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FT午餐: 自称中国人的老外

　　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报道
　　2005年03月5日 星期六
　　杜可风(Chris Doyle)不肯吃午饭，这倒不是因为他在上海拍片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不管是午饭还是晚饭，不用问，他都不吃，至少那种大多数人理解的饭他是不吃的。原因很简单，他几乎不吃东西。
　　
　　“这事人人都知道，”他格格地笑，“我的早饭是啤酒，至于午饭和晚饭...”。所以，“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是在最晚的用餐时间，并且桌上只摆了一瓶红葡萄酒。他坚称，里面包含了他需要的所有营养。他肯定是从什么地方获得能量的。52岁了，他依旧蹦蹦跳跳、唧唧喳喳，像个精力过度、无所畏惧的小男孩。
　　杜可风吃东西的习惯，可能是他所有怪癖中最正常的一项了。这个来自悉尼南部海滩爱打架的冲浪者，十几岁时加入了商船船队，最后经以色列和印度来到台湾。20多岁时，他帮一个台北的朋友拍电影，那是他第一次摸摄像机。
　　如今，他已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电影摄影师之一，在中国则当然排在首位。不仅如此——这里你得调整一下你的思维定势——他还坚称自己可能是最出名的中国电影摄影师，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他近期深受好评的两部电影，一部是张艺谋的《英雄》，另一部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其中摄影师的镜头和导演的故事一样出众。
　　“我常说，我是中国人，只是得了皮肤病。中国人很喜欢这句话。”杜可风碰了杯，开始了这顿午饭。“他们觉得，这是近代史上最妙的一句话之一。”
　　我们是在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碰头的。餐厅位于外滩，这群建于世纪之交的宏伟建筑环抱着黄浦江，滔滔江水融入伟岸的长江，流向东海。来这家餐厅是杜可风的主意。他认识这里的经理，而这位经理同时也是调酒师；这省却了很多点菜的麻烦。外滩的殖民地建筑也是杜可风正在拍摄的电影《伯爵夫人》(White Countess)选用的背景，这部电影由古装剧大师Merchant Ivory Productions制作。
　　正如读者接下去会看到的，杜可风会认为“古装剧”这种说法太抬举了，但我也是在我们吃饭吃到后来才发现这一点的。一开始，他想跟我谈谈在中国被接受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
　　“这几天，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这里的人仅用中文来叫我的名字了。换句话说，我名气大了，”他说。他的中文名字即“宛若清风”的意思。“他们以前称我为那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电影摄影师’，或是... 但现在，他们再也犯不着解释什么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管这是好事是坏事。”
　　采访杜可风是件轻松的事：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刚从伦敦和波兰回来，他在那儿为其作品展做宣传；自我吹捧还不错，他说。
　　“我们试着提醒人们问问题：为什么你一定要理解一部电影？为什么一定要有明星？为什么一定要有开始、发展和结尾，就像美国电影那样？为什么电影不能仅仅是一次视觉感受？这正是我所要推动的。我就像耐克(Nike)的发言人。我对孩子们说‘尽管去做’(Just do it)。所以，如果我自己不这么做，那我就成了骗子、小人。”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下一个工作将是一部泰国电影。他说，通常接这种电影，他几乎一分钱也不挣，但还是要接，因为不然的话，他的创意就会枯竭。“为什么我要和年轻女郎上床？因为她们有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而如果我们一不注意，就会忘了问这种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你就是在问的过程中学习的。拍电影也是这么回事儿。与第一次拍电影的人一起工作，会把我带到我从不知道、没有他们我也不会去的地方。这真的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当我们再一次碰杯时，杜可风开始为自己业余摄影师的出身辩护。“我知道摄影机的绿键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是开关，”他说，“但我根据自己的眼睛作判断，而不是我的技能。这就像领导力，你周围的人可以来填补缺陷。”
　　当我一语双关地说，这听上去像乔治•布什的领导风格，他哼了哼鼻子，谈起了更为东方的观点。
　　“我发展了一种能量，它由不同的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交换。这就像太极、瑜伽或功夫：你引导能量。演员们对此做出反应。它通过电影镜头，传到荧幕上，也传到观众身上。因此，这基本上非常直接。”
　　我说，这样听起来，其他电影摄影师好像只是功能了。杜可风笑了。
　　“他们怎么说来着？世上有会计师，也有骗子。或者说有会计师，也有垃圾股。我猜，我就是电影摄影师里的垃圾股。”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尽管如此，杜可风坚持，电影摄影师的作用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重要，因为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其他方面，比起导演，他们离演员要近得多。
　　“许多导演会被演员吓着，但摄影师必须直接和他们交往，”他说，“如果你不信任我……行啊，首先，如果你是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你很可能会炒我的鱿鱼，”他笑道，“其次，如果你是个有点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你会希望我照顾你；而如果你确实是个有点能量的人，你会希望和我分享。”
　　当我很随便地问他，觉得拍Merchant Ivory的电影怎样时，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叹了一口气，停下来吸了口气。“你想要我告诉你实话吗？”
　　从这一刻开始，杜可风更像是个中国爱国者，而非国际电影摄影师。他作为一个再次展现出实力和创造性的伟大文明的公民，其自信夹杂着对西方持久影响的愤恨。
　　他开始时有些顾忌直言不讳地谈论《伯爵夫人》，这部影片描述了30年代在上海纸醉金迷的殖民期，失明的美国外交官(拉尔夫•费恩斯(Ralph Fiennes) 饰)与一位俄国流亡贵族(娜塔莎•理查森(Natasha Richardson)饰演)发生的一段恋情。
　　“要我直说的话，你们需要中国，而我们不需要你们，”他说，“中国始终知道这一点，只不过碰巧在她50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问题始于向西方列强低头。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需要任何人。”
　　接下去的谈话有些漫无边际，一会儿又被他美好的祝福打断，他说，他很早就看到，中国人在超市第一次回收塑料袋和牛奶盒(“美国人可不常回收！”)，他还提到其他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说明这个国家的迅猛发展。
　　有一点显然激怒了杜可风，即好像没人会赞扬在中国发生的好事。他举了张艺谋的例子。张艺谋把相当一部分《英雄》的票房收入，捐给了在影片主要拍摄地之一居住的少数民族。
　　“这不符合对中国黑白分明的、理查德•吉尔(Richard Gere)式的观点，”他说，“当然，汉族迁入西藏是另一种以色列定居计划，但还有其它发展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这世界就想把中国涂成黑白两色呢？”
　　我告诉他，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仍经常把事情涂成黑白两色，并且不允许很多在中国拍摄的电影在中国放映。这并不是外国人的错。是的，他放缓了语气，电影仍是一种宣传工具。“这是一场战斗，”他说，“我觉得，再过五年才会有变化。”
　　虽然他尽可能不提《伯爵夫人》，但他仍管不住自己的嘴。杜可风完全没有自我审查机制。(一位看过他拍电影的中国朋友说，他朝她挤过去，指着周围的外国人说：“老土，老土”，意即“一群乡下人”。)“对我们中国电影界来说，《伯爵夫人》无关紧要，”他说，“实情是，谁会关心呢？我们有那么多别的重要的事，为什么要拍这个？我觉得，很多涉及其中的人有同感。说实话，这个东西没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殖民)玩意儿。西方人可能会说他们不知道。但上海人会怎么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们这些，你们这群笨蛋，张开你们的眼睛，竖起你们的耳朵。’”
　　现在，他开始认真了。“我不在乎你说我说Merchant Ivory是个狗屁，”他说，“我敢这么说。人们(西方人)带着偏见和随身用品来到这里，而这往往是特权。西方人是靠特权养大的。而我们(中国人)的特权是挣来的。这就是区别，而且这条路走得不易。”
　　天色晚了。摄制组的其他人和一群常客在酒吧不远处聚集起来，杜可风想加入他们。
　　“你是说，我会因此有麻烦？”他站起身时笑道，“我给自己惹的麻烦够多了。”
　　马利德为《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
　　上海米氏西餐厅
　　Cabernet Sauvignon, St Supery, 纳帕谷(Napa Valley)，2000年产，1瓶
　　总计：575元
　　译者/方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