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同情的彼岸——关于《孔雀》的札记

　　同情的彼岸
　　——关于《孔雀》的札记
　　吴　亮
　　(原文网址: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7979&page=1)
　　现在，人们对一部电影的通俗夸赞，多半仍然建立在“感人”的基础之上。但是在这“感人”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下，却有诸多隐藏之物未被探明。人们并不想这样做的原因是：流泪是被感动的终点，此刻需要的只是一方手帕；而手帕上的泪痕，就成了夸赞的物证。
　　
　　如果不是因为姐姐突然中止了对哥哥的“谋杀”，《孔雀》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悲剧。该隐对亚伯的杀害源于嫉妒，因为上帝对亚伯的偏爱导致该隐的不满，这个杀人理由“人们”永远接受不了和承担不起——但事实上，这个圣经故事已经先知般地为我们描绘出隐藏在人性基础深处的欲望：夺回被分走的爱可以在所不惜。导演和编剧干预了这次该隐式的未遂谋杀，可能意识到问题已经触及，必须悬崖勒马；故事完全可以有另一个解决方案，而不至于突然中止于“杀戮”。另外的可能是：“未遂”乃是平静生活之流底下的暗礁，只要没有船只意外碰撞，它就一直不被揭发。常态四周危机四伏，随时会爆发。
　　
　　电影一开始，一家人坐在走廊上吃饭，旁边是一只沸腾中的水壶，它是舒缓画面中唯一的紧张性暗示（跳动的水壶盖是“临界点”隐喻）。这个镜头以后又出现过数次，等待着被注视，却始终没有人看到，除了观众。
　　
　　母亲对姐姐弟弟的“威摄性处罚”是一次残忍的行刑示范。无辜的鹅不是作为替罪羔羊，而是作为“试验品”展示了那种优美的死亡过程——母亲的冷血性似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震惊力，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姐姐和弟弟执意要逃离家庭的原因。
　　
　　在姐姐看来，一只象征着梦想的降落伞甚至比贞操更重要。贞操可以失去，梦则不可以失去——这当然是一种反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这种“反常”。所以她的行为必须受到“矫正”。电影中姐姐轻易被家庭成员暴力制服的绝食场面，非常经典地表明福科所谓的“惩戒”不仅发生在疯人院和监狱，而且更多地发生在家庭内部。
　　
　　《孔雀》唤起的不只是已逝时代之忆和少年生活之忆，而是一种在坏的生活中对另一种可能性生活存有幻想的“双重生活”之忆，影片的结尾部分，“双重生活”结束了，想入非非的灵魂重新附体。诗意消失，平庸的生活取而代之，灵与肉完全统一，剩下的只有回忆。
　　
　　姐姐的生活幻想本来没有支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蓄积在内心的幻想本身就成为一种“实体支撑”，它的凭据在于，本无支撑的幻想已构成姐姐长期主观活动确立的真实内心经验。残酷的是，当她多年以后再次遇到那个一直被她幻想为“爱她”的退役军人时，“他”曾经让姐姐长期为之怀恋的“脱俗形象”已经完全变形，并对姐姐毫无记忆。这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情节安排本身并不足以“感人”，甚至姐姐后来还令人心碎地坚称“他说他爱我”也不足以“感人”——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真相不在于真相已被揭露（跳伞军人不过是姐姐的梦以及梦迟早要破灭），真相在于“梦的不可破灭性”，换言之，真相在于真实生活的“非真实性”（只有符合梦的生活才配得上是生活）才是姐姐的生活信念之所系。因此，真正让我们震撼（不止是“感人”）的是姐姐在那一刻的“拒绝真实”。
　　
　　父母偏宠弱智的哥哥是出于一种“人之常情”，即保护弱者的美德。不清楚哥哥的病症起因于何种事故，但是由此推断出父母由于“失责”而产生的赎罪心理或许并不算违反常理。至于姐姐和弟弟在这个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乃又是一个惊人的隐喻：弱者至上的生存道德必然要威胁自然健康者的生存条件，并将自然健康者的欲望视作邪恶。就象曾经用暴力逼迫姐姐吃饭那样，父亲不借对邻居高喊“我家出了流氓”的自我妖魔化方式严厉恐吓弟弟的性幻想。没有比这样的“审判”更不公正的了，出卖自己的儿子，向魔鬼，向道德请求宽恕。
　　
　　姐姐和弟弟因为他们的自然健康而失去了父母之爱，他们的反抗和夺爱以一次可怕的谋杀计划的中止而匆匆告终。哥哥是他们的不幸之源和耻辱之源，摆脱包袱和累赘——既合乎残酷生存伦理之法则，也合乎残酷爱欲和嫉妒之本能——但是它被“不忍之心”中止了。中止于姐姐的一时之念，中止于导演和编剧的设计，中止于我们不愿看到姐弟“弑兄”的可怖一幕。
　　
　　　凡是能引起“同情”的一切处境和人之遭遇（不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必会导致对“原因”的追究。在“原因”解释上的分歧不影响对“同情”本身的一致认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同情在生活实践中少有作为。
　　
　　　“同情”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基础正是生活的残酷性——小人物、不走运的人、失败者、不能融入群体的人，有时则可能是一群怯懦而无反抗能力的人——“同情”永远为这些人着想，为没有实现的正义掉泪。只是因为隔着虚构的护栏，书本中，或银幕上，人们的“同情”才没有纠缠其中。如果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个弱智哥哥，或这样个沉迷幻想的姐姐，则又另当别论。我们会转而相信残酷的生存法则，强者胜出，劣者淘汰。同情立即翻转为无情。
　　
　　　你要“同情”别人吗？这个被你同情的家伙一定要比你更糟糕，不是吗？你的情况不能比你的同情对象还要差。哥哥被一群学生殴打时，你是同情哥哥的；哥哥开起了小店铺，你的同情就迅速失去——这样，故事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你没有理由再看哥哥一家或弟弟一家的幸福生活。其实你想看到的是生活的残酷性。因为只有残酷的生活。才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生活，你的“同情”也才有机会一直牢牢的注视着它未知进程。
　　
　　　奇怪，《孔雀》到了最后，悲剧在动物园孔雀终于开屏一刻行将闭幕时，新的悲剧感突然重生——无聊生活的“荒芜”突出浮现，好像我们不能忍受我们原来的同情对象过上普通生活一样。诗意的代价难道一定要如此残酷？一种不再有可能性的生活，一种不再有梦想的生活，就是一种我们再也没有兴趣去关注的生活——包括以这样的生活为内容的电影。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想象监狱外的另一种生活时，他是有可能性的。他他相信监狱墙外是自由的，在牢房的窗口他看得到遥远的天空，他相信这一天的到来——打着烙印的脸、辱骂和殴打、污浊、狱卒、镣铐、臭气都将结束——他经常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我很快要在“那个地方”出现。那是多么让人激动的在苦难中的希望和等待啊。后来，沙皇“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结束了，他自由了，可是他开始发觉自由生活是另一种苦役，原来想象的天空同样令人窒息……
　　
　　　《孔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可能性之丧失”体验的中国版，虽然它并没有挂上中国符号或强调中国背景之特殊——此外，《孔雀》表达的是一种不可解决的“人之痛”，而非时髦的“底层之痛”——这使它进入到一个普适的精神领域，从一开始内心生活之脆弱和难以生存性的悲剧，到内心生活之结束，灵魂终于和世界媾和的悲剧，甚至，电影结束，我们才恍然觉得悲剧又再度降临了。现实终于埋葬了不可能之生活，也埋葬了那种曾经亟欲摆脱之生活，《孔雀》如同有双重主题的一曲挽歌；既悼念那段压抑的生活，也悼念那段顽固地持有梦想的生活。现在，它们共同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