们支持在电影审查制度不给你自由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自由的作者行为.’这样的犀利之言比比皆是。
作为一个‘教父’仅仅‘为民做实事、发号令’还不行，不然这样的荆冠是抗不了多久的。还得给我们这样的独立影像作者及爱好者指明方向才行，于是乎《严肃文：我们怎么会有独立电影？》一文应然而生。其文中先生对‘为什么会有独立电影？’暨‘从哪来’；‘什么是独立电影的独立？’暨‘我是谁’；‘独立之被彰显或被传播在发展吗？’暨‘到哪去’等这样的问题的回答为我们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那么先生戴‘教父’之荆冠乃理所当然之是也。
后记：昨日元宵佳节，现象咖啡馆自做大餐犒劳复兴影业的打工仔和老板。卢老板在席上说我在年前的独立电影影聚会上拍摄林强先生的新年祝语：“愿世界和平”时极尽谄媚，其实我想说那还不是我谄媚的至高境界，而且谄媚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另：黑体与排版为编者所为之。
短信集
(2011-02-16 1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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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题记：因手机数次崩溃，最近准备换。此机使用时间非常长，大概近四年，中间无法复制下来的，最为可惜的是一些非常诚恳、动了感情也动了奶酪的短信。现将独立影像作者的来信中对我个人影响巨大的抄录在下，为保个人隐私，将人名、片名一同隐去。如果仍有短信原作者对此非常不满，我可以将他写的部分删掉。
（注：本文发表后，果然由当事人请张老师删除，再次印证编者的信条：八卦是通往真相得最佳途径。）
－－ 今晚千古风云剧场放映xxxx。中国独立电影唯一一块农村游击银幕5500mmx3200mm
－－ 张老师：我在火车上了，昨晚多谢指导！那首译过的诗如下：
缥缈的城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雾下
一群人流过伦敦桥
这么多人
我没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人
t.s. 艾略特
－－从来就没有xx主义国家，有的只是zhuanzhi政府，xx主义的定义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谎言。制造谎言的人自己并部相信谎言，而且会用更多的谎言去让人们去相信他们的谎言。x国的可怕是有着一个庞大的制造和维护谎言的阶层，他们永远部需要minzhu，他们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得到更多的好处，甚至可以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他们都是zhuanzhi制度的帮凶！
－－ 向张老致敬！北方的冬天有残酷的冷／向纪录片的情绪你拥有的光辉我含泪相信纯洁的你和我们的眼泪／济南见，大哥
－－张兄，我最近遇到了大麻烦，ga在审查我（作品涉及禁忌），电话中我无法说清，您和您的国外联系人也许能够帮助我⋯拜托老兄！
－－问的好！去这个村子的时候也就是第一年，我不知道xxx的片子，是03年7月，已拍了一些素材。04年看了xxx没有印象，04年12月再次回去时无意中听说刚才寺庙回家的xx是xxx中的小喇嘛，就想把他作为个案研究，看看大山里的孩子出演电影后给他留下了什么记忆，人生有什么变化，从此后xx也就象村子其他人的拍摄，总想等以后再去研究他，等到05年11月我再次返回想拍他时，迎接我的确实他的死亡。我刚送给他的肖像竟成了他的遗像，我不能接受。很悲伤。这只是我拍这村子长达四年中的一个故事。只是村子里我拍的五个不同宗教的葬礼其中的一个。由于这是我第一次编片，一个很牛的专家教我借xx为线把村里的文化风俗带出来。于是这个片子就不伦不类了。基本上是拍了大量的素材（怒族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后才认真看了xxx的，认为就人文上xxx假得厉害。
－－张老师，你好，我是xxx，我最近状态很不好，内心与外界的砥砺与龃龉达到了完全不能调和的程度，对于这个社会早已绝望，内心的枯憔与颓废已经严重影响健康了。到自由国家去的想法日益庞大，如果说我想去法国学电影，是否现实。象我这样一个已经35岁的人，不会法语，没钱，没家庭的人，只对拍电影还有点想法，其他事几近灰颓，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国可合适？因为出去就不想与这个国度有任何关系了。就是逃避了，我想让你从现实的角度帮我把把关，此事可否？
－－片断的精彩和味道的新鲜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感觉。演员的要求确实很高，不过我觉得还是抠得出来得，不行的话到时就调整一下，对白和表演就不必那么风格化，可以生活化一些，或者更靠冷面幽默一些，表情动作都单一平面一些，甚至可以故意有点假假的。
－－很好！或许室大家都能开口说点真话的转机。我对现在的没有学术争论、凡事皆为朋友面子，一旦说话就似乎损坏友谊，感到绝望，但不能保证自己敢说。
－－谢谢邀请！我这两天筹备一实验小片，想节前后拍，难以赴会。遗憾！您过去说过的一些思考对我启发很大，我想：几年后，体制内电影会出现一批具今天独立电影面貌的片子（叙事、视听等），独立电影将与时代、现实、生存状况一起，对独立作者提出更高要求，创作自由将更重要，也更难争取到。剧情片虽然向内，但目前题材空间仍有大量禁区等待作品突破。比如，我的jiaohui被冲击，领袖被驱逐，拜学生特工所为。我想拍这个，尽管想说的是人的精神世界。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我拍出来可能是事发十年后了，我觉得独立电影需要更犀利，更敏锐，更勇敢。制片方面，感激您建立基金的努力！惠及面可能不大，金额不多，但希望它资助的项目，将体现出独立电影的艺术判断和价值标准。钱多了也未必好，钱的腐蚀性需要被警惕，如果作者被腐蚀，其作品最宝贵的核心价值褪色丧失，独立模式将徒具其表，成为看得见得皇帝新衣。谨请转述，供同仁批评！谢谢！
－－张老师，后来我去察瓦农拍一家三兄弟娶了一个老婆的幸福生活，可我到时，他们的母亲和孩子转经回来的路上车翻到怒江里死了，其葬礼不允许我拍，因为藏传佛教讲转世，死去的人一切影子都不能留在世上，要不会妨碍他再次转到人世来。所以小喇嘛的葬礼被我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现在想想也是难能可贵，这部片子参加了去年在云南召开的世界人类学大会，由于之前我曾送给台湾纪录片大会，台湾国际记录片主席胡台丽在人类学大会上专门找我谈了一下，她说：她们对我的片子印象很深，很喜欢，也很震撼，但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只能有一部片子入选，其中有一部丽江电视台拍的《xxxx》与我的有冲突，如果最终我的没有入选请我不要灰心，不是我的片子不好。是她们经费不足，不可以让很多的片子选上。后来结果是《xxxx》入选。直到现在《xxxxxxxxxx》就一直摆在家里。但我还是希望为它寻找机会和出路。
由于片子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贫穷和无奈（事实也是如此），所以靠官方传媒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让电视台播是不可能的。
－－ 影弟放映是游戏结束了，还是游戏升级了？还是张郝二老师要由影弟升级为影帝了？哈哈，想像空间很大啊
－－ 你太阴险了，我尊重你，你害我，这事没完，我这条命现在是你的！
我干不死你，我跟你姓张。
你等着，我一定会去找你，
－－昨晚拍摄大神时巧遇一女子，家在邻村27岁育有一子，曾与许多男人有性行为“命犯桃花”丈夫无奈夜晚请神“破关”至深夜。花了660元钱，不知疗效如何？可惜拒绝拍摄。
－－ 物欲横流浮躁虚伪，背道而驰做个野贼
－－ 鸡鸣紫陌曙光寒
莺啭福洲春色暖
金阙晓钟开万户
玉阶仙杖拥千宫
花迎玉佩星初落
柳拂衣裳露未干
独有广寒池上客
阳春一曲奏春来
祝兔年吉祥如意！
首尔手记
(2011-01-24 18: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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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手记》
此文是奉独立电影刊中刊郝小姐之命写作的第四届首尔数码电影节笔记，那是今年8月，我任他们红变色龙单元的评委。
韩国人一直对我很客气。我觉得有点客气的过头了。就是太拿我当个人物。可是话说回来，N久以来我一直免费为各个国际电影活动提供咨询、意见、作品转交、观看地点，最频繁的应该是2005年我成立影弟工作室之后的那三年，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个国际电影节的人到我那儿坐下就不走了，一个一个片地看，柏林的人后来看睡着了，罗马的人看了十个小时，过了一天又来又看了十个小时。我曾经希望这种“服务”有一个收费的办法，但一直没有效果。结果韩国人是唯一在这种服务形式下向我提出某种“回报”的，就是邀请去帮他们干活。
与韩国人的第一次接触是跟釜山的金智奭（这个字念“士”，在韩国是个通用字，只用于姓名，在中国的汉语中几乎失踪了），他第一次见我开门见山问能否由我组织在釜山做个中国独立电影的圆桌会议。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向他推荐的我。当时我给他带去大约二十个中国作品的碟，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后来就觉得太不慎重了，因为那是个超市购物袋。那个会后来做成了，那一年的釜山，回想起来，放映的两个重头戏，或者说超出一般电影规格的，一个是王兵的《火车》，就是《铁西区》的第三部分单独拿出来放，当时三个部分还没有完整连续地放映过；另一个就是杨福东的《陌生天堂》，那也是这作品唯一一次在电影节放映。我当时到处拉着人去看，最忠实的观众是娄烨，看完他嘟囔：靠就该这么继续拍，靠总算拍出点西方人没拍过的。
与首尔的接触开始于香港的创投会。当时我去为翁首鸣谈他的第二个长片融资。朴启墉来找到我，我还不认识他，他说是单东丙介绍的。我因为正在谈话，还让他站在外面等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和郑顺仪（此汉字名不确）来北京，照例在我工作室很舒服的沙发（郝建提供）上看片一整天+一整天，当时一概是我助手励信婴陪着，做DJ（换碟手），中间大家叫餐是禾谷园塑料袋装的茄丁面。朴和郑是合理搭配，朴是导演，有留洋经历，英文是我见过的韩国“大叔”中最好的，跟韩国电影管理部门的关系也很好，同时兼任着韩国电影艺术学院的院长和釜山的亚洲电影学院的负责人；郑是影评人，以评论严厉著称，英文也就是哈罗拜拜的水平，完全一个本土派。这两个人是首尔数码电影节当时的双主席。朴看片时不时发短信或出去接电话，郑端坐眼睛一动不动。之后朴一般问花了多少钱、用啥机器拍的、摄影师拍过什么别的等“专业问题”，郑总是长叹一口气，想很久，才问比如“他在那里生活了多久”、“他现在还这样拍摄吗”等“作者论”倾向的人文问题。
金智奭提前向我介绍过这个活动，在他们刚成立的时候。他说，这个活动的致命弱点，不在数码这个概念能持续多久，而在于CJ作为赞助商资助这个活动的唯一条件是这个电影节不再接受别人的资助。当时我心中一惊：靠，怎么跟咱中国的某些大款一样？连资助系统都要建立一个威权体系，或垄断系统。敢情旧中国那时候，大款开粥厂赈贫，也不能拦着别人开粥厂。或者换个解释：这粥厂是我CJ开的，就只许下CJ的米，厨子就不许往里下别家的米，别家你若想捐米就自己另开一粥棚。
首尔数码聘请的两个顾问是日本的市三尚山和香港的李焯洮（这最后一个字是错别字我在我的拼写系统中找不到那个正确的）。前者是北野武工作室的人，一直在负责合拍，比如他们与贾樟柯的合作，也是东京银座电影节的负责人；后者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之一。另外一个重要的顾问是原来新加坡电影节的负责人PHILIP CHEAH。
虽然我们非常熟悉了，而且郑先生也对中国独立电影非常心仪，但我仍然无法彻底了解他们的策略。我想这不仅是礼节、国别差异，也更是个人差异吧，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另一个个体。有的作品的落选就让我非常诧异，比如耿军的《青年》。但影弟工作室联合制作的作品中，他们还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年头选中了张弛的《盒饭》（在工作室观看的）和刘姝的《孩子》（丛峰向他们推荐的）。
第二届又是于广义的作品得奖（两届分别是《木帮》和《小李子》）。并列的是个胡明进的作品，这是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个华语片。朴启墉就不乐意了，说你们中国人不能这么玩吧（大意，我的记忆扭曲了一点），但他也说是两个不同的评委会，没有一个评委是相同的，再给了奖也就是于广义比较在这个层面上受到喜爱。这是什么层面？评委们是什么层面？这个等下再提。当年我再见到于广义是在迪拜之后，他在迪拜也拿了些奖金，回到北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那里本地人只去看大片，他放了两场《小李子》，第一场观众人数少于工作室人员，他出去煽动了几天，第二场别的作者们来了一些，才勉强有十几个人。
今年首尔是第四届。红变色龙奖评委会由四个评委组成，非常不幸的是我年龄最大（混着混着就这样了实在莫得办法），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男的，另三个是泰国的阿彼查邦，是个男同，韩国的MOON SORI，是李沧东和洪尚秀的女演员，还有菲律宾的RAYA，年龄最小，是84年的也是个男同。唉，混了那么久还是个男的，也实在是莫得办法。
这个评委会只评一个奖。非常不经济，我参加过的各种活动，一般都希望把评委累个贼死。还不设主席。这是民主愿望的体现。不设主席的情况我在克莱蒙费朗遇见过，那个短片节的国际组要看70个片，完全晕菜，五个评委最后打架，从前一天下午讨论没有结束第二天一直又讨论到下午，组委会的小姐们急得脸都绿了，其实也只评三个奖而已。我国多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大理解没有主席的情况。首尔的组委会也有点紧张，担心评委们有意见，察言观色地问我们可以不可以。
我与阿彼查邦大约于2004年在香港的亚洲短片和录像节共同担任过评委，所以大致清楚对方的路子，他非常实验，比较挺少男片，尤其是粗粝突兀无可名状的少男作品。有点护犊子，就是挺支持自己人的。其实导演多数比较护犊子，贾樟柯就也这样。本来我不想做个庸人，但也是没有办法，与这些艺术家在一起，就显得我比较走中间路线，美学上不极端，只是有点强调社会倾向；而且还摆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不护犊子，不讲究地缘政治，希望只在文本内部讨论。
MOON SORI根本不来看片，本地人嘛，又是名角，估计提前跟组委会把碟都要去在家看了。列位看官，难道这样也行？我不大赞同。以前见过，宋庄的纪录片交流周第一次评奖时，邀请我、王兵和蒋志。那两位面都没有露。我与朱日坤商议之后，看片的第三天，拿齐组委会整理出来的备份碟，送片上门，把那二位爷约到将台路的一处露天酒吧，期望他们回家观看，好在他们住处相距不远，可以定期交换。娄烨在去鹿特丹做评委前也半真半假地问过，希望对方把碟都寄过来，他在北京看，就不用过去了，结果当然没成。
MOON SORI自开幕式之后就失踪了。第三天晚上派对才露面，挽着洪尚秀和貌似她伴侣的熟男。洪导演已经喝大了，或半醉扮演大醉，荤段脱口而出，是个名士派头。MOON像个中学老师，交流了一些观影心得，我才明白她都看过了。RAYA一直没机会交流，我不大明白他的路数，只见到不时有韩国小男生找他签名，他除了签名一般还会跟他们磨蹭一会儿。
然后就是评奖。伊拉克等地的人说你们中国片太霸道。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评委、熟男型知识分子，我闭嘴装低调。我个人私下的意见是这些国际奖项一直无法帮助作品或作品群体在国内形成最低限度的经济循环，很是汗颜，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此，希望在未来几年逐渐形成摆脱目前商业院线制约的几套循环，所以在影展结束时也实在是想低调。其实柬埔寨、伊拉克、日本的一些作品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
另一个谈资是观众奖。这个奖的设置办法我在别处没见过，就是网上青年观众以影评报名，组委会选中十几个，免费给套票，交换条件是每个人在影展期间在网络自由发表影评两三篇，再评一个观众奖。最后PK的是麦曦茵的《前度》和丛峰的《未完成的生活史》。这是两个极端，《前度》是个香港80后商业片，麦号称是青年一代中最会拍商业片的，阿娇主演，都市爱情，你踹我我粘她短信漫天飞，玩酷耍炫，放映现场韩国青年观众反响很好；《未》是一段超长的生活而且未完成，拍的是中国西北某县教师们的日常酗酒和各种会议。青年观众把这两个并列齐观，这本身已经是个奇观。最后还把奖给了《未》。这有点象去年香港的金像奖，最佳影片最后由纪录片《音乐人生》与《十月围城》PK，任达华做嘉宾在台上说如果前者得奖演员们都可以失业了。
影展期间中国影人一直在半夜抱团喝酒，颇颓废。另有两个人一直在干活，一个是麦曦茵，她给曾志伟写贺岁的剧本，是个旅游团去东南亚玩耍的喜剧，最后一天写完出门，面有菜色，而且当天香港旅游团在菲律宾出事，曾志伟来电话叫她不用继续了，要另找一个故事一切重写。还有一个是阿彼查邦，他手边一直扣着本书，是在看小说，琢磨下一部戏。
所以电影要在影展之外继续。大家只有加油，再加油。
张献民
2010中秋
旧时呼吁一篇(2011-01-12 16: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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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opose the following text in english:All filmmakers (including Chinese filmmakers) haverights:to make movies (the right to work)to creat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to participate to any artistic activities (the libertyof meeting, including attendance to all festivals)We suggest to Chinese filmmakers to respect thecurrent censorship of cinema in China. But we supportany action or speech of any Chinese filmmaker torefuse the result of this censorship.Lou Ye, Zhang Xian Minin Rotterdam, and Berlin, 2007
<鹿特丹-柏林呼吁>
作为中国的独立的电影制作人,我们认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中国宪法的,是违背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需要改变.我们认为作为每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独立电影人,应该享有宪法赋予每一个普通公民劳动的权利,以及基本的创作自由的权利,以及包括但不限于自由参加艺术活动(电影节)的权利.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们也应该对中国不合理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负有一部分责任,这个责任需要我们继续坚持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理解中国的不合理的审查制度的改变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将用自己的行动促进它的改变,
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基本责任.我们呼吁所有的中国电影人在这个不合理的电影审查制度尚存的今天,尽可能地尊重影检,用自己实际的努力去跟影检对话,用自己的坚持不断改变影检的尺度.
我们同时呼吁,在这个影检制度完全不尊重电影人的时候,完全不尊重独立电影人基本宪法权利的时候,完全不尊重艺术家作者权利的时候,坚决地拒绝接受它的任何不合理的决定.
我们呼吁每一个中国电影人从自己做起，为了尽早结束中国长久以来的不合理的电影检查制度，为不再一次把电影检查问题继续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导演，为中国未来的电影人能够自由地拍摄电影而努力。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是作为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基本责任。
我们支持所有自由独立地参加任何电影节和任何放映的行为,我们支持所有为坚持保护自己作品不受侵犯而做的努力.我们支持在电影审查制度不给你自由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自由的作者行为.
签名:
严肃文：我们怎么会有独立电影？
(2010-12-13 17: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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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会有独立电影？
-- 回答surfaces杂志亓昕的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会有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几个因素。
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伴生的人的生活、工作自由度的增加，这个增加在80年代末开始允许独立电影的制作成为可能，并在9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形成影视人才严重过剩从而新近进入电影创作的人群大量选择独立电影。
这两个过程与社会资金、个人创作成本的变化是同步的，就是前一个变化大致在85－89年之间开始并迅速普遍化，并终于在90年之前催生了独立电影；而后者大概在90年代末来临，花费自己的金钱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对部分人来说是正当的、并且可以实现的，从而他们甚至开始不再需要社会资金。
第二个理由是媒体的严重缺位。电影的综合性质中有一条是媒介性质，因为它传播、并在传播中影响人群。所以它与电视、网络并列于媒体之中。电影的另外两个重要性质一个是娱乐，一个是艺术，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另一个区分的可能性，是电影既是产业也是宣传。宣传的属性实际上与它的媒体性质是一个意思。
没有人能办独立电视台，印刷媒体在过去的十年中基本也已经把小众媒体消灭掉了，只剩下大众媒体。对此心有不满的人，创办的是个人媒体，以评说和发布为特点，主要以网络为平台。需要实现重要创作、尤其是主流媒体平台无法发布的重要创作的那个人群，多数采取经过剪辑的视频作品作为媒介，实际上在向非常小众的人群（我称之为绝对少数派）传播在大众媒体中缺位的内容。不同专业、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向独立电影会聚，既说明影像被他们认为是强有力的表达工具，也深刻说明这个少数派对主流媒体的否认或怀疑。独立电影的传播在国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部分公众分享着这个否认或怀疑。
第三个理由是技术便捷，包括数码影像制作、放映的硬件和软件，影像传播条件的改善、高等教育对影像制作的普及等。这条普通人感受最深。
二、什么是独立电影的独立？
独立电影发展到现在一直是自由生长的状态，比如它比我们更明确意识到的其它“文化”更野生、更普及、更不倾向超大城市垄断。很多中等城市有民间的影像创作和传播方式，不依赖行政命令或政策倾斜。它给予部分青年人一个希望，一个表达的管道。
独立本身，在我看来，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就是我不是你，我归根到底不可能与你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不独立与你。这个也可以称为“差异”。当这种差异被明确的感知到、并且感知到它的这个个人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独立思考、独立精神、独立行动。
所以独立并非针对某个体系或机构，只是体系和机构在社会中的霸主地位越明显，它越容易成为独立思考或独立行动的客体。在一个想像出来的公立和商业机构确实能够实现“有限责任”的乌托邦中，个人仍然会独立地面对别的个体，仍然会思考精神意义上与他者的差异，并投入行动，彰显这个差异。
否认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差异有必要彰显，是天真地认为个人的独立肯定对体系或机构具有破坏性力量，同样，认为个人独立身份能够使个人超越他的社会属性也是非常天真幼稚的，乃至认为体系或机构能够彻底消灭个体的独立性也是非常幼稚的。
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些，就是它从来没被彻底消灭过。独立电影的存在，也是这种独立性最低程度的社会需求的一个明证。
三、独立与儒教等主流文化冲突还是和谐？
独立首先是身份思考。从而非常明显地是画地为牢。它对每个个体都是非常好的保护，降低社会中其他个人对这个具体的个体的伤害的可能性，从而社会更有可能进入一个超级稳定的状态，避免互相撕咬／舔噬（对应于精神分析所言之破坏本能和爱的本能）不断相互交替的“丛林”状态，或者福山所说的“洞穴”状态。其实是增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承认交流的无限性恰恰建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理解的有限性上，也是对现代性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解释，从而与儒教文化全面拥抱人伦、以家庭为核心、在家庭内部任何人几乎不可以拥有隐私，形成某种冲突。
其实我国作为一个全面儒教的国度，在过去20年逐渐踏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公权或与商业性机构的关系，恰恰在个人独立性的必须与家庭／族群的开放和紧缩之间，欢快或痛苦地寻找着中庸之道。儒教意义的对族群的重建（包括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只能建立在承认并实践个人独立性的基础上。
这个独立性可以是不言自明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说的不可做，做的不可说”，言行两张皮。但它也可以是被彰显的。
四、独立之被彰显或被传播在发展吗？
独立电影就是这种彰显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
这个彰显在它的第一阶段被体系／机构和族群中的部分人认为是碍事的、破坏规则的，从而需要被限定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并不断被训诫，甚至每过一段时间严打遣散一次。这个阶段对于独立电影正在过去。
第二个阶段现在正在开始，即它不再被认为是需要时刻规训的（具体在独立电影与管制的关系中体现为某人被禁拍，但多数人认为那个禁拍是面子问题、没有实际效力），体系／机构把它放在外面而不再关在一个村子或工厂里面，但那个“外面”必须在地理上或传播现实中离人群非常遥远，有点像流亡的状态，这个做法的心理基础是无限夸大了独立的可沟通性（其实电影而已，能有多大影响？）、又拒绝无限交流（即保持接触、不断了解新发生了什么的态度）。所以这第二个阶段被我描绘为“平行状态”，非常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行。
第三个阶段在未来肯定会来临，就是在无组织群体运动过分膨胀的情况下（官方语言中称之为“不管就乱”），体系／机构将个体独立性纳入体系、“为我所用”，以为它可以切实对抗混沌的群体性。独立确实本质上是反对群体的，但能否真地在未来起到与危险群体抗衡的力量，现在尚不明朗。在电影界的内部，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每过一个阶段，电影产业的主流都必然转向非常有个性的导演个人，把他扶持为下一代商业主流的代言人，借以打压过时或过度的表达，比如三俗。两者的结合是一个造星运动，或者艺术家的偶像化。这个过程过去一直在进行，我把它看作是将来时，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将是独立电影群体进入某种造星轨道，被未来吹捧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英雄。
这最后一个转换，我们已经经历过的，或许可以表述为张艺谋那一代尝试恢复民间乡村文化，居然被曾经向往“四个现代化”的主流文化认为是封建落后，到奥运会才彻底被扶正；贾樟柯这一代或许代表着“民工”文化，但粗糙、情欲、朴素、热情、抵抗的民工文化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化主流，好像还只是个我们对公正而甜蜜的未来的期待，目前我们必须满足于时代的光滑、空洞、扭曲，这种主流文化的代表是超大城市的新建筑群如鸟巢、央视、国家大剧院、世博红馆。
五、独立电影给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电影中从来都有集体政治觉悟，但个人政治觉悟是在独立电影诞生后逐渐产生的，是在独立电影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回想起以前的岁月，如果只有国营饭馆就是只有国家给电影投资的状态，但如果全天下的饭馆用的是同一张菜单，就是不允许个人思想的状态。
独立电影把我们带到社会的任何角落，包括死角、垄断企业不愿意我们谈论的角落。
独立电影还带来着新的语言方式。在美学上的新鲜点，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两个（也都很不好懂，须另文详述）：一个是对时间的抵抗，就是对时间的意义均等和意义紧凑的抵抗，体现为某种粗糙、不光滑、带有纹理、超越意义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还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文以载道”）；二是自由创作状态下社会结构对个人心理结构的明显影响以及个人心理结构直接反映到影片结构中，就是影片结构非常具体地与社会结构一致，但经过了个人的某种“转译”，这与传统的结构对应于叙事有很大差别。
张献民
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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