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谈身份认同

　　刘绍铭在他的新书《浑家·拙荆·夫人》中有一篇写王德威，有这么一段：
　　“《如此繁华：小说香港、上海、台北》（天地，2004）是王德威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自选集。夹在“台北篇”的《后遗民写作》，篇幅最长，在“台独”之声甚嚣尘上的今天，“外省”读者读来也最凄凉。朱天心近年写了一系列叙述“老灵魂”心境的作品，王德威写道：
　　
　　作为外省第二代作家，朱面对气焰日盛的本土主义，有不能已于言者的疏离抑郁。而昔日所信奉的伟人已逝。主义不在，也使她怅然若失。她苟安于台北，实则有若游魂，在失忆与妄想的边缘游走，找寻历史的渣滓……把失去、匮缺、死亡无限上纲为形上命题，这才是后遗民的归宿。千百年来那些能遥念君父、涕泣不已的孤臣孽子毕竟是幸福的。
　　
　　《后遗民写作》文长近三万字，把历来台湾地区和“外省的”文人志士的“遗民”心态，从他们的著作和历史文献中扒梳出来，工程实在浩大，用心也良苦。王德威原籍辽北，在台湾地区生食于斯，在未被政治认同追着划分界线前，本无身份问题。作为“后遗民”的一分子，王德威想是以此长文“遣悲怀”。”
　　
　　引这段被转了几手的话，是想把它作为朱天心谈话的按语，正文如下：
　　
　　朱天心：
　　
　　我打算以一個比較輕鬆、跟我下頭要講的也有似有似無的關聯，做一個開始。我自己的出生背景，因為待會都會談這些問題，所以我也不迴避。我的母語是客家話，我剛開始學說話時，是兩歲時被送到外婆家，那是一個客家莊，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種侯孝賢的電影，像《冬冬的假期》，就是借我外公家拍的那樣一個場景。外公家是一個客家小鎮的醫生世家，我在那邊大概住了一到兩年，因為媽媽要帶姐姐，要帶剛出生的妹妹，所以就放我在外婆家。而外婆家的氣氛則是：不過三五年前，媽媽才跟一個外省軍人私奔，類似是這樣的一個氣氛。可是外婆他們對我非常寵愛，我也是在那樣一個氣氛裡頭成長、說客家話。所以我現在，還是可以聽得懂那種模仿、醜化客家話的口音。
　　
　　因為外婆是在日本京都念女高，外公則等於是帝大醫專畢業，若他們有日本友人來，我們就會被打扮，穿我母親、阿姨他們以前的和服，一人穿一件和服站在外公家裡客廳褟褟米的台子上，像一個舞台一樣，唱外婆教我們的日本童歌。另外就是外公家幫傭的阿姨，每天晚上是她自由的時候，就揹著我抱著我一家一家去串門子。每到一家結束時必然的餘興節目一定是他們會用客家話問我：「你是哪裡人？」所以認同問題在我非常小時就被迫發生。有的時候很睏我不願意講，可是到最後我知道好像必須說出那句話：「我是唐山人」，然後大家哄堂大笑才能結束。所以我的認同問題非常早就開始。
　　
　　我到後來十幾歲時認識了我先生，一直到現在二三十年，他也是我非常重要的台灣人經驗，因為他是很典型的、宜蘭出來，父親是在所謂的黨外時期十幾年的那種議員。剛剛《多桑》電影裡的場景，對他們而言就非常熟悉，因為從小我先生他們（大概在國小五年級時）天天都在打棒球，一心希望將來能夠去威廉波特，或是去哪裡哪裡為國爭光，是那樣的氣氛。可是當時，我婆婆她的母親也是女高校畢業的，她家裡就絕對不會去聽中國流行歌，也絕對不會去聽台語歌，就是不會聽，因為覺得那是低人一等的，所以他們只會聽日本歌。但我先生他們努力天天練球，希望學校代表隊有一天可以全省打出來成績，然後代表國家去比賽等等。類似這樣的時候，比如在中日棒球賽同樣的場景時，他的媽媽也會說看下去了：「穿得那麼好看的日本小孩，被我們打得那麼慘，看不下去」。那我先生也會說：「被打得那麼慘的他們，不也就是天天在那邊苦練的小孩嗎」？類似這樣，所以我們大家都有不同的經驗、所謂的僅有的日本經驗，當然，還不至於到很戲劇化地強烈反彈、或是對它很有感情。這是一個很曖昧的、很朦朧的一個開始。
　　
　　我現在把握時間談《古都》。我記得大概五年前在寫《古都》的時候，那時候邱貴芬（她是我高中同學）在編一本書，本來這幾天我為了這個研討會我很希望找來再看一下。為什麼呢？因為我記得邱貴芬那時約我的時候，我跟她講，對不起我一個中篇就快要結束，是不是等我一口氣結束後，我們再來做訪問會比較好。所以那時跟邱貴芬見面談的時候，是《古都》才畫上句點，甚至謄搞還沒謄清的狀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本來很想找那時的訪問出來，大概可以第一手地推測出、還原出那時候寫作的心情、狀態，可惜暫時找不到那個書。所以我只能從我現在事隔五六年後，或多或少也不盡然在那時的寫作狀態裡去推測。
　　
　　其實我蠻同情在五六年前寫作《古都》時候的我自己，那時那個狀態我蠻同情的。要分兩方面講，一個是我必須承認我在寫作《古都》時，有一些、當然不是全部的「策略性」考慮。對我來講，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一直在寫東西，不管是十幾歲一直到現在，好像我自己的創作從來只有空間跟餘力，看怎樣在第一時間（我不曉得宋澤萊他們的創作狀態，我自己是這樣）把自己腦筋想的、我自己感覺到的、不要有任何磨損的，直接寫在紙筆上。所以只有這個空間，哪有空間可以去玩什麼暫時的策略性。而這裡策略性的意思就是暫時有些部分，我自己的真實想法、真實感受基於種種考量，做了若干程度的暫時保留或是暫時不提。這都是非常違背或異於我過往的，待會會講原因。因為有這樣一個策略性的考慮，所以呈現出來的作品，它會類似像剛剛廖朝陽認為的，有一些破綻也好，或是一些不可解的部分，那我完全承認。因為策略性考慮的關係，會使得它有些跟我自己第一感的種種認知也好，種種...也好，都是有些距離的。我必須要談為什麼會有所謂策略性的書寫？我講太快了，剛剛曾說我很同情我那時的寫作背景。當然，寫作背景並不是寫作那一刻才發生的，我想是往那之前推前兩三年吧！'94年底市長大選，就是省市長大選，是在那樣一個氣氛裡頭，不知道有些人是否還記憶猶新。對我們自己來講，很簡單的，我會聽到朋友，當然比較是外省籍的，在那期間他們會很希望他們的長輩不要擅自出門，起碼不要去坐計程車，不要露出你的口音來。因為那更改不了的口音，很可能在半路上就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而被趕下車。我女兒那時在學校裡，也會有少數幾個所謂父親或母親那輩是像我這樣外省第二代的，但她們好高興有一個宜蘭籍的爸爸，可以不用透露出她是什麼樣的一個身份。那時我會感覺像是一個大家必須禁聲的狀況，當然再推前幾十年，大部分本省人其實都是很長的時間處在一個這樣的處境和待遇裡。
　　
　　我先談我或我周邊的一些同樣族群的狀況，'94年底是這樣的一個氣氛。然後'96年總統大選，李登輝去康乃爾大學、然後射飛彈，然後當選的市長非常大刀闊斧的用有些其實是蠻不錯的原意，好比空軍解嚴或種種，在這個城市裡頭做了很大部分包括既有街道的改名，或是某些覺得不是屬於光榮記憶的部分建築的拆除，種種類似這樣用「終戰」，第一次用完全中性的字眼來形容那樣的戰爭。我忽然處在種種那樣的氣氛裡，我揣測那時的我自己會覺得一向很熟悉、幾乎生活了三十幾年近四十年的地方，好像變得非常非常陌生，甚至變成是剛剛講的，下一代的噤聲，好像你即將被抹消掉。
　　
　　我好難講那種感覺，再加上剛講射飛彈時，每天電視裡你會看到很多很多，一下子你會覺得你是在一個地方生活那麼久的人，原來處在一個關口上時的態度也會讓我覺得非常陌生。就好比，當然很可能我說的call in節目可能會比較激情，並不是一個很適當的採樣，可是在那樣的一個期間，我以為我們應該是很怕戰爭的，僅管有些人也許不敢承認，或是我們會對戰爭打上非常大的問號。可是，我身邊的朋友，甚至很多很多是包括宋澤萊待會要講的人，反而就是我已經準備好要向戰，已經準備好要向戰這樣。對我來講，我還是必須很簡單地先解釋我個人，因為我實在不偉大，我很坦白的承認我是很怕戰的，在那場景裡頭。我不知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怕戰爭，還非常大聲的說出來，甚至認為是一個價值，說這是勇敢的。我承認其實我是非常害怕的之外，我還是想多做說明，因為我覺得這跟單純的懦弱也許會不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我還是要引用別人的話，葛林，英國的小說家。他在寫《哈瓦那特派員》時，引用裡面主人翁的角色說了一個他對「戰爭」的態度，甚至是對類似「國族」這樣的一個態度，我大概百分之一百的認同，所以我不想很單純的背負一個畏死畏戰這樣一個，或是懦弱的汙名。所以我想借用葛林的話說明一下我自己的態度，葛林那個話我可能背得不太周全，可是它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是不會為了我的國家去殺人的，我不會為共產主義，不會為資本主義，不會為社會民主國家，不會為福利國家去殺人」。裡面那個人物，我舉生動一點就是說：「我會為了陳光興殺我的女兒，我去殺陳光興，我會為了家庭的恩怨去殺人，在我看起來比愛國、比你擁護哪一個經濟制度要理由充分的多。我愛我恨是我個人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在什麼什麼人發起的國際戰爭裡，當一個士兵」。我比較想說明的，就是我用葛林這段話來說明我個人當時的一個態度。所以我想就是在整個這樣的氣氛裡，我會寫了《古都》這樣的中篇，也許其實一句話就可以囊括《古都》，它的第一句話就囊括了整篇，要是不用寫的話，就是說：「難道我的記憶不算數嗎」？就是這樣一句話。可是畢竟還是寫了個中篇，所以我還是就繼續講下去。剛說策略性的書寫，為什麼會採用一個策略性的書寫？包括它的開頭都很被批評，不一定是批評也可說是質疑啦！甚至有人說這就是一個懷舊感傷的一個小說這樣。這也讓我很吃驚，其實這聲音不只一個人，有些也是眼光非常銳利的人也這麼認為，這讓我非常吃驚。因為我以為那個開頭對我來講，是我在尋求一個最大公約數，我以為那是我們，不管任何年紀、任何黨派、任何價值觀，不是應該都會這麼以為？確實那時空氣比較好嘛！所以天空比較藍，不是事實嗎？然後那時的樹真的比較多嘛，起碼那時房子沒蓋那麼多，那是個事實。那時的人，他比較肯為單一的、他的信念也好，他的政黨，他的愛情，他的革命，為它犧牲性命。抱歉，我自己的句子我都比較有點背不出來。類似這樣子，我都以為是一個最大公約數，而不是一個我個人的價值或是一個記憶的投射。這點會讓我蠻吃驚。我以為其他別的紛爭我們可以不談，這點其實應該是都可以接受的吧！甚至我會用一個比較抒情的開頭，除了剛剛講的這個以外，我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催眠或是什麼....這樣的開始，我們可以開始談，我想把大家的敵意、戒備都先卸下，我們可以開始對話了吧！所以一開始說策略性的書寫就是這樣，因為事實上寫完的時候，有幾個朋友的巨大反彈我也會非常吃驚。就好比剛剛講的，我長期的一個益師益友，雖然他年紀比我小非常多，像黃景樹，像剛講的，他們幾乎都把我臭罵了一頓，完全不顧風度。大概他們有幾個算是抗日份子，就是說我也可以理解，他們一個是韓國僑生，一個是馬來西亞僑生，他們會覺得說你怎麼裡面對日本沒有一句微詞，沒有一句批判、反省種種，我這點完全承認。而且，這就是我剛考慮的所謂策略性的書寫。因為當時我覺得好像對現狀的解釋，甚至對未來的主張，都是只屬於親日和知日的人，不管年紀是什麼樣、是哪個世代，不管他是不是政治人物，在我那時的理解裡我是這麼認為的。好像對當代的一個解釋權，對未來的一個主張，只有知日和親日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所以好像我為了取得那樣的發言權，當然你要發聲你要寫，這絕對是毫無問題，我的意思是說，要使得你的這場發聲稍微有效、可以跟人家對話的話，好像當時我是有一個這樣策略性的考慮，我動用了「那些人」的「法器」，然後採取日本來做這樣一個開始。當然我也沒有去評估過它的結果。說到這邊，其實剛剛還有種種對《古都》一些細節的看法，在我看起來並不是我的原意或初衷，我想自然會談到時我再多提供些線索或說明。我先按我自己的，包括我剛剛臨場看了宋澤萊的回應，所以我也對我本來準備的一些說法，先做了一些取捨。哇！那麼快，還有十分鐘，我才講了個開頭。因為談到一個認同不認同的問題，相對來講也就有所謂很自然的種種外省人的不認同也好，換另一方面來講，這也好像是被定調了，就是87年以來的所謂外省人的失落感，外省人的權力或是種種的失落，這點我全面承認。可是我會覺得我個人的失落跟剛剛講的族群的失落，這是有所不同的。包括我所屬的族群，剛剛我所說的外省人也會有很大不同。我希望待會在回應時我有時間做一些細部說明。我現只有空來講我個人的失落。應該怎麼說，我回憶起來，其實跟邱貴芬那場的訪問裡，我還有機會說的比較細，包括從鄉土文學等種種說起，我只能夠說，等於，我把它簡單畫一個線，二十二歲好了，二十二歲之前，就是我大學畢業時。在那之前，我大部分時間曾經成長在所謂比較封閉的眷村，是像宋澤萊講的黨同教育的洗腦，這點其實我也都承認。或比較善意的一種說法，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價值。你信的時候，某些東西可以不計較，國家也好，種種也好，你是要...我現在講不出那幾個字，在這種時況之下聽起來是很愚蠢的。就是你將來是要「保國衛民」或是「你要為國家做什麼」，類似這種。你要說他是個想像的價值，那沒辦法，它真的是事實存在。甚至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甚至有一個銘印作用。生物學上說的，就是胎生的動物生下來，除非父母親有什麼意外，不然你就是能帶多大就多大，把你的經驗什麼什麼都傳授給他。可是卵生的就不同，卵生的出來時大概你看到是人，你就以為那是你父母，你看到哪怕是你的天敵，你沒有被他吃掉的話，你也可能可以認賊作父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我當然不是形容國民黨認賊作父，我的意思是在我們成長出來的時候，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就是這樣的它，就是這樣給我們的一個價值，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銘印作用。我用了這個說法是我一直很喜歡的生物學家勞倫斯提過，他引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常會覺得青少年十五、六歲時崇拜偶像，那就是他的第二次的銘印作用。對於我個人來講，我不願意用銘印作用，我自己個人離開學校以後，其實上次跟邱貴芬也講過，其實在鄉土文學論戰裡頭，已經開啟我充滿無數的問號：為什麼我過往相信的東西，會有很多東西在跟我爭辯，我看到他們氣的樣子不是假的。要是他們對了的話，難道我錯了嗎？可是我也不覺得我錯，那所以問題出在哪裡？我並不願意像很多人一樣換信念、換信仰是一夜之間，像換手套一樣。好像我經過了什麼事情，我就一夜之間看清了，我就從此不怎樣怎樣。我對這樣的方式，始終充滿了疑懼，我不信任這個方式。我自己的方式是花了非常非常長的時間去摸索，我甚至非常願意形容這個時間好像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個自我放逐，一個救贖的過程吧！用一個比較感傷的說法，這好像是我在看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所用過的典故，這我就不說。我自己的狀況，我覺得也很接近。昆德拉他是用希臘的悲劇「伊底帕斯王」做典故，他因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父娶母，因此釀成了全國性的災禍，等他知道以後，他刺瞎自己的雙眼，放逐而去。在我那時的感覺，我並不覺得不知者不罪，我覺得儘管我不知道，在很多過程裡頭，好比國民黨曾經怎麼做或是怎樣，當然我們談幫兇，談什麼都太遠了，儘管中間也有這樣一個角色。就是我自己個人來講，並不是不知道就是無罪是無辜的，我會花非常長的時間，包括當然我在同時那個期間停筆不寫，在做我自己的刺瞎雙眼、放逐而去的過程，包括我可能大量的在閱讀。我都還記得當初對我來講很有意義的，類似像什麼姚嘉文、林義雄他們寫的《古坑夜談》，或是郭雨溪的《虎落平陽》，或是那時看許信良在寫當省議員四年的風雨之聲，然後看經典，看張富宗跟林正杰寫的《選舉萬歲》，甚至是張俊宏的《井寒選集》，他的自傳。可是我覺得那時對我都充滿了非常大意義，衝擊也非常大。這個過程前後非常多年，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過。那我為什麼要說我所謂的失落，我覺得最大的失落是這些年來，我的一次重要的啟蒙，或是再銘記的印象。可是在這三五年來，更長更久以前，我會發現原來，我剛說的這些書裡頭很多的價值或信念，其實在我還當真時，其實在說這些的人很多大部分的已經早就丟掉了，或是原來他們是把它看成一個策略或一個過程。我那時跟邱貴芬講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的意思就是，我本來以為他們教我們，我也非常感激，教會我們不要再用感情、用信仰、用信心這種東西來對待一個權力，不管是權力或是什麼。那這麼一場以後，我發現，喔，不是的。意思是，我本來以為他們教我們「不要任意拜神」，可是後來我發現不是不是，原來他們在這一場下來是告訴我們，「只要是神對的時候，拜神還是可以的」。並不是告訴你說，我自己非常當真是不要用拜神的態度來對待一個哪怕再了不起的信念、一個價值，一個種種。我要有所謂的失落，是失落在這個上頭。就是曾經對我二次啟蒙那麼有意義的一些人，一些前輩也好，他們已經丟掉這些東西，或是最早以前，約六七年前，我就記得張俊宏說，我那次真的好吃驚，他說國民黨可以獨裁，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行？因為國發會要第一第二次修憲，或是說很多類似這樣的話。那我過往從這邊學來的很多，所以我要說的失落是在這上頭。時間實在不夠。至於剛講的，我本來希望我的時間能夠允許的話，能談到我在這族群上的失落，其實我認為有必要分開來的。因為就像是宋澤萊剛講的，其實台灣人也很多不懂台灣人，其實我覺得外省人也是好多不懂外省人。其實外省人也是可以分為，中間又...，我其實一直很想有空的時候用小說來寫，可是也有人提醒我在外部矛盾沒解決之前，千萬別引發內部矛盾。其實這大概是我在很多年前，十一、二年前我在看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我非常感慨。就是原來我們跟楊德昌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不到關口上時，原來的差距會是這麼大。所謂的外省人來講，我這幾年看到很多很多的、動輒代表外省人向本省人道歉的，我覺得要是楊德昌，其實不用講那麼多。有一次我自己在「外獨會」的場合裡，我直接跟「外獨會」的朋友們說，要是像你們的會長陳師孟，像我們知道的陳履安，像我們知道的李慶安之類的，或是像我們知道的外省圈，宋楚瑜他們，他們要是替他們個人對本省人道歉，我非常贊成，因為他們曾經有意或無意在台灣經濟起飛，或是發展五四運動，在這樣一個發展狀況中有意無意地利用了他外省人的優勢，佔盡了很大的便宜，可是那時我對「外獨會」講時，正好是外頭有「十四十五號公園」馬上就要拆，離它不遠就一條街之差。我想，要是要所有的外省人都要對本省人道歉時，我會講的是有點哽咽，我會想的是十四十五號公園的那些外省人，那我覺得好像也欠他們一個道歉。我說欠他們一個道歉不一定是一個族群，也許就是歷史吧！一個時代吧！開了他們一個大玩笑。在他們完全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的狀況下，到這地方五十年後，最後是這樣一個處境。所以我的意思是，在我的理解裡，外省人也絕不只有一種在金字塔尖端的，另外還有非常非常廣大的社會底層。我們剛剛看到《香焦天堂》裡的「門閂」、看到所謂的社經地位的底層，那些根本從來就跟台灣的權力、跟什麼什麼毫無關係。我只要看到他們時，我很難免的不會、沒辦法質疑我自己，怎麼講，就好比剛剛講的，在前幾年族群鬥爭時，其實本來是政治鬥爭動員來的族群鬥爭，在那時很激烈時，有時我很好的本省朋友，包括我先生，都會安慰我說「那種說中國豬全部都要趕回去的，絕對不是說你們這種人，放心」！他可能是說馮滬祥，還有說一些很無聊的、某些看起來很可笑的、一些不知今夕何夕的老兵，不是說你們這些。那我覺得，做為一個讀書人、你可以超越你的時空時代的人，我覺得不是因為他不會講我，我就可以放心過日子，要是他講的不對時，他講的哪怕是這些人，我也還是忍不主不平則鳴。那我到底有沒有過慮呢？我覺得沒有過慮耶！這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三號登在自由副刊上，兩位裡面的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像王溢嘉的一個專欄，他最後寫了一篇文章〈鄉關何處〉，最後一篇結論他是說：張良則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將來若把大陸作家遣送回中國，是否會有人在書頁上頭印著，僅以此書送給我的故鄉台灣。對童年在大陸度過的作家而言，這是強人所難，因為台灣並非他的故鄉，但對生於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來說，確實是個有趣的問題。我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們的社會是連這個問題都不用問。事實上我覺得他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雖然是一個有趣的假設，但在我看來是非常殘忍。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努力的社會，是不要去問外省人第二代作家「有一天你被遣送」，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遣送回大陸你會怎樣看待你的故鄉」，我的努力是我希望哪一天、不管是哪一個政權，他也不會去問說「宋澤萊要是你有一天你被遣送去哪裡哪裡，你會怎樣來回想你的出生之地？」「你的雲林？」我的努力是根本我就希望這個問題，這個在他們看起來有趣的問題，是不會被發生的。好，我匆忙說到這，謝謝大家！
　　
　　原文地址：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04/journal_forum_42.htm
　　
　　
　　顺便说下谈话背景：台湾文化研究学会举办过一场名为“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 －－省籍问题中的灾难与希望”论坛，首先发表了两篇名为《灾难与希望：从〈古都〉与《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看政治》和《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的论文，然后由嘉宾谈论。所以朱天心才会在谈话里屡次提到《古都》、《香蕉天堂》、《多桑》等书或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