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佐龙：只能说暂名为杭州大学生电影节，然后未来得看情况会不会改名，英文名我们可能目前定位HSFVF就是Hangzhou Student Film & Video Festival ，有一个网，官网，以后也会换掉，因为现在也不是维护的很好，http://www.hsfvf.org/html/news.html ，这个影展的话，这个主办方目前还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然后主要也是我们工大的团队在做。今年有一个重要的协办方，一个是重庆影展，一个是上海文广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地一家青年报纸，叫《青年时报》，他们也是受众主要是青年，所以跟我们比较搭，然后他们愿意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去推广。
作为纪录片作者
其实也许正应为自己这样的年纪而且又是研究生的知识分子身份那么对自己拍摄的对象——一个历经那么的多舛之事的郑晋康老人的介入反而是个优势。一个是他不会对他的动机目的有何猜忌，再一个也让自己这个影像不是有怀疑的呈现。正因为自己的拍片，才得知自己的父亲和这个郑晋康老人是忘年的老工友，并且让郑晋康老人在文革期间被冤狱的事实得以澄清，让自己父亲解除了那种莫须有偏见，到现在变成了亲人一样，每个月会定期去敬老院看郑晋康老人了。
而他自己从《借我一生》拍摄时还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设备也是跟学校借的，还担心到时片子能不能出来，会想到片子能不在能学生影展上入围获奖什么的，给学校有个交代。到《借我一生2》的拍摄因为其提案获得了上海纪实频道‘MIDA'的资金注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那么拍摄已经不再那么浮躁了。
虽然他觉得‘MIDA'对独立纪录片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开放，那几个评审给他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不会以主流媒体的来要求他：‘他们第一位考虑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具有那种独立思考，当然他们还要考虑是不是国际市场或者在国际影展上有一个舞台能够推出去，第二位考虑才是播出，他们这种投资片子之后才会做一个国内播出版，然后做的很和谐的版本，然后才会播出，所以它对独立性还是很尊重的。’
但是他对于那三万五千八百六十块钱的预算报表很是是烦躁，觉得很浪费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报完，他还有一万块钱欠在那边。《借我一生2》资金方面的优势似乎为单佐龙先生解决了很多烦扰，除了应付报表外，可以全心投入到拍摄中，他自己也更喜欢第二部，《1》只是一个寒假的时间做的一个田野调查式的东西，搞不懂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1》。
而《2》他对郑晋康老人历史不感兴趣了，他认为：‘一部历史肯定是当代史，不可能是古代史，过去的历史肯定会决定今天，所以历史肯定决定他的当下，所以我对他当下更感兴趣。’而我则认为也许正因为《1》的田野式调查，通过拍摄对象多舛的人生做影片的内部支撑，而作为一个初入纪录片的学生身份的本真表达让很多的人对这部作品喜爱有加。
而对于《2》作者的作者意识开始更加明显：将《1》中郑晋康老人的声音剪过来，过去历史只作为一个背景，做一个简单交代。因为单佐龙先生觉得：‘关于文革，关于那种纠纷其实中国很多很多，而且跟郑晋康老人类似的这样人物其实也很多很多，其实也拍过很多很多。但是有很多纪录片我看的都是注重历史的一个再现，但是既然历史决定了当下，我还是希望去关注他现在的生活状况。等到我拍到《2》的时候我才真正转道发现对他性格更感兴趣。’
而且前后期基本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单干，作者由于创作经验有限，在声音与画面、情绪的衔接这一块的处理我觉得就有些生硬，就很影响作者本身的意图的呈现，他自己也说：‘我大二暑假那年开始拍纪录片，然后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这种的基础知识，然后就想拍就去拍了，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等到我延续到今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电影语言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需要现在大量的去补课，因为我也……，我还是比较赞同那种纪录片还是要有那种电影化吧，纪录片需要有一种比较好的电影语言。比如我那个正在拍的新片《陌上桑》的片花在莱比锡工作坊的时候，我没去，然后我的制片人给我发邮件，告诉我说我们那个片花在那边还挺受欧洲买家欢迎的，他说他们特别喜欢那种氛围，那种镜头，那种长镜头。’
作为策展人
其实我对于单佐龙先生的年龄的妒忌除了纪录片导演这一块，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在2009年起连续两年策展了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在浙江的巡展。今年成为第四届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2010年）“CIFVF外展”选片人。 并且他和赵瑜先生策展了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在浙江的巡展促成为‘杭州大学生电影节’。今年年吧，下半年行程特别多，他上个月大大小小要去走四个影展，杭州上海重庆广州四处跑，就是好像策展人跟参加影展之间太密集了，搞得我都没心思投入创作了。因为我本来有《陌上桑》，就是我刚刚讲的……，想创作，我也搁置了，从9月份到现在没有拍过。
对于杭州影展单佐龙先生跟赵瑜女士未来定位做成一个青年影展：‘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希望立足于亚洲，就给苏老师也在谈这个事情，想接触的更多的是会是一些青年的电影人。’他们前两届是没有注册的，赵瑜的想法是想今年可能今年会去杭州市那边做个注册，把这个影展注册下来。
单佐龙先生对此判断的依据则是：‘杭州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浙江也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一个省份，但是它的文化挺沙漠的，尤其独立电影的文化特别是一块沙漠。杭州它是整个浙江省高校最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又是很多白领阶层生活在这个城市，是浙江省最宜居，最容易去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对独立电影的饥渴程度肯定是很高的。虽然主办方目前还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然后主要也只是我们工大的团队在做。但今年已有一个重要的协办方，一个是重庆影展，一个是上海文广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地一家青年报纸，叫《青年时报》，他们也是受众主要是青年，所以跟我们比较搭，然后他们愿意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去推广。‘杭州大学生电影节’在去年第一次在杭州做这个影展分展的时候我们每次只有十个人来看，那我们今年这个影展发展的特别迅速，每一场都是满的，几乎都是座无虚席的样子。’当然他们的培育期不是这一两年，而是定位打算为十年十五年。
鉴于之前的放映设备的状况，他们希望之后能拿到一些索尼的投影设备什么的赞助。其实对于设备方面，身为同济大学的研究生他说：‘同济想吃我们这个影展，那边的领导好几次都跟我谈过，就是说希望跟我合作什么的，而同济是有自己的一个影院的；而本身浙江工业大学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这个影展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研究所，或者某一个NGO，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影展；做不起来一个是设备问题，一个它也是一个偏工科的一个综合性大学，它根本不可能对我们这个有一个完全的重视，它又不是名校，很多资源也没办法取得，那这些东西在上海一些高校就很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杭州的影展尤其是一个青年影展，最重要的它的一对翅膀，两个翼，一翼就是我们的受众，另外一翼就是我们的作者，这两个是我们最需要去尊重，最需要去培育的。’鉴于那个著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对于学生导演的待遇与那些大腕的差别，杭州影展会一视同仁，都非常尊重，以及对外展导演，都是非常尊重，所有人都是给补贴这样，而且：‘有一个导演叫刘跃，他第一次影展来了之后，他认识了应亮，然后认识了其他一些导演，然后之后有一些交流什么的，然后他今年就中了“MIDA”计划，然后会有下游的一些创作。虽然跟我们影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些机会也许是我们无意间促成的，这个我们很在乎。’
而对于邀请的导演的类别则：‘今年影展很仓促我们都主要请的是一些上海方面的，明年可能会请一些台湾、香港，甚至亚洲地区的，能够请到的话，也不是请，叫他们过来一起交流，一起到我们杭州影展这边来，扶持我们杭州影展。我们不希望请一些知名的导演来，我们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我们更希望做一个工作坊，以工作坊来带动我们本身工大的一些创作；另外一些单元也会请一些社会上的成熟导演，但是我们不希望去请离我们很远的导演，我们更希望请一些有教师背景，或者有教授课程背景的一些导演过来，比如说像应亮，李晓峰，还有那个郭熙志，他们可能平时就做过一些教学，这可能是高校影展或者学生影展的一个方向。’
对于‘杭州大学生电影’展而以上一切的一切，都是由这个22岁的在校学生和一个‘门外汉’的系主任在维持着、希冀着，特别是对于赵瑜女士我无法不对她致以相当的敬意的。她通过自身的优势为这个影展解决在公关和资金上问题，单佐龙先生说她表示就算自己明年会去牛津访学也会专门飞过来支持这个影展的。言下之意既可见赵瑜女士对此的热忱度，但也表明要是没有了她，这个影展的存在将岌岌可危，即还是有点过于‘人治’意味吧。当然我们不能去要求说这样一个仅仅两周岁的影展能一下子就能制度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专制的大环境里，单佐龙先生自己也表示要慢慢慢慢慢慢的去行进之。
而其实有‘人治’意味过重嫌疑不仅仅是这个两周岁的还在成型的影展，无论它的‘母体’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还是宋庄的两个影展等等也都是有这样子吧。当然‘人治’或许是在当下环境中一种必然的不得已而为之‘战时方式’，是在当下环境里相对更为有效的方式。
说到‘杭州大学生电影节’与‘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之间的关联，单佐龙先生说在一方面我们还依靠着这个重庆影展，依靠着应亮这边的一些资源，今年应亮今年去杭州的时候跟我们说，说我们影展其实可以脱离重庆，但是我跟赵瑜都觉得我们还不可以脱离重庆。这让我想起了影弟工作室和刘姝来操作与SEE基金会“环境与人”纪录片拍摄展映等等系列活动之间的关系，张献民先生也表示其实刘姝现在要是独立出来做也是可以的了，而刘姝则表示还是要继续维持之前的关系。我自己则认为‘杭州大学生电影节’则可以尝试与影弟工作室的校园巡展、‘环境与人’纪录片校园巡展以及福州的海峡影展等等去积极接触、交流，相互整合资源、共建一个校园展映的平台，以此来作更为有效的传播，提高各自面对未知的、不可抗拒的风险的能力。
（注：以上皆为记者个人偏见、不代表现象网的立场）
采访正文
作为22岁的纪录片研究方向的作者忘年交
记者：你对自己的年龄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单佐龙：对我自己的年龄有什么态度？我今年22岁嘛，然后现在是读研一，然后我了解到像郭臻他们读本科在香港那边就是年龄比较偏老一点，我是属于一级都没有落掉，然后我小学还是早读一年，七岁读书那时候，所以说我比一般我们大陆读研的人还早一岁，所以我就22岁读研。
怎么说，很多东西说就算读研也还是阅历这块还不够，我这个时候去做纪录片尤其是对某些学籍可能不太能够把握。还一个就是我个人性格，我性格就是属于很内敛，然后比较安静的，静静的去看一个东西。我做片子也主要是这样一个特征，所以有时候这也导致很多题材不太能把握。
我又想到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样年纪也能去把握很多其他的题材，就像我拍那个郑晋康老人，他虽然80多岁，我跟他年龄相差几十岁的那种，非常大，就是相差两个世代的人。但这个时候也许我这个年纪更容易去介入他，比如说你换一个四十多岁的导演去拍他，他中间可能会有各种猜忌，郑晋康老人会猜忌你拍我是什么目的，那个人也许对郑晋康老人也会猜忌，有一些怀疑。但我对他不会有怀疑，他对我同样也基本没有怀疑。那我又22岁一个年纪，以我这个年纪的一些视角去看他，可能会看到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还是有这种优势。
我跟那个郑晋康老人认识就是因为纪录片，因为我之前是想去拍一部养老院的纪录片嘛，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进那养老院，我才发现了他。如果我不是拍纪录片的话，单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可能不会跟他认识。所以纪录片给了我一个可能性，认识更多人。
而且跟郑晋康老人认识，跟我家庭有关：我父亲又是跟他失散三十多年的一个老工友，通过这个纪录片，通过我跟郑晋康老人的契合，把他们两个又走到了一起，其实之前我父亲跟那个郑晋康老人有很大的……，他对郑晋康老人有一种看法，觉得他是文革过来的人，有政治问题的一个人。他们社会上很多人觉得，虽然文革已经远离我们很久了，但是可能对他还是有便见。但是通过拍这个片子，他对郑晋康老人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从可能有偏见走到了一个尊重，最后到现在的话就像亲人一样，每个月定期会去看他，会去买东西给他，所以这个东西也促成了这个东西。
记者：你去理解郑晋康老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单佐龙：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因为首先我虽然22岁，但是我的性格里面很多东西跟他很像，我们都属于那种底子里面性格很乖戾，会有很多人抵触，会有很多人去做抵抗，然后死不悔改的那种，郑晋康老人就是那样的人。他一生就是一个个小悲剧组成的大悲剧，也许我看了一下他有很多转折点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也许他不用进监狱，也许他不用被打倒，但是他就是他自己性格很差，完全是性格导致了他一些东西。
然后我也是这样一个性格，所以郑晋康老人有时候说的有些东西我会比较深有同感。他是80多岁的人说出这样的东西，但是我20多岁也能感受到那个东西，就是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想了解一下。最主要是为什么会去拍郑晋康老人，拍80多岁的一个人，也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是属于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很早就走了的人，就是我从小对老人特别有感情。高中考大学那时候我家里老的亲人已经全部已经没了，所以特别想去拍一个郑晋康老人，所以也萌发了当时去拍敬老院的那个意思。
那遇到这个郑晋康老人，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没有人交流，那个时候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跟我说，几乎他一个星期就说不上一两句话那种样子，因为他觉得前面的人都是那种三教九流的那种人，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愿跟他们说话。我说我是大学生，他就很愿意跟我交谈，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开始交流，开始说起来，然后到目前的话关系已经非常非常融洽那种。不会有什么猜忌的。
记者：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产生过……？
单佐龙：怀疑？
记者：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单佐龙：不愉快的事情，呃，我不知道郑晋康老人心里怎么想，表面上至少冲突性的东西没有，因为他生活也比较平板化，没什么东西。然后像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阿姨，是照顾他的，但是郑晋康老人是这样一个人，他怀疑任何人，因为他有那样一个经历在。他就觉得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一直跟我说他只相信自己，也许他对我也是不信任的。
但我的感觉是目前为止他至少他身边的人，活着的人应该是对我是最信任的，包括他对阿姨，真的很不信任，因为阿姨有时候做一些东西让他很不满意，他觉得他每个月会给他们钱嘛，但是他们可能有时候钱给少了就不愿意帮他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就平时会……，反正他要求我去做事情我就全都会去做，郑晋康老人又是一个很繁琐的人，什么事情都会让你做。我们之前没什么猜忌，发展到现在的话。
打算去《拍借我一生2》的时候我是这样想，定位在我希望跟郑晋康老人有一种关系，也许就是我会把这种关系拍进去。但是拍着拍着还是一直不如意，因为我就说我是一个很内敛的人，然后非常喜欢安静的去看东西，所以到最后就是还是……。客观条件就是郑晋康老人眼睛看不见，然后就有时候我拍的时候他都意识不到我的存在，所以觉得我还是保持原来那种格调，那种性格，比较安静的去看，然后偶尔的会去跟他有一个交流，但是我们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游离在影片之外的，比如平时他会让我做其他一些事情，然后……。
把自己隐藏在摄影机后面
记者：为何我在那个片子里面看不到这些呢？
单佐龙：因为我没放进去。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跟我想要说的东西不太搭档，这个至于我可以帮他去买东西，做任何东西，寄东西什么，什么事情都能做，这个没必要，因为这层关系没必要放在这个片子当中去。
记者：这种没必要的判断你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单佐龙：比如说如果我把这种东西放进去就会显得我很不理智，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那时候《借我一生2》刚拍的时候，有一次我有两个助理，她们都是女生然后跟我一起过去拍，每天都去，然后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郑晋康老人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所以对她们感兴趣，然后只要她们两个去就会每天都跟她们说很多话，然后我就觉得完全打破了我要的那种氛围。就介入性太强了，因为郑晋康老人本身就不是跟某些老人一样，就是你去刺激他才会说话的人，他是一个属于你不会说他也会跟你滔滔不绝说很多东西，如果你们投机的话。所以他这种介入性已经很强了，如果要把这种介入性再加强的话根本没什么必要，而且我也是一个不太会介入的人。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把自己隐藏在摄影机后面。
记者：但是你还是出现了。
单佐龙：那个出现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出现，就比如他问我现在几点钟啊，然后还有是什么，而且那几次出现不足以成为一种手法，不足以说成为影片的内容本体去分析，只是简单的那个交流而已。
记者：剪辑是你一个人做的？
单佐龙：摄影、剪辑都是自己，以前没学过剪辑，但是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剪，但是未来可能会去学一下。
记者：就是对于声音这一块的剪辑。
单佐龙：这东西我当时做的时候是注意，但是可能是没那个。主要是我这个片子的录音很差，录音非常差，那时被骗了，被我们学校给骗了，那现在目前也许未来几部片子录音质量会好很多，现在因为有自己的设备，因为当时没有自己的设备。我主要对……，我就觉得自己的很多基本功还不扎实，因为我是属于……，我大二暑假那年开始拍纪录片，然后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这种的基础知识，然后就想拍就去拍了，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等到我延续到今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电影语言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需要现在大量的去补课，因为我也……，我还是比较赞同那种纪录片还是要有那种电影化吧，纪录片需要有一种比较好的电影语言。
我对他当下更感兴趣
记者：那你自己认为《1》和《2》比较起来……？
单佐龙：我自己肯定是对《2》更满意，因为我当时……，《1》就是一个田野调查式的一个东西，《1》就是进入郑晋康老人的历史，《2》就是让郑晋康老人的故事进入历史。《1》的话主要就是口述的的东西，我个人不太喜欢口述的纪录片，虽然很多人口述的纪录片做的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人会喜欢《1》，然后在《2》的时候我就已经说到我已经对他历史不感兴趣了，历史，当下，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历史肯定是当代史，不可能是古代史，过去的历史肯定会决定今天，所以他历史肯定决定他的当下，所以我对他当下更感兴趣。
记者：那你这种介入是……，那你又对那个历史是让郑晋康老人进入历史，让郑晋康老人所讲的事情进入历史，那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样观念？后面刚刚所说的。
单佐龙：我这样想，我在接近尾声《2》剪辑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所有的那种他口述的东西，其实口述的东西其实一大半都在《1》的时候素材里面都已经有了。我在拍《2》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注重他过去历史的讲述了。因为在《1》的时候素材全部有，我只是把他的声音剪过来，然后在《2》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他在现实的东西，他目前的生活状况，以及他当下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东西，过去历史我只想作为一个背景。
如果不交代肯定也是不行，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交代而已，我想把它弱化一下，因为关于文革，关于那种纠纷其实中国很多很多，而且跟郑晋康老人类似的这样人物其实也很多很多，其实也拍过很多很多。但是有很多纪录片我看的都是注重历史的一个再现，但是既然历史决定了当下，我还是希望去关注他现在的生活状况。
尤其我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性格，很悲剧式又很喜剧式的一个人物，然后有一点矛盾性，有一点复杂性，像一个郑晋康老人偶尔会说出一些小智慧。比如说最后的时候他说了一个说什么地球什么时候变成一个黑洞，轰隆一下就没了，那就好了，大家都完了。然后他认为人类就是应该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然后这话在一个郑晋康老人口中说出来就会很有意思，我事后去想的时候会觉得他确实挺有道理，确实很有意思，有他这种理解在。所以本身就是一种小智慧，我可能对这个更感兴趣，可能对他历史不太感兴趣。
关于‘MIDA’
记者：那这个就是拍这个从拍《1》到《2》过程你自己有什么变化？
单佐龙：我的变化？《1》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多人怎么看，我拍《1》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更浮躁，但是有人会觉得《2》会更浮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拍《2》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因为拍《1》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东西，因为我是跟学校借的设备，那时候还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我要考虑到片子能不能出来，也许会想到片子能不能学生影展上入围获奖什么给学校有个交代，而且那个时候只拍了一个寒假而已，但是《2》的话我其实横跨了大概1年时间，有夏天有冬天，春天没有。
《2》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就想把它做出来而已，而且制片方又是纪实频道一个主流媒体，但是这主流媒体对独立电影，对独立纪录片非常的宽广、理解，然后对独立电影也非常宽容，可以允许我有很多自己的表达在里面，就觉得我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它要求有一个时间表，就是我在2010年三月份之前的时候必须完成，其他也没什么，而且我也有设备了，而且那时候大四很空，所以根本就是随时可以回去，没什么那个。
然后由其是对郑晋康老人的理解的话，拍《1》的时候我刚刚说到了，因为只拍了一个寒假嘛，那个时候还是属于田野调查期，调查他的历史，他究竟以前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对他当下并没有太多的去了解，等到我拍到《2》的时候我才真正转道发现对他性格更感兴趣。
记者：纪实频道的那个，它具体是怎么样方式呢？
单佐龙：哦，是这样，它是，我记得它今年改名了叫“MIDA”，纪实频道就是上海一个纪实频道，它本来就是资助独立……，它是那时候就是主流里面做纪录片做得最好的一个。然后它就是它从三年前开始会资助一些年轻的纪录片制作人，给他们一些投资，然后把他们的方案拿过来，拍成纪录片，然后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播视平台。
完了之后还有机会他们可能还有机会跟国外做一些国际联合制作这样，也算是一个基金，然后那是主流电视台搞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对独立纪录片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开放，差不多就是这样。
记者：它那个步骤呢？就是你怎么去申请，申请以后又需要哪些东西，之后怎么去跟他们沟通，或者是他们对这个纪录片会有什么要求么？
单佐龙：它那个基金跟国际上还比较接轨，跟国际上的一些基金比较类似，就每年三月份它会发布征集令，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去准备一份提案，也跟国际上一样，就是有两页的大纲，一页的故事大纲，然后你的简历什么的。然后你的过往作品，寄个他们，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初选，初选之后一般会入围20份之后，从中他们6月份在上海电视节现在叫“MIDA”独立出来一个“MIDA”独立纪录片奖。
然后在那个平台上会有一个导演寄发的一个pitch，跟国际上一样，都是pitch，pitch中标之后它就会来投资你，但是跟主流频道合作就有一个问题，合作会非常非常复杂，它要求你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时间表：要精确到秒，甚至要精确到帧，素材所有素材都要做出来，然后还要有一个详细的预算表。
我那一年是给我的投资是最少的，只有三万五千八百六十块钱，然后其他一些，可能现在越来越发展下去每年有一些成熟的纪录片会过去吧，他们一般投资在十万左右吧，在中国看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的。然后，但是你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预算表，这种预算表就跟体制外不一样，就完全按照体制内的来，就向他们集团内部去报的，非常复杂。你要按交通啊，住宿啊什么，劳务费啊什么都写好，用发票去报，这个是是最烦躁最浪费时间一点，我到现
在还没有报完，还有一万块钱欠在那边，这个是最复杂。
还有一个就是纪实频道很好的一点，那时候配置完成之后，在审片会上有一点就是那几个评审给我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不会以主流媒体的来要求你，他们首先一个会考虑的都是你这个片子能不能在国内播出。那是第二位考虑，第一位考虑是真正的那种艺术家，真正的是不是具有那种独立思考，真正他们还要考虑是不是国际市场或者在国际影展上有一个舞台能够推出去，第二位考虑才是播出，所以一般我们这种作品，他们这种投资片子之后才会做一个国内播出版，然后做的很和谐的版本，然后才会播出，所以它对独立性还是很尊重的。
制片、困惑
记者：那说到这里的话，你所理解的独立？
单佐龙：从客观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独立于体制之外，这个体制包括两层体制，一个是，就是像电视台那种，它是受于严格的政治控制的，还一个就是商业体制。但可能这样想的话，体制外可能本身也是一个体制的东西，所以三个东西三个体制，他们都是体制，但是那种体制跟那个体制本质上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所谓独立电影就是应该是不受其他任何因素影响的，然后完全有独立思考的一种创作，所以独立电影的核心就是独立思考嘛。
记者：那你在国内或者是在以前对你有过比较大影响的一些片子。
单佐龙：哦，这一下子还说不上来，有好多片子，典型的几个，举一个就是那个，举一部片子就是体制内的好片子，就是我发现是我们这边体制外的，就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或独立纪录片的一些机构、基金，对纪实频道不太了解，但是纪实频道分化出好多好挺好的纪录片，就那个，其实那个干超的《红跑道》还是有一些解构的意义在里面的。
记者：我的豆瓣头像从那个之后我就一直用的是那个劈腿的那个女孩子。
单佐龙：真的？
记者：我的博客头像一直用的，三年还是两年。
单佐龙：你是看的是它的国内版还是国际版？
记者：我看的是，肯定是国内版吧，因为是土豆上看的。
单佐龙：哦，那应该是国内版，国际版是70多分钟的。网上好像有的卖，淘宝上，我看到，但是我看的国际版跟国内版差不多，就有一些比较残忍的东西，然后有一些跟他们主流冲突的被东西切掉了，其他也没有什么切掉。我的偶像就是干超，我非常喜欢干超，我就想做到他那类型的纪录片，做他那样一个人。
因为干超本来就是一个诗人，他写诗，然后写诗是天马行空的，然后《红跑道》就有他那个他本人写诗的一种气质在，然后还一个《红跑道》很成功的一点，也许没有这一点他不会这么成功，就他的剪辑，他的剪辑是一个荷兰人的大师，具体名字忘了，他之前有过一个剪辑师，但是据干超说没有把这个片子剪好，后来换了一个剪辑师才剪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剪辑特别重要，这是一部《红跑道》。
其实挺多的，纪录片很多类型，然后很多元，像这次在影展看的，我这次影展差不多纪录片差不多都看一遍，我在影像图书馆里面都看了，我还挺喜欢那个《再见北京》，《再见北京》就有点那种，但我之前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我之前预期《再见北京》是一部仪式化的纪录片。
像之前那些年获美国那个普利策奖有一个图片摄影，那组照片就很适合拍成一部仪式化的纪录片，就是讲一个美国的年轻人怎样心里变化，从想去参军，然后最后真的去报名，然后去军官学校去读书，然后最后真的去参军，然后整个故事就结束了，《再见北京》有点这个味道，就是那个知青几十年，那个龚叔叔，他几十年他没回北京，然后最后的他回北京发现北京已经不是他要的北京了，又回到了陕西，就是一个仪式化的纪录片。我个人很想去创作这种纪录片，一个从客观来讲其实这个片子比有些纪录片比观念性的纪录片比较好把握一点，然后它本身就很有意义，所以《再见北京》是一部仪式化纪录片，但是中间很多，我虽然很喜欢这部纪录片，但是有跟我预期不太一样的东西，它仪式化不是那么突出我发现。
然后还有的话刚刚讲到纪录片电影的话，有一部片子的话就比较有争议的，叫做《归途列车》，它就是国际联合制作很好的一个典范，之前我参加的一个工作坊就是有一段欧洲纪录片联盟跟这边的广州纪录片的跨界工作坊，有三个工作坊第一次在上海电视节，第二次来北京电影节，今年接下去十二月份在广州纪录片大会，就是它主要就是给我们培训国际联合制作这一块，就怎样去国际联合制作，所以范立欣这个片子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我就觉得范立欣《归途列车》是一种很好的电影手法，非常成熟的手法讲述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可能西方人不太……，那个谁在说在国外放的时候还有人在哭，我就有点难以中国人的视觉去理解，这个片子这么简单的剧情，为什么还会哭，所以……。但是它是一个方向，这个片子还能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某一个类型的一个标志，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而且她剧情拍的风格非常明显，虽然当中有很多演的，很假的镜头，但也许会是一个方向。
它还在阿姆斯特丹拿到最佳长片奖，然后，然后还有的话中国纪录片很长很长的，像那个《喉舌》啊，还有那个《算命》那个，这种片子就保持那种让沉下心来看，保持那种非常缓慢的节奏来，就明显的中国风格，然后那个韩国的那个《牛铃之声》也是明显的亚洲风格，但这个片子跟《算命》还是有很大区别，它注意画面，然后在剪辑上也比较注重，但是他拍老牛跟人本身就没什么故事，本身就决定了比较缓慢。
所以我个人的倾向是，一个是纪录片我还是想保持亚洲的一些风格，像小川那样的片子，而不是，我还是不太希望节奏很快，因为节奏慢就是亚洲特色，我们没有必要去把他放快，而是需要保持一个节奏，这是一个我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希望还是保持这种节奏，刚刚讲到国际联合制作的那一块，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尝试，我现在有一些新的提案，然后找了一个制片人是北京人，叫梁为超（音），然后也是拍我们家湖州那边的一个丝绸作坊这样的故事，已经拍了一部分了，然后可能会考虑联合制作这一块，这样一个方向去做。
湖州是那个丝绸的起源地嘛，然后我就拍丝绸，拍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几乎是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们家有一个小的丝绸作坊，然后拍他们家的一个故事，这是第二个方向。但是第一个方向，刚刚讲的那个保持慢节奏跟国际联合制作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我发现中间也能够合流，比如说这次我那个新片《陌上桑》的片花在莱比锡工作坊的时候，我没去，然后我的制片人给我发邮件，告诉我说我们那个片花在那边还挺受欧洲买家欢迎的，他说他们特别喜欢那种氛围，那种镜头，那种长镜头，那还是可以那个合流的。
第三个方向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性格特别内敛的人，所以我也不太想永远保持这种安静的东西，20多岁的一个纪录片作者还是需要有一些生猛的东西才行，然后就像薛鉴羌那样，有一种个人化的东西在里面，我一直想改变，但是可能发现好像最近不太能改变。有一点困惑，那天谁说了觉得就是各种多元风格的影像都需要存在，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方法的教育，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选题上，内容本体上的一些教育。也许我真正能够真诚的面对一个东西，都能把它做好，直接电影也需要，真实电影也需要，然后我们个人化的私电影也需要，然后我们都不可能消灭，不可能说私电影发展了，我们直接电影就没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这是我未来三个的一个方向，但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个人风格产生，但目前有一点困惑。
记者：你觉得这种困惑源于什么？
单佐龙：源于什么？源于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刚刚说了一个是很安静，还有一个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特别自卑，特别特别自卑，所以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做纪录片还希望从中为自己去疗伤。这个疗伤不是说我做这种片子很自豪，而是真正能够去了解我未知的，然后可以给我一些信心，尤其是跟郑晋康老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这样一个郑晋康老人能够在这么热的一个街区里面，一个尖顶的，不是平房，尖顶的房子那么晚都能够待在那边，然后晚上也不睡觉搬一个椅子在那边，就是通宵这样。
而且让他搬前面去，我们有条件给他换，他也不愿意换。这种倔强的性格跟我又类似。然后像我这次在拍丝绸的时候也很打动我的就是……，因为这个丝绸跟我家也有关系，我们家之前其实，在我小学的时候家境还不错。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想挤进丝绸这个行业，因为丝绸这个行业在我们湖州那边有流传最吃香的一个行业，我家里面父母都从其他厂调出来，调到那个厂里，结果90年代的时候，就全部倒闭了，全部下岗，至今还是下岗。那他们以前也许那厂发展的很好，所以就对我们家庭就很打击。然后现在我那个朋友他们家也是这个状况，他们家自己开厂，然后现在金融危机一来，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东西对我比较有那个靠近性。
策展是我第二位的理想
记者：你现在做策展和拍片的工作两个之间他们有什么重合点？
单佐龙：策展，我这样想的，我对我未来的一个定位，首先因为我现在纪录片很不成熟，我需要尽快去学会这种思考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拍纪录片拍片子永远是我的第一个理想，目前，至少在十年之内肯定是我第一位的理想，但是策展是我第二位的理想。
因为去年的时候09年的时候我们把CIFF到杭州做了一个巡展，然后今年我们就发展成为杭州大学生电影节嘛，然后未来名字可能还会改，然后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的一个老师，我们的系主任赵瑜，我们杭州影展人的主席，然后我跟他之间有很多沟通，我们两个人就非常想把这个影展当成一个理想来做，杭州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浙江也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一个省份，但是它的文化挺沙漠的，尤其独立电影的文化特别是一块沙漠。
另外一方面杭州那个地方又是一个很有潜在受众群的地方，它是整个浙江省高校最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又是很多白领阶层生活在这个城市，是浙江省最宜居，最容易去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对独立电影的饥渴程度肯定是很高的，所以可以满足。甚至我想明年我们也学重庆影展，我们要去开辟一个影院在市区，开辟一个放映场地，一年年培育我们的观众，这是我第二个理想。
之前跟舒浩伦老师也在谈，他也想跟我们一起合作嘛，他觉得在上海办影展，有上海电视节在，有上海电影节在可能……，而且上海这个地方文化控制比较厉害，然后杭州这个地方相对轻松一些，它会松一些，赵瑜老师可能私下有一些关系，可能去搞定一些东西，然后比较方便，想在那边搞一个影展。
然后策展人跟拍片之间，尤其是今年，10年吧，下半年好像行程特别多，我上个月大大小小，上个月要去走四个影展，有大有小，一般都是小的。然后第一个是杭州影展策展，应亮过来，这是第二展，接下来还要上海帮李晓峰（音）搞一个小的影展，然后又要去广州纪录片大会，就是好像策展人跟参加影展之间太密集了，搞得我们都没心思投入创作了。
因为我本来有《陌上桑》，就是我刚刚讲的……，想创作，我也搁置了，从9月份到现在没有拍过，没有回去拍过，而且还一个原因是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心理上的障碍，所以想休息一段时间再拍，结果没想到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可能我下半年就一直没有休息时间。
结果休息时间全部用来搞影展，参加这种影展活动了。然后我想应该会明年研一下半学期的吧，就11年开始会重点创作，而且我可能会另外选一个选题，有可能。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我所有的创作都放在湖州，就我那个城市，我那个城市不像重庆上海那么有个性，它是一个很平庸的城市，不能说平庸，它在过去中国近代以前非常非常有个性，可能就是那种个性散发太足了，导致到现在当代的时候，它的个性一点多没有，全部被磨平了。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我还是要去拍那个城市，它显性的东西没有，横贯的东西没有，但是很多微观的东西，隐形的东西还是存在很多。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温情脉脉的，然后拍一个人，拍某种情绪的一个纪录片，而不是那种宏大性，很观念性的纪录片，但也会去尝试，所以这样一个在没有宏观故事的城市里面，我更需要去找微观的故事，和微观的情绪。
记者：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的年纪嘛，那么它和策展。还包括你内敛的性格，包括你自己对策展……
单佐龙：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杭州影展我跟赵瑜未来定位是我们希望，也许有点说大话，我们希望做成一个青年影展，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希望立足于亚洲，给苏老师也在谈这个事情，然后又是一个青年影展，接触的更多的是会是一些青年的电影人。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我们希望赵瑜去做我们影展的专职主席，她会处理一些公关的东西，处理一些资金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做一些节目的策划，但是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不足，所以我们的一个定位我们不需要太急，一年两年，我们也许要用到十到十五年，或者说十年，七八年来培育这样一个影展。
在培育这个影展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积累很多经验，积累很多人脉才能把这个影展慢慢做起来，一方面我们还依靠着这个重庆影展，依靠着应亮这边的一些资源，今年应亮今年去杭州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影展其实可以脱离重庆，但是我跟赵瑜都觉得我们还不可以脱离重庆，因为赵瑜不是这个行里的人，我也属于一个22岁很年纪轻的人，认识的人也不多，而且还是一个刚刚做纪录片的一个，纪录片还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做的很差的一个，很幼稚的一个作者，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难以去说，难以去掌握，难以取把握，但是我们有这个真诚在里面，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去请一些人去做起来，我们所能够达及的一些范围，我们不希望一年两年就把它做得很有力量，但我们需要有一两股力量在里面，一年多一股力量这样产生下去，然后做成一个立足亚洲的青年影展。
我们两个人其实都非常把这个影展作为一个理想来看，像我老师赵瑜嘛，赵瑜其实明年有可能就会去牛津，去访学什么的，当时跟我私下来聊起来说就算去国外留学的话还会成心飞回来，说会推迟演讲，还会来一直做这个影展。然后就我刚刚说到了我这个年纪22岁，去做策展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经验不足，我不能去掌握到很多资源，但也有优势，优势在于我们很年轻，我们很有机会。
也许也想，22岁，等我到30岁的时候，赵瑜也许已经40岁的时候才是我们影展真正开始的时候，也许那时才是第一届真正开始，这十年也许都是一个培育阶段，但我们不希望这十年能断掉，会断掉，我们希望一年年会积累下去，今年影展就比去年好的就是请到了更多的人，而且有更多的功能上的扩大化，而且我们请过来的人也不是什么某些影展，也不是某些比较成熟的导演，请到的更多的是对一些学生导演。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影展很注重的一点就是对所有导演，影展是对所有长片、短片导演都一视同仁，都非常尊重，以及对外展导演，都是非常尊重，所有人都是给补贴这样，就是一视同仁。我们看到很多影展，比如说大学生电影节，它都是请大腕过来，但是它对其实学生挺不尊重的，很多东西都不提供，但是我们做到一点就是我们也很年轻，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请一些学生过来，请一些真正的，才刚刚开始，一年两年，几个月，甚至是一个月，做一些电影的剧情的，纪录的过来。
今年影展很仓促我们都主要请的是一些上海方面的，明年可能会请一些台湾、香港，甚至亚洲地区的，能够请到的话，也不是请，叫他们过来一起交流，一起到我们杭州影展这边来，扶持我们杭州影展，我们不算是扶持他们，所以我们的倾向性是更希望请一些，更多的是用我们的钱，我们的时间去请一些学生导演过来。
我们不希望找一些的找一些知名导演，我看美院，中国美院也在杭州嘛，但是我们办了这个影展之后，美院那边，它也算是做一些影展工作，但是之前听他们一些负责人在讲，他们会请一些中国的比较……，不说知名，至少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些导演过来，一些电影人过来，然后台上台下跟学生交流。
那我们更希望，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我们更希望做一个工作坊，以工作坊来带动我们本身工大的一些创作，我们工大影展的学生力量能够崛起，因为浙江工业大学是一个非影视院校，在综合性大学不成综合性大学，在综合性大学里面也是排不上名号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这边的学生希望做一些创作，但是他们可能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然后我们希望做一些工作坊，以此带动我们本校的一些创作，比如当时跟高老师，高齐瑞（音）老师在谈的一件事情，想请一些香港那边比较有经验的学生导演，像郭臻他们过来，带我们学生，然后互相提高。
另外一些单元也会请一些社会上的成熟导演，但是我们不希望去请离我们很远的导演，我们更希望请一些有教师背景，或者有教授课程背景的一些导演过来，比如说像应亮，李晓峰，还有那个郭熙志，他们可能平时就做过一些教学，这可能是高校影展或者学生影展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团队全部都是20多岁的人，非常有激情，然后尤其是今年我们影展的接待做的不错，但我们有很多学术性的东西确实还是很不够，因为有些东西我想到了，但未必能执行下去，因为我们那边的人真的不太懂电影，然后赵瑜也是刚刚涉足这个领域，也不是很懂。所以很多东西还是很难推动，这个也挺痛苦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设备的问题，像我们现在同济大学其实也想吃我们这个影展，那边的领导好几次都跟我谈过，就是说希望跟我合作什么的，但是虽然我现在是同济学生，但是我第一个跟他们谈的条件就是你们只能做协办方，但是他们可能想做主办方来吃掉我们，但是同济有一点很好就是，他们设备非常好，还有一个小影院嘛，那我们工大设备特别差，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有点郁闷的事情。
我跟赵瑜还私下还谈过的一个就是，浙江工业大学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这个影展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研究所，或者某一个NGO，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影展，真正要做的话。因为我们常在工大内部影展绝对是做不起来的，一个是设备问题，一个它也是一个偏工科的一个综合性大学，它根本不可能对我们这个有一个完全的重视它又不是名校，很多资源也没办法取得，那这些东西在上海一些高校就很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记者：一个影展你最关注哪一块？
单佐龙：我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是一个作者身份去参加，我最关注的不是它的评奖，我最关注的是它的传播，就是展映这块功能。展映功能是最最最重要的，片子，尤其是独立导演，尤其是学生独立导演，刚刚做片子的人，他看到自己的片子在一个大屏幕上放出来，就好像一个刚刚写小说，写诗歌的人看到自己的诗歌文字被印成铅字那种感觉一样，我是有这种感觉。
传播很重要，这个是被别人看和被多少人看到的问题，我很在乎观众，我还是很在乎观众的，能被多少人看到。所以我在这次外展我特别遗憾，特别对不起那几个导演，我们宣传确实做得很够力，但也许就是我们场地比较偏，所以每场只有不到三十个人来看。
我们第一次在杭州做这个影展分展的时候我们每次只有十个人来看，那我们今年这个影展发展的特别迅速，每一场都是满的，几乎都是座无虚席的样子，所以那个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杭州影展设备特别差，你知道高校设备几乎都不是为放映而设的，它有钱但是它不买，它是达到教学要求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那边的设备也没做任何的更新。
然后我去年来这个重庆影展的时候发现这边的阶梯教室的设备也很差，我去年那个片子是在沙坪坝电影院放到一半的时候被挤掉了，然后挪到阶梯教室放，结果一看那设备投影设备好差好差。所以当时他们说今年还在这边搞的时候我还以为又会这么差，但是我一看的时候发现换了，它全部改装过了，还打了头灯什么的，已经改装的很像电影院的那种味道在了，只是下面座位有点冷冰冰，但是逸夫楼那边是座位很好，我是做座位的样子很好，但是它的放映设备已经……。
我们工大的设备就是类似于逸夫楼的那个设备，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水准。这次我们杭州影展来了几个非学生导演，他们过来之后最大的遗憾，每个人都会跟我说，说你们的接待很好，你们的活动也很好，氛围也很好，就是放映设备差了一点，所以我们想明年去拉一些索尼的赞助什么的，给他们拉一些投影的赞助，就把他们的投影设备拿过来放。尤其是浙江高校遇到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因为浙江没有这种固定的放映地方，所以高校里面也达不到这个要求，但上海很好，上海我去看过所有的高校，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他们自己的小影院。
杭州影展我的想法是一个影展最重要的一点，尤其是一个青年影展，最重要的它的一对翅膀，两个翼，一翼就是我们的受众，另外一翼就是我们的作者，这两个是我们最需要去尊重，最需要去培育的东西。像我们第一届杭州影展请的就是一些学生导演过来，然后我们未必会对他们有什么资助，但是也许给他们一个机会交流，有一个导演是刘跃，他第一次影展来了之后，他认识了应亮，然后认识了其他一些导演，然后之后有一些交流什么的，然后他可能今年就中了“MIDA”计划，然后会有下游的一些创作。虽然跟我们影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些机会也许是我们无意间促成的，这个我们很在乎。
然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像我一样刚刚做纪录片的，我一开始做片子的时候也没参加什么影展，而且因为也许可能片子也不是很好，然后一些刚出来的作者未必能去到一些很好的影展，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像重庆影展也是，其实对于第一个作者来讲，还很难入围那种，但是希望找到一个中间点，也许比重庆影展稍微低一点，然后比哪一个要稍微高一点，然后有这样中间的一个位置能够他们参与进来，给他们一些机会，给他们一些小小的鼓励就可以了，也许就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作者非常非常重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观众，我们最重视。观众的话，去年做巡展的时候第一届巡展的时候其实情况非常非常糟糕的，当时宣传也不够力度，我们当时在会议室，会议室每天晚上十个人到十五个人来看吧，然后动画那场几乎就是，动画那场几乎就是没人来看，伤透了心，很伤心，我跟赵瑜就在想我们花那么大的力气在做，但是没有人来看片，我们这部片子只能被那么几个人来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值得去做去做这件事情，当时很受打击，很不值得。
但今年我就非常开心的是，今年影展就做的很好，包括我去年来重庆影展的时候，我当时来重庆影展的前前一天正好在参加一个青年电影节，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在那边的时候，租了一个三百座四百座的一个影院座无虚席，每一场爆满，导演进去都没地方坐。那我到了这边的时候，去年还在南坪电影院放嘛，南坪那边，一百座的影院才坐了十五个人，而且百分之九十都是导演们，所以那时候特别受伤。但是今年影展上座率挺好的，然后我们影展今年上座率也不错，几乎每一场两百座左右的样子，或者一百五十座两百座的样子也全都满，而且更好的是，很多已经不是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了，有很多从上海赶过来，从下沙那边，我们那边有下沙大学城，那边赶过来的很多学生，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人过来，看到了我们的宣传。
由于我们今年的放映场地还是再重大嘛，所以这也是重庆影展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放映场地也在重大，我们是在自己工大，所以可能百分之五六十的观众，甚至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都是我们的大学生，这可能还是有一点狭窄。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也能去盘下一个影院，在杭州市区做，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大学生电影节，我们希望整个杭城都能调动起来，我们不希望很窄的就放在一个高校里面，而且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别人过来还要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很不方便，而且又很不好，这样我们的价值根本没有的达到。
记者：我最后想问就是杭州影展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影展。
单佐龙：只能说暂名为杭州大学生电影节，然后未来得看情况会不会改名，英文名我们可能目前定位HSFVF就是Hangzhou Student Film & Video Festival ，有一个网，官网，以后也会换掉，因为现在也不是维护的很好，http://www.hsfvf.org/html/news.html ，这个影展的话，这个主办方目前还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然后主要也是我们工大的团队在做。今年有一个重要的协办方，一个是重庆影展，一个是上海文广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地一家青年报纸，叫《青年时报》，他们也是受众主要是青年，所以跟我们比较搭，然后他们愿意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去推广。
我们前两届是没有注册的，赵瑜的想法想今年可能今年会去杭州市那边做一个注册下来，把这个影展注册下来，但是我们不知道电影节这个东西好不好注册，方不方便注册，但杭州这边的控制可能比上海、北京宽松一些，应该会比上海好一些吧。而且赵瑜可能还有一些私下的关系可以去搞定一些东西，然后注册下来之后可能就想沿着我们这个方向去做下去。
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边的人都是不专业，包括我跟赵瑜都是刚刚起步的人，还有一个在杭州，跟上海那边，尤其跟北京那边的氛围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觉得上海还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大区，然后杭州是受它影响的受它包围的一个地方，但是往往在它这个红色政权之外的，在这个红色政权之外的那个点才有可能会深发起来，当然未必能做的很好，未必能做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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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