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北电一同学的日记
早上去借书，要找一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写东西用。结果不小心看到崔卫平的《水木年华》，因为这学期选了这老师的课，于是顺手就抄起来了。
结果，到了前台，亮点出现了。图书馆那位谢顶的老大爷（或者姑且叫“老师”吧），眼睛都亮了。
于是发生对话如下。
谢顶：哟，这书怎么让你逮着了呢？
我：怎么啦？
谢顶：公安局前两天来调她这四本书来着，那三本都找着了，就差这一本。你在哪儿翻到的？
我：我没翻啊，它就挨着《正义之前》放着呢啊。
谢顶：太好啦、太好啦！可算找着了。你手气还真不错。这书你借吗？
我：不借我拿出来干嘛呀，当然借呀！
谢顶：还借呀？那行，你等会儿啊。（说罢，从桌子里翻出一张纸，我瞟了一眼，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介绍信）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上次公安局没找着这本书，这回找着了，得登记一下。（说罢，把《水木年华》的索书号、我的姓名、学号，都记在了那张纸的背面）。
我：没事儿，您小心一点儿也是对的。
谢顶：那，你电话号码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我：没问题，1512005@#￥%。没事儿，老师，公安局要是有问题，您让他们打我电话就行了。
谢顶：好、好！
最终，书是被我借出来了，放在床上，还没看。
我就是挺纳闷，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学生借阅自己先生的著作，是需要登记造册的？
还有一个老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2010年6月24日下午三时许，我在出租车上进入东城区南锣鼓巷胡同，窄小的胡同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我说：“那就让我下车吧，我就是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是第二次给娄烨演电影了。上回是他那部《颐和园》，这部影片最终被禁掉了。娄烨的这部新片是一部法语片，主要故事与场景都在法国，一小部分在中国。我在片中扮演一名被采访的知识分子，与我本人一模一样，没有脚本台词，既不换衣服也不化妆。不同在于，我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拍电影用的，真的；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对象用的，假的，需要当着镜头别上。
一名法国女记者对我提问，记者的旁边坐着翻译姑娘“花”，“花”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下面是回答影片中记者的问题，字词上稍作润饰。
一、中国目前处于什么历史阶段
哦，假如暂时不去考虑这个社会运用何种“现代”的方式，来开掘和消耗资源，不去考虑北京与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现代城市，让人联想起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都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肯定不是掌握在被统治阶级手中，这有什么奇怪吗？
可以借用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很像是文艺复兴这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它很像一个巨无霸式的“教会”。这是一个过于热衷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的“教会”，事实上它掌管着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掌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在掌管“意识形态”，想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任何与它稍有不同的人们、稍有不同的起点都被看作是“异端”，被看作是对于这个巨无霸的挑衅，不管是言论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包括拍摄一部在他们认为题材不合适的影片。
它掌管了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源，拥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实力和“权威”，也成了衡量人与事物的“尺度”或“标准”。这个社会仍然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体制以及处在体制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是一切（everything），能够享有种种特权和好处；而体制之外中的人们则什么都不是（nothing），他们很容易被视为不可信任的、甚至是危险和需要戒备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看他在教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地位、身份，而不是根据他的行动与作为，及这个人的良心、美德。
这个等级制度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系统。既存在普遍的狂妄自大，又存在普遍的奴性状态。体制内的人们虽然享有“体面”，但并无尊严，他们付出了人身依附的代价，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这是一方面。
然而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在想要牢牢控制的同时，到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和混乱。“教会”中的“牧师”即体制内的官员们，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人身披“道袍”却毫无信仰，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无责任感与远见；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糜烂生活。他们带动了整个社会腐败、放纵的风气，甚至民众也不例外。你们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夜夜笙歌，到处灯红酒绿。
当然也不仅是混乱，而是混乱＋生气勃勃。人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人、新的行动、新的地平线。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刘晓波审判的时候，法庭外有系上黄丝带的年轻人群；google离开时，五道口有鲜花、卡片和草泥马的歌声；一个人被警察造访，闻讯的人们马上前往围观、声援。“义人”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伦理传统，正在他们身上复活。富有伦理的人与人关系，正在他们当中出现。
又来到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做如何评价？不同程度地，每个人都会感到身上的压力。或早或迟，人们会从这种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他一个人的元气、尊严和精神，从而立足于他自己的理性、良心与美德，立足于他富有责任感的行为。这是有理由期待的，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
二、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在政党政治、党派竞争的环境下，你们说这是“执政党”，那是“反对党”，但是你们今天的“反对党”，或许明天就是“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这样的框架或者标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构成竞争力的“反对派”、“反对党”，他们不可能存在和立足。
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这么说吧——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制度性地排斥真相和真话，那么站在事实（包括记忆）一边的人们，就成了政府的心病，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排斥人的良知，扼杀有良知的行为和言论，那么依据自己的良心说话办事的人们，也会成为权力的大患，从而被视作“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会导致大量的不幸事件），而在发生了不幸事情之后，那些受害的人们，比如毒奶粉孩童的家长，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克拉玛依大火300多位葬身火海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自家的房屋遭遇强拆而不服的人们，他们一样会被当做对立面，受到监控、被跟踪，成为“反对派”；
还有那些拥有自身信仰的人们，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权威，也会被当做具有潜在的威胁，需要加以管制。
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反对派”（有还得了！），但是有着丰富的“反对派”土壤。在所有那些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取消真相以及抹杀历史记忆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出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反对派”。
在一些官方人士的眼里，也许“反对派”都心怀不满，野心勃勃，或都是一些“刁民”。恰恰相反，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本职工作出色，从来不贪不拿，富有伦理精神、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对于这个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包括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们在敲警钟。这些人想要对我们民族的明天真正负起责任，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今天通往明天的“建设派”。
今天对于他们的打压，是在打压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心出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出发，这当然引起了麻烦。。。
转载自：http://www.bullock.cn/blogs/cuiweiping/archives/11504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