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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蹄花
2011-01-23 10:25:25 卢志新
2011-01-23 23:38:22 王我 (兲朝)
但他们面对的终究不是一个抽象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个工作人员，只是在权力机构里面混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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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怎讲？抽象的权力机构不就是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吗？具像化的权力机构不就是这一个个小衙役呈现出来的吗？如果艾未未们不去面对这些“具体”而是凭空对着一个抽象的神马神马较劲儿的话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呢？意义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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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怎讲？抽象的权力机构不就是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吗？具像化的权力机构不就是这一个个小衙役呈现出来的吗？如果艾未未们不去面对这些“具体”而是凭空对着一个抽象的神马神马较劲儿的话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呢？意义何在呢？
2011-01-24 21:21:42 小明叔叔
答王我
我写得匆忙，确实表述得不清楚。
抽象的权力机构确实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但它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机构而不是另一种权力机构却不是因为它所借助组成的这些人，而是其组织的方式，或称社会制度。就像瀑布之所以为瀑布并不是因为它是由某些个水分子组成的，而是因为它是大量的水从高处留下这种形式。
很显然一个人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而要起来反抗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只能是这个社会制度是非正义的，而不能是他和权力机构里的某个人有私仇。通过反对社会制度中的某个角色扮演者来反对这种非正义的社会制度，这样做是否合理有待商榷，是否明智就似乎很明显了。
当然一般我们相信个人和水分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个人是有选择的（自由意志），而瀑布中的水分子是没有选择的。但因为环境的原因，这种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一个人为了混口饭吃而放弃对不公正的反抗，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他的权力。他是否有反抗不公和追求自由的义务？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他为了生存甚至转而压迫他人，这虽然不是正义的，但却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想象一个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农民为了100块钱一天的报酬参加了拆迁队。当然权力机构中不都是这样处境凄惨的人，而他们的目的是有一个序列的，从养家糊口，改善生活，到升官发财，享受特权。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那些有能力升官发财由于不愿作恶而却选择停留在养家糊口层面上的小衙役是值得尊敬的。
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政治立场肯定是分个左中右的，从认为应该废除法律和货币，相信树也应该有投票权，到认为穷人就是屁，和牲口一样可以被买卖，那些权力机构中的人也不例外。可能一个人认为追查豆腐渣工程是合理的，但你违反我们工作规定就不行了。另一个人认为追查豆腐渣工程是不能容忍的。
不是说那些面对强权寻求正义的纪录片导演不应该冲着具体的某个工作人员，而是说在对待他的时候要设想一下他的处境，区别对待。刚刚在突尼斯发生了革命，突尼斯的警察也上街游行，声称他们也是受害者，迫不得已才与人民为敌。这样（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岂不是比警察镇压群众或暴民屠杀叛徒来的要好？
作为追求正义的纪录片就应该用好它本身的力量，它的目的应该是反抗非正义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反抗的那个社会制度中的个人，不应该只是破坏性的，还应该是建设性的，不应该只是提权力体制外的受压迫者说话，而应该替所有的受压迫者说话。如果一定要针对什么个人的话，那也应该是针对这个非正义社会制度的支持者而非胁迫者。
当然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它揭示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展示了对非正义的体制反抗的勇气和方法（如果艾未未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而非世界著名艺术家的身份来做的话，这一点的价值会更大），同时也替那些平日受尽官僚体制欺压的人出了口气（这点有些狭隘但不无合理之处）。这些都是易见的。其实导演艾未未对那些衙役也是有区分的，对以小捕快，他说“是上头不让你说吧，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省得对着镜头受折磨，非我所愿）”；对法制科小头目“你就是一混球”“一点种都没有”（你就等着在我的片子里做反派主角吧）；对成都公安局办案人员“我实在没办法相信你们”（不要怪我不合作）；再“上头”他连对也对不上了。但真正应该针对的却是那些他对也对不上的人和没有人形的制度。如果这类纪录片都这么做的话，我感觉是劲没有完全使到地方。
关于寻求社会正义的纪录片，目的应该不是和什么不公正的人或制度较劲，而是促进所有的人思考。让人们通过思考意识到如果我这样行动，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行动或那样行动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就是意义所在。如果其中有所谓的较劲的话那也是为了促进思考。当然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反应方式还是由观众决定。即把观众当成是有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人，然后就寄希望于观众的良知了。这样的纪录片具体怎么做，我没有成功的实践过，但很多片子都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再有一点就是批评的重要，一个纪录片本身是不完善的，观众的批评讨论可以使之趋向完善。因为它的目的是让人思考，而批评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公开的讨论让批评有了深入的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
我写得匆忙，确实表述得不清楚。
抽象的权力机构确实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但它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机构而不是另一种权力机构却不是因为它所借助组成的这些人，而是其组织的方式，或称社会制度。就像瀑布之所以为瀑布并不是因为它是由某些个水分子组成的，而是因为它是大量的水从高处留下这种形式。
很显然一个人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而要起来反抗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只能是这个社会制度是非正义的，而不能是他和权力机构里的某个人有私仇。通过反对社会制度中的某个角色扮演者来反对这种非正义的社会制度，这样做是否合理有待商榷，是否明智就似乎很明显了。
当然一般我们相信个人和水分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个人是有选择的（自由意志），而瀑布中的水分子是没有选择的。但因为环境的原因，这种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一个人为了混口饭吃而放弃对不公正的反抗，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他的权力。他是否有反抗不公和追求自由的义务？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他为了生存甚至转而压迫他人，这虽然不是正义的，但却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想象一个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农民为了100块钱一天的报酬参加了拆迁队。当然权力机构中不都是这样处境凄惨的人，而他们的目的是有一个序列的，从养家糊口，改善生活，到升官发财，享受特权。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那些有能力升官发财由于不愿作恶而却选择停留在养家糊口层面上的小衙役是值得尊敬的。
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政治立场肯定是分个左中右的，从认为应该废除法律和货币，相信树也应该有投票权，到认为穷人就是屁，和牲口一样可以被买卖，那些权力机构中的人也不例外。可能一个人认为追查豆腐渣工程是合理的，但你违反我们工作规定就不行了。另一个人认为追查豆腐渣工程是不能容忍的。
不是说那些面对强权寻求正义的纪录片导演不应该冲着具体的某个工作人员，而是说在对待他的时候要设想一下他的处境，区别对待。刚刚在突尼斯发生了革命，突尼斯的警察也上街游行，声称他们也是受害者，迫不得已才与人民为敌。这样（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岂不是比警察镇压群众或暴民屠杀叛徒来的要好？
作为追求正义的纪录片就应该用好它本身的力量，它的目的应该是反抗非正义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反抗的那个社会制度中的个人，不应该只是破坏性的，还应该是建设性的，不应该只是提权力体制外的受压迫者说话，而应该替所有的受压迫者说话。如果一定要针对什么个人的话，那也应该是针对这个非正义社会制度的支持者而非胁迫者。
当然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它揭示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展示了对非正义的体制反抗的勇气和方法（如果艾未未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而非世界著名艺术家的身份来做的话，这一点的价值会更大），同时也替那些平日受尽官僚体制欺压的人出了口气（这点有些狭隘但不无合理之处）。这些都是易见的。其实导演艾未未对那些衙役也是有区分的，对以小捕快，他说“是上头不让你说吧，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省得对着镜头受折磨，非我所愿）”；对法制科小头目“你就是一混球”“一点种都没有”（你就等着在我的片子里做反派主角吧）；对成都公安局办案人员“我实在没办法相信你们”（不要怪我不合作）；再“上头”他连对也对不上了。但真正应该针对的却是那些他对也对不上的人和没有人形的制度。如果这类纪录片都这么做的话，我感觉是劲没有完全使到地方。
关于寻求社会正义的纪录片，目的应该不是和什么不公正的人或制度较劲，而是促进所有的人思考。让人们通过思考意识到如果我这样行动，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行动或那样行动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就是意义所在。如果其中有所谓的较劲的话那也是为了促进思考。当然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反应方式还是由观众决定。即把观众当成是有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人，然后就寄希望于观众的良知了。这样的纪录片具体怎么做，我没有成功的实践过，但很多片子都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再有一点就是批评的重要，一个纪录片本身是不完善的，观众的批评讨论可以使之趋向完善。因为它的目的是让人思考，而批评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公开的讨论让批评有了深入的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
按照导演艾未未在片头的声明，他们一行所要做的是进行一次履行公民权力，支援正义的行动，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但却是以某种曲折的方式。他们的行动的直接目的是支持一位被起诉四川地震所暴露的“豆腐渣工程”的人，以出庭作证的方式。影片本身是对导演一行人这次行动的记录。而他们的这次行动受到了政府部门对他们的阻止，最终并没有能出庭作证，并因此横生枝节，一个成员在宾馆被打（据他们自称是这样，影片中没有画面，但我是相信有的），另一个成员被警察带走，然后他们就这两个问题向政府部门讨说法。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记录了那几天中他们讨说法的过程。
其中纠葛很多，曲折乏味，借用网友常用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过程，“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道理”。差不多就是这样。但他们面对的终究不是一个抽象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个工作人员，只是在权力机构里面混口饭吃。那些影片中的办事员碰到导演一干人，肯定深深地感到了这碗饭不好混呀。
导演在影片中的身份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片头他自称是一个公民。然而在讨说法的过程当中不得不搬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身份，同行的律师也不得不强调“我是北京来的律师”。基本上他们的行为类似梁山好汉，只不过使得不是板斧，而是摄像机罢了。当然也不全是李逵这样的莽汉，基本上是晁盖，吴用再加上白胜这样的组合。所以在某些场景里，那些权力机关了的小职员反倒成了弱势的一方，他们肯定觉得有想哭的感觉。而真正操纵事件的人连面都不露。若不是担心饭碗，那些个机关小衙役一定拱手求饶“好汉饶命，小的也是奉命行事，小人上有老下有小，你就放过小的吧”。但不可否认这就是领导不让他们说而导演想让他们说的。结果是他们只能说“我也是又尊严的”，或是无奈的挠头了。然而好汉们一到更高一级的衙门里面申述的时候却又逞不得威风了，“先把兵刃卸了再说”，无奈之下只得关了摄像机。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办事员也是受压迫的人，就像艾未未在片中感慨自己不是杨佳一样，他们也可能感慨自己不是艾未未呢。在面对不公和压迫的反应方面，从杨佳到那些被迫混吃等死的衙役之间是有一个序列的，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否认大家都是受压迫者这个事实。纪录片固然是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应该用在反抗真正的强权和压迫上面才是正义的。所以本片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调侃调侃小衙役而呈一时之快？就不是那么明确了。
对于我来说，影片中最受触动的是浦律师对政府人员就自己的行为动之以情的解说，显然这段解说辞了作用，因为他把对方当作了一个有情感的人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这带给我的触动和看到雅典市民递给前来镇压他们的士兵鲜花的画面是同一类型的。真正的进步是人性的彰显而不是无休止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