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告别乌托邦

　　本片纪录了一部名为《彼岸》的先锋戏剧的过程及其结果。这部戏的剧本由诗人于坚根据高行健《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改编而成，试图对“彼岸”这个汉语词汇进行解构，从而打破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这是八九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一种反思。但对这部戏的演员们来说，《彼岸》的意义非常具体，那就是有可能带来他们向往的演艺生活。演出获得成功，学者、艺术家、名流们不吝赞美，但无论是导演牟森，还是这些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梦的演员，都远未因此达到自己想要的“彼岸”。牟森在一筹莫展中继续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演员们各自在北京谋生，承受着生活的艰苦和幻想破灭后的精神创伤。几个月之后，他们全部离京回乡。在影片的最后一部分，其中的一位演员在自己家的农田里上演了一部话剧，牟森也应邀观看，“先锋”腔调严重的演出让乡亲们一脸茫然，而牟森若有所思，演出的最后，在热闹的唢呐声中，演员和观众一起推着作为演出道具的一辆无法发动的拖拉机，行走在田野上。
　　
　　作为纪录片的《彼岸》和作为拍摄内容之一的话剧《彼岸》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主题同构。话剧《彼岸》的主题是解构“彼岸”的概念，消解乌托邦幻想，但正如这部纪录片所示，导演牟森创作《彼岸》，恰恰出于一种对“彼岸”的追寻，是乌托邦幻想的产物，其陷于文化精英的自我定位中无法自拔，理想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姿态。与此同时，参演《彼岸》的、那些牟森所不喜欢的演员们，已经不相信他们在舞台上喊出的“彼岸”，回归了最初的真实状态，虽然那个在家乡排戏的人还保持着一种乌托邦热情，但这种热情就像那台发动不起来的拖拉机，注定会止步。影片并没有对精英艺术家和普通百姓这两种人群做任何的明确判断，只是保持了冷静的怀疑，它历时三年纪录了这种乌托邦幻想瓦解的极具戏剧性和残酷色彩的过程，并从文本内部走出，真正实现了话剧《彼岸》所追求的的意图。
　　
　　这部纪录片在自身内部还显示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重要转向——告别“精英”自我封闭顾影自怜的姿态，面向更广阔的现实。在影片前半部分，镜头一直对准话剧的排练和演出空间，这里是一个乌托邦，只有崇高的艺术，导演、演员们语调激昂，一句一个“彼岸！”。演出后的掌声、泪水、赞美，研讨会上的学者、艺术家学术味强烈的发言，无一不把人带入一种超凡脱俗的情绪之中。对于这些，可以借用话剧中的几句台词做绝妙的评论：（既然在这里借艺术、用学术讨论对“彼岸”的解构）“那么，为什么不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中去呢？为什么不立刻动身呢！”研讨会的段落之后，镜头前就满是失落之人，及其平淡的生活、内心的折磨。就连作为先锋艺术家的导演牟森，一样需要靠欣赏拙劣的流行歌曲MV来打发苦闷。这些“生活空间”（蒋樾曾参与的一档纪录片栏目）里的内容生动鲜活，充满真实而平淡的情感，因而形成了力量，与之相比，“艺术空间”里的一切空洞乏味且令人生疑，在片中仅仅作为一个铺垫和反衬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彼岸》中，还多次运用交叉剪辑来强调两个空间、两种状态，两个人群的对比，从而使作者的怀疑更鲜明的显现。蒋樾在此显示出面向现实生活、尊重现实生活的自觉，正是他和此后众多作者的这种自觉，中国新纪录运动才找到了精神所在。
　　
　　
　　原载《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