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观众通过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中国1971》Henri Roanne访谈

　　(现象网访谈）编者按：杨洋女士在今年的北京独立电影展上对《中国1971》的导演之一Henri Roanne（此片的另外一个导演Gérard Valet已于5年前去世）的进行了采访，这个时候才出这篇访谈，难免尴尬。说到尴尬，我的常态就是尴尬，自我进入现象网后我收到的各种反馈里反正都会有这么一条，就是看不完，这个看不完一个是由于我的文字干扁没吸引力，一个也是因为文章定位是作为基础资料性质而做。我自己的经历过：每每我要去采访某人，我会去尽量收集他的各种资料特别是其他媒体所做的访谈，而那些惜字如金的访谈基本于我没有用处，所以我我武断的认为那些有需要做研究之类的看官们应该是要越详细越好吧，所以一直死性不改裹脚布的方式来原文呈现访谈，那么既然是基础资料我们也就不多管其新闻对时间属性的要求了。那些看不完的看官们，我在这向你们道个歉，还请多多包含。
　　
　　题外话说了一大堆，到底为何到现在才出这个访谈，一是由于这次访谈是杨洋女士与Henri Roanne全法文对话，这个就必须由她本人去做文稿的翻译和整理工作，而我们这样的翻译又是公益性质的无偿劳动，我是没法去催的；其二杨洋女士本身因为能力太过出色，工作万分的繁忙，能做这个是已经是拼命在挤时间才做了的，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杨洋女士。最后我本身的惰性也让这个文稿积压了将近一个星期，所以直到今天才发表出来。
　　
　　对于此次访谈我当时和杨洋女士沟通是，我们不要去纠结于他拍摄的方式、对纪录片本体语言的思考，对于Henri Roanne先生这样一个80有余的犹太裔长者，我们不如一口述历史的方式就听他讲讲人生就好。于是杨洋女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谈了他所亲历的二战的情况，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巨细无遗。杨洋女士以此承转到Henri Roanne先生自己的经历与有关二战的影像两者之间的差异，Henri Roanne说：‘很多影片都是纯粹虚构的，是超出现实的。而现实比影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推荐了阿兰雷乃的《夜与雾》因为它不仅揭露了这个集中营世界里面的残酷，而且表达出为何会如此残酷的原因的思考——‘集中营并不是由恶魔来掌控的，而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人类统领的，而且更加残酷。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强烈。并不只是德国人，任何一个民族，在某种既定的宣教之下，制造出仇恨某个民族或宗教的口号，都能干出更狠毒的事情来。’
　　
　　因为Henri Roanne先生本身的职业就是一个新闻记者，那么他会如何看待纪录片的真实性呢？他说：‘我觉得真实是相对的。对某些事情，我的观点是鲜明的，但同时我也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或者纪录片导演，不应该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提供各种事实，信息，尽可能地不通过歪曲事实来触动观众，让观众通过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观点。我最怕的是媒体的宣教，纪录片的宣教，并不是说我反对那些参与政治的导演，但是事实要清楚。我觉得宣教与政治参与最大的不同就是，事实的清楚与否，是否表达既定的观点，维护既定的观点。’
　　
　　随后因为杨洋女士自己也在欧洲许多讲法语国家和不同的记者一起工作过两年，然而两年之后，她对于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当这些记者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很有既有的观点，他们只是在填充一个主题。当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访问那些政治异议者，事件遇害者，有时候，他们无所谓之后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他们有了素材可以给领导交差就行了。’Henri Roanne先生表示赞同，并强调网络信息传播其可怕的一面。
　　
　　那么Henri Roanne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中国与他自己前后两次亲自来中国的感受有何不同呢？‘很多人害怕中国，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会有一个说法就是黄祸。比如说给小孩看的漫画里面，所有的坏人虽说不都是中国，但肯定是个亚洲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黄皮肤的就是坏人。39年前第一次来，什么都是很教条的，安排好的。而这次来北京参加电影节：在一个艺术家村，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很高的善意和热情，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反叛、批判精神。这是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发现这个如此有活力，同时又反思、质疑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他也表示对于从宋庄进城去看到很多之前在电影里面见到的东西，但是亲身来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还是很让人感叹北京的大，现代，各种建筑，不断的变化：‘这种经济扩张，这种最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对财富、金钱的追求，越来越多被排挤的人，在这种状况下，人的价值观已经与人性、智慧以及创造性无关了，造成表相比现实更重要了。’
　　
　　这次Henri Roanne先生与夫人携片来宋庄参加影展，很遗憾他的最佳拍档电台的著名声音Gérard Valet先生因喉癌已于5年前去世而不能前来。说到们的关系Henri Roanne先生说Gérard Valet先生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自己，他们之前一起工作的时间比陪伴各自的伴侣和家庭的时间都要长，他们就像只没有性关系的伴侣一样。当然他们之间争论冲突还是有的。Gérard Valet先生的去世让Henri Roanne先生自己这样一个犹太人生平第一次去了天主教堂。
　　
　　Henri Roanne (以下简称HR)
　　杨洋（以下简称YY）
　　
　　
　　
　　
　　
　　不幸中的万幸
　　
　　YY：请您讲讲您在二战期间的经历。
　　
　　HR：我1930年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父母是原籍波兰的犹太人。在我出生前的那个年代，波兰的一部分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地，也是之所以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家来到维也纳居住的原因。1938年，在奥地利进行了一场全民公决决定奥地利归属纳粹德国。奥地利绝大多数民众投票赞成并入德国。很快，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反犹太人行动就从德国蔓延到了奥地利。我父亲之前在我祖父的杂货铺里帮工。很快他就因为是犹太人被送去了集中营。那时候，被关押的罪犯如果可以获得外国的签证，并且他的家人支付一笔客观数目的赎金，同时放弃他们的所有财产就可以从集中营获得释放。所以我的母亲就想尽各种办法去了许多大使馆试图弄到一本珍贵的签证救我父亲离开集中营。而她自己却和我一起困在了奥地利。
　　
　　那时候，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了专门运载犹太儿童难民的火车，让他们在短时期内去荷兰、英国还有比利时住到一些当地的百姓家去。1939年，我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台上，和其他600多个犹太孩子一起，告诉我：‘几个星期后，我就去布鲁塞尔接你，在此期间，你会住在那边的一家人那里。’于是我就到了布鲁塞尔，接待我的那家人很好，很慷慨，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我。那是很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我只会说德语，一点法语都不会，我就像是村里的一个傻子一样。其他的孩子们嘲笑我，那是很残忍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到了1939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当从夏令营回来的时候，我学会了说法语。而我母亲依旧没有出现。很多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我爸爸得到了去英国的签证，于是就去了英国并且在那里参了军打德国。在英国的军队里，有一支部队叫先锋军，主要由各种政治反对派组成，波兰人，犹太人，德国人，奥地利人，英国给这些人做了英国的身份，以防万一有一天他们落入德军手中他们只会被当作战俘而不是政治犯对待。
　　
　　我父亲名叫阿道夫 罗森布拉特，跟阿道夫希特勒的阿道夫一样，很不幸的名字。他的部队在1940年登录法国北部。我母亲困在奥地利得不到签证，于是从奥地利秘密偷渡到意大利，在那里被一家意大利人收留。我的父母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方法得以取得联系，至少是通过书信。我爸爸给她写信说，我现在是英国人了，如果你能跟我在法国北部回合，我们就去布鲁塞尔把孩子接上一起去英国，因为他已经是英国公民了。
　　
　　你知道么，所有这一切都跟小说似的。我妈妈就从意大利坐着一条渔船去了法国。由于她持有的是德国籍护照，上面还盖着犹太人的章，法国人可是跟犹太人一点不沾边的，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很神秘，于是法国人就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个德国间谍。我妈妈就被法国人逮了起来，关进了马赛的监狱。1940年之前，德国人非常迅速地入侵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结果：我妈被困在法国，我爸在英国，而我一直还在布鲁塞尔。
　　
　　此外，布鲁塞尔那时候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整个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地区都被德国人占领。我又重新遭遇了过去在奥地利经历过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很沉重的记忆：1938年在奥地利曾大规模庆祝希特勒来到维也纳。这天晚上，人们烧毁了很多犹太教堂，闯入了很多犹太人的家，还打人。不过我们之前得到了消息，很奇怪的。一个希特勒的同党给我妈妈报信：当心，明天晚上，你们快找地方躲起来，因为我们要整犹太人。我就在家里头经历这个夜晚，听到远方人群的呼喊，纳粹的军歌，希特勒的到来等等。
　　
　　在维也纳，这种对纳粹主义的狂热，穿着褐色制服的希特勒党派，敲锣打鼓在街上游行，真的非常典型，有点像在我们的电影里那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很多穿制服的小孩子，也盲目地迷狂着。那种景象很可怕，很让人伤痛的。让我震惊的是在布鲁塞尔我又经历了这一切。
　　
　　德国人逐渐展开了和在德国、奥地利同样的反犹太人措施。逐渐的意思是，我的养父母是做皮具的，从有一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不能再为自己工作了。几个月后，犹太籍的孩子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当然原则上他们可以去犹太人的学校上课。这很可怕。所以，我有几个月是请私人教师上课。有一些很同情犹太孩子的善良老师来家里给孩子们上课。
　　
　　接着，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犹太人大搜捕。1941年初，开始了第一批在全欧洲占领区的犹太人清洗，而且只在夜里逮人。我和我的养父母经历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住在布鲁塞尔的安德列克区，这个区住着很多犹太人。有一条中心街叫布罗涅大街，连通整个安德列克区。1941年的一天夜里，德国人搜捕在这条街的每一户犹太人。布罗涅大街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广场。德国人搜过了整条街，然而这里有三栋房子他们没有看到，住着两三户犹太人，包括我家。我觉得这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德国人的秩序性，直来直去，一切都是有组织的，不拐弯，你看。。。
　　
　　YY：那你们可真幸运。
　　
　　HR：可不是，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听到德国人的叫喊声，狗吠的声音，而我们就缩在房子里，觉得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而结果是我们很幸运地呆在这栋房子里躲过了这一劫。从这天起，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住到外面去，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搜捕。我每天晚上都做电车去圣琼斯，到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娘家去。她是我们的一个老邻居，答应每天晚上让我去她家躲风头。从1942年开始，就完全肆无忌惮了，只要街上见到一个犹太人就抓起来。在此期间，我一直躲在这位老板娘家里，住在洗衣店的后面。每天傍晚，我就迅速地出來到街上待一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对偶尔见到我的人就说，那是一个远方小外甥，从一个被轰炸过的地区来的。
　　
　　
　　
　　上学就代表获得自由
　　
　　YY：这些战争经历对您后来作为记者和电影导演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HR：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个孩子经历了如此的惨剧，会有两种后果：生活的幻灭，又或者是经历了这些，又超越了这些，就会形成某种坚忍，会产生某种人文关怀的情绪，经历过这样的事，不可能不成为一个左派，不去站在那些被迫害被镇压的人那一边。种族歧视是完全不可能接收的事。举一个当下的例子：作为一个有过这些经历的犹太人，我就觉得和那些巴勒斯坦人感同身受。当然，在以色列也有犹太人，但我会觉得自己更贴近受歧视和迫害的巴勒斯坦人。这些经历的影响就在于性格和政治敏感度上。
　　
　　YY：因此您选择做一名记者？
　　
　　HR：有很多因素促成了我成为一名记者。首先，是有了这些经历。其次，1942年当我躲在这个洗衣袋老板娘家的时候，我10岁，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我有时候听听广播，但是那个时期的比利时广播里播的都是德国人的宣教，英国的电台频率常常受到干扰。
　　
　　这个老板娘是个朴实的妇女，几乎不识字，却为我去区里的图书馆借书看。可她又不能跟图书管理员说我要借给小孩看的书，于是就随手乱拿。结果，10岁11岁的我就因此看到了很多经典名著，侦探小说，甚至是色情文学，什么都有。反正，读书是我那时候唯一消磨时间、排解战争恐惧的爱好。
　　
　　把我带入新闻行业的另外一个启蒙就是电影。解放后，最初的乐趣是上学，通常小孩都不爱上学，而整整三年不能去学校上学，对我和很多犹太孩子来说上学就代表获得自由。于是我就去上学，可是上一年级年龄太大，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但是通过读书，我又懂了很多其他孩子不懂的东西。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些有教养有智慧的老师，告诉我我不用再上这些课。于是，我很快地跳级。除了上学，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1944年，比利时解放，1945年，各种美国电影就引进了。战争期间，在欧洲占领区没有任何美国电影上映。这些影片对我产生很大震动。我花自己的零用钱去看电影。那时候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就有15，6家电影院，我就去看各家影院外面的海报挑我要看的片子。
　　
　　YY：这期间，您没能再找回您的亲生父母么？
　　
　　HR：比利时解放的时候，英军重新又登陆欧洲，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布鲁塞尔附近。我重新见到我爸爸好几次，但对我来说，他就是个陌生人。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内心深处是：他们把我送上一列火车，告诉我很快就会来接我，却一直没有来接我。
　　
　　当然长大以后，我可以理性地分析这件事，我可以理解只有这样我妈妈才能救我的命。但是小孩子并不是这样思考的。我妈妈那边，战争期间她一直呆在法国南部，有一段时间法国南部不是德国占领区，法国政府跟德国人签署了协议，保留了对一部分法国的主权，但在法国也有对犹太人的搜捕。
　　
　　我妈妈幸存了下来，1945年她与我的养父母重新取得联系，并来到布鲁塞尔想把我接走。我跟她说，我不走，对我来说她也是陌生人，是一个抛弃了我的坏女人。于是她就走了，而我一直留在比利时，她住在法国，坚持让我去和她一起。但是，我在没有和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此外，我的家庭因为战争已经支离破碎了，就像很多犹太家庭一样。我的父母分开了4年，分别都重新建立了家庭：我妈妈在法国南部遇到一个男人，可以说是她一生的真爱，这也说明即使是在最悲惨的境地，人们还是可以拥有爱情的。这也是生活的财富。我爸爸在英国也遇到了别的女人，战争结束后，他们离了婚。我家里的其他人，能够逃离奥地利的都去了美国。我爷爷1939年坐船逃难去了上海。我妈妈家那边的人，则留在波兰，所有人都被屠杀了，没有人幸存。结果，我倒成了唯一一个留在欧洲大陆的，当然我爸爸也在英国成了家。
　　
　　
　　
　　让观众通过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YY：您怎么看那些拍关于这个时期的电影，比如《钢琴师》之类
　　
　　HR：很多影片都是纯粹虚构的，是超出现实的，不过，比如关于集中营的影片，阿兰雷乃的《夜与雾》就很出色。它揭露了这个集中营世界里面的残酷。同时，它也展现出一个让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个集中营并不是由恶魔来掌控的，而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人类统领的，而且更加残酷。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强烈。并不只是德国人，任何一个民族，在某种既定的宣教之下，制造出仇恨某个民族或宗教的口号，都能干出更狠毒的事情来。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榜样式的电影。
　　
　　YY：您怎么看待真实电影？既然您是做记者工作的，记者原则上是要搜集信息呈现真相，真实，对您来说，什么才是真实？
　　
　　HR：我觉得真实是相对的。对某些事情，我的观点是鲜明的，但同时我也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或者纪录片导演，不应该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提供各种事实，信息，尽可能地不通过歪曲事实来触动观众，让观众通过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观点。我最怕的是媒体的宣教，纪录片的宣教，并不是说我反对那些参与政治的导演，但是事实要清楚。我觉得宣教与政治参与最大的不同就是，事实的清楚与否，是否表达既定的观点，维护既定的观点。
　　
　　YY：我曾经与许多讲法语国家的记者工作过两年半，瑞士人，比利时人，法国人等等。然而两年之后，我对于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了很大的质疑，这个行业本身有些东西让我特别不舒服。我和这些记者在一起采访了很多社会题材，揭露了很多社会问题，或许是我遇到的不是最好的记者，但我有种感觉，当这些记者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很有既有的观点，他们只是在填充一个主题。当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访问那些政治异议者，事件遇害者，有时候，他们无所谓之后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他们有了素材可以给领导交差就行了。结果最后我就不不愿意再干这个工作了。
　　
　　HR：我同意你的说法，的确有很多记者，很多报刊的主编都是。。。
　　
　　YY：但同时，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必须带回有意思的素材。。。
　　
　　HR：一方面是要寻求感官刺激，骇人听闻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是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抢先把新闻卖给更多的受众，就得赶快，有一些信息是没有整合过的就发布，有时候并不太确实，甚至完全不确实。越是耸人听闻，越是好卖。当前，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很可怕，就是网络，网络一方面有它优越的地方，可以 便于信息的流通，而同时，网络也有负面影响，今天，你随便编个什么事。。。有一个电影节，你发一个邮件说会有一群警察来。你把这个邮件发给10个人，有8个人会打开邮件看，有1个把这封邮件再发给另外10个人。3个小时以后，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相信这是真的。如今，媒体就是制造谣言。
　　
　　YY：信息传播是挺可怕的。
　　
　　HR：绝对的，我对那些类似江湖医生的记者也是批评态度，有不称职的律师，也有不认真的记者，甚至根本不配称是记者。
　　
　　
　　
　　
　　中国，很让人感叹
　　
　　YY：您怎么看那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您在1971年看到的和今天您来这里再看到的相比。我自己觉得大部分国外的报道都有两个极端，要么就几乎是对中国的宣教，什么都好，经济奇迹之类，要么就什么都不好，没有客观中性的分析。
　　
　　HR：确实，一方面，从它的历史上看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在西方，人们对它的历史了解很少，有一点神秘感，皇帝啊，入侵啊，万里长城阿。。。同时，这个国家近50年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也让人着迷，于是就有了一些错误的态度。一方面，什么都正确，是榜样，鼓吹毛泽东思想，平等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可恶的剥削阶级都被打倒之类。
　　
　　反过来也是，很多人害怕中国，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会有一个说法就是黄祸。比如说给小孩看的漫画里面，所有的坏人虽说不都是中国，但肯定是个亚洲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黄皮肤的就是坏人。那时候总是传说那些长着细长眼睛的人都不是好人，因为他们的目光看起来不老实。在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里，这个在经济和人口上都在急速膨胀的国家，虽然已经不说是黄祸了，但还是说，中国要把我们消灭了，因为中国我们这里的人都失业，因为他们干活几乎不拿工钱。
　　
　　是缺乏了解，于是又是那个自相矛盾，信息越流通，互相就更多理解。但是却不是当下的情况。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得这么快，那些过去在小地方生活的人，一下子见到那么多外国人到来，他们的生活一下子被搅乱了。很多人都会害怕 ，在国家层面上和个人层面上都是。对有很多人来说，生活有那么一点点被打扰就会觉得迷失，有一点新事物出现就会觉得不安。。。
　　
　　YY：您现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对电影节、对这里的人感觉如何？
　　
　　HR：首先，我们接触到中国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大部分来中国旅游的人没有这种体验。大部分人来中国就去上海，去北京，不会看到像这里同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在一个艺术家村，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很高的善意和热情，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反叛、批判精神。这是第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发现这个如此有活力，同时又反思、质疑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
　　
　　我39年前第一次来，什么都是很教条的，安排好的，即使我们能感受到来自中国人身上的热情和友善。所以第一让我有感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探讨、好奇。另一方面，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离开这个村子，去北京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很多之前在电影里面见到的东西，但是亲身来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还是很让人感叹的。北京的大，现代，各种建筑，不断的变化。
　　
　　第一眼印象就是，这里比我在美国见到的还有活力。我第一次到纽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我再去纽约还是会这样。但是那天我们进城的时候，我就跟出租司机说，我们要去北京，可不是纽约阿。我倒不怕黄祸，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混杂的世界。我太太是海地人，我女儿的爱人是越南人，我还有一个孙女是我儿子和他第一个牙买加太太生的。所以，你看这种东西绝对不会让我觉得恐惧。
　　
　　但是这种经济扩张，这种最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对财富、金钱的追求，越来越多被排挤的人，在这种状况下，人的价值观已经与人性、智慧以及创造性无关了。我比你挣得多，我的车子比你的大。可怕的是在这后面，是一个浮于表面的社会，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表象比现实更重要。
　　
　　
　　
　　
　　只是我们之间没有性爱
　　
　　YY：最后一个问题在您和瓦莱先生的交情过程中，有什么事情是给您留下过最深刻的印象。
　　
　　HR：从某种程度上，我和杰拉尔与对方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我们与各自伴侣相处的时间。我们倒像是一对伴侣一样。我们与一对情侣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我们之间没有性爱！此外，我们之间的相处也是挺复杂的，虽说不算是冲突，但也时常有争论。我们俩是很不同的人，彼此很互补。
　　
　　在电视台里，有时候别人会很吃惊看到我们，在一场节目开始前的激烈争吵。别人跟我们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关系挺好的。没错，我们关系是很好。从友情的含义上讲，我可以感受到杰拉尔很爱护我。在某些困难的时候，他对待我就像妈妈一样。
　　
　　我记得有这么两三件事，我们那时候去伊朗，50度很热，到处都是石油的味道。我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闹起了牙疼。杰拉尔就跑遍了整个城市去找牙医。最后找着一个特别不正规的牙医，就在街边上给人医治。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杰拉尔对我就像个妈一样。还有另外一件事，1980年，我得了股骨头坏死，得坐轮椅。杰拉尔有一栋房子是平的，没有楼梯。他当时立马就说，你去住我的房子吧。当然，反过来我对他也很好。
　　
　　有一段时期，我们各自忙自己的事，但仍旧会凑在一起。杰拉尔的晚年过得很艰难，真的很消沉。一个那么精神的人完全垮了下去，对他来说很难熬的一段日子，对塔尼亚（杰拉尔妻子）也说也是。
　　
　　Gladys（华纳妻子）：他的嗓音那么好听，结果却死于喉癌。我能想象一个做这种职业的人，到最后几乎连话也不能说了。。。
　　
　　HR：对，他的声音是最著名的电台声音之一。
　　
　　YY：现在，中国人也认得他的声音了。
　　
　　HR：我还发生了一件既感人有滑稽的事。杰拉尔的葬礼前，塔尼亚跟我说，杰拉尔想葬在教堂里，天主教堂，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要你在他的葬礼上讲话，在这个大教堂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感动也十分有趣的事，你知道我是犹太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个天主教大教堂里面公开讲话。我那天就说，杰拉尔这一辈子都在给我受训，我们一起去日本，伊朗，中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爱斯基摩人那里也去过。到了他这辈子最后一刻，他还想教育我，否则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去一个天主教堂。
　　
　　YY：他是哪年去世的？
　　
　　HR：5年前。
　　
　　YY：那我应该早点去比利时就好了，这样我就有机会把你们俩一起带到中国来了。
　　
　　HR：我们其实是同年出生的，都是32年。我是4月，他8月。
　　
　　YY：8月那大概是处女作吧，完美主义者。
　　
　　HR：对，我们是同一时期进的电台，然后1959年，有人推荐我去做一起电影节目，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电影评论，但是做广播经验不多，杰拉尔广播经验多，但是不了解电影。于是，我们就建了一个小剧组，从59年一直合作到现在。
　　
　　YY：好的，谢谢您！
　　
　　2010年10月6号晚20点
　　
　　
　　现象网独家稿件，欢迎分享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采访/文字整理/翻译：杨洋
　　责编：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