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老师的“谎言”：中国教科书中的“错误”

　　老师的“谎言”：中国教科书中的“错误”(组图)
　　 老师的“谎言”：中国教科书中的“错误”(组图) 看历史
　　
　　[导读]逐渐长大的我们，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审视那些我们从小到大，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2005年6月9日上午9:0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报告厅举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这是中、日、韩三国40多位学者历时3多年的时间，在不断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编纂的。图/CFP
　　
　　
　　
　　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
　　
　　课本不曾告诉你的历史
　　
　　1950年代初期，一篇颂扬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课文中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
　　
　　仅仅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就这样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发生换位。这是对常识的亵渎，还是对现实的嘲讽？
　　
　　虽然这个故事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但从来以课本和老师的话为金科玉律的孩子们，如何去辨别虚构与真实呢？
　　
　　教材之于一个人的意义，远不止于普通的书籍。教科书中的内容成为一种先验的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由此出发，这些常识成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起点和原点。
　　
　　然而，一旦常识出现问题，则后续延展的知识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结果上，都会出现偏差。
　　
　　因此，学者谢咏指出，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国家强制特征，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
　　
　　而另一方面，教材本身由此面临着诸多悖反。其一，它试图提供一种“标准答案”，而这种答案，却时常随着人们的认识的深化，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二，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它无法展现出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规范化知识，它远不足以展示我们经历的过去的丰富与多彩。
　　
　　因此，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写了一本书，名为《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在《老师的谎言》中，洛温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真相会引起混乱；最危险的，是对真理与良知的麻木，以及对思考惰性的习惯。“我们需要培养所有阶级、所有种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别的美国人都能掌握历史的力量——即用自己关于过去的理解去激励和证明自己当前的行动。这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都将从历史中获得严肃的教益。历史不再只是令人厌倦的‘僵尸’”。
　　
　　那么，逐渐长大的我们，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审视那些我们从小到大，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我们能做的，只有回顾常识，回到起点，重新见识历史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文│袁腾飞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
　　
　　
　　
　　“3·18”：段祺瑞的两副面孔
　　
　　主笔┃ 庄秋水
　　
　　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 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高中《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
　　
　　■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 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 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 寓公
　　
　　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召开盛大的宴会。
　　
　　相较之下，段祺瑞显得颇为寒酸──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他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最后四年。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夑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他还提出了一种可能：若还是段祺瑞一直当政，或许“九·一八”也不会发生。
　　
　　
　　
　　吴佩孚：首个登上《时代》的中国人物
　　
　　1924年9月8日，新鲜出炉的《时代》周刊让美国人大吃一惊，这期的封面人物居然是个黄种人！照片下的说明是“General Wu（吴将军）”和“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吴将军”就是吴佩孚。那时，他被北洋政府授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称号，手握重兵，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军于京汉路，是当时实力最强，控制地域最广，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
　　
　　这大约是吴佩孚一生最为煊赫的时候。顶峰过后，便是江河日下。登上《时代》封面一周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把奉系打回关外，大获全胜。而这一次，由于直系大将冯玉祥10月22日发动北平政变，吴佩孚一败涂地，只得浮海南逃。虽然中间曾短暂再握重兵，然而，北伐一起，直系溃败，这位昔日“中国最强者”身边只剩下自愿追随的卫队，四处流寓。
　　
　　吴佩孚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好，熟读《易经》、《春秋》，有“儒将”之誉。
　　
　　上海《民生》杂志曾在1939年创刊号上专门描述过吴佩孚的日常生活：他虽身居要职，无奈赋性刚毅，廉洁自守，与其部属同甘共苦，所以说到他的衣服方面，当在职时除了数袭必备的军服外，西装和华服一件也没有的。……他的衣料全系国产所制，绝无一袭非国货之物，即家中眷属亦然如是，至于西服则吴将军终生并未穿过。关于他的食物嗜好，倒可把“节食淡饭”来形容他。他权势虽然煊赫，为了杜绝任人唯亲，曾下过一道手谕，蓬莱吴姓五世之内不得依傍他为官。
　　
　　由于从小受到相对良好的传统教育，秀才从军，在国家大义上，吴佩孚比许多纯粹的只为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只为升官发财的军人要旗帜鲜明得多。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不降日本人。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结束流亡生涯，迁居北平。然而，他手无兵权，纵然满腹抗日之志，亦有心无力，只得寓居什锦花园，靠研究阴阳学说，与旧部对联唱和度日。
　　
　　1935年10月，日本人掀起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上门来拉吴佩孚下水的日本特务、汉奸一拨接着一拨。吴佩孚一直不为所动，他告诫自己的旧部：“若另组政府，实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自治者，实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谓治也。”
　　
　　“七七”事变后，北平危急。吴佩孚拒绝南逃，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了关羽和岳飞的画像，设置香案祭拜，以示自己以忠义的关羽、岳飞为榜样，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决心。
　　
　　然而，日本人怎么会放过他呢？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正式通过《伴随时局的对话谋略》要纲，第一条就是：“启用中国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之气势。”毫无疑问，吴佩孚就是“中国一流人物”。
　　
　　据吴佩孚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回忆，北平陷落后，投降日本的江朝宗上门劝降吴佩孚，吴佩孚骂道：“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绝交。
　　
　　1937年10月，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前来拜会吴佩孚。吴氏坦率表示：“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
　　
　　在沦陷的北平，无论日本人和汉奸们怎样利诱威逼，吴佩孚都不改其志。为明志，他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厅里。
　　
　　1939年12月，吴佩孚因牙病病逝于北平。
　　
　　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发丧。送葬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佩孚的同窗挚友李际春的挽联：
　　
　　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在他逝后，中共发言人董必武向记者发表谈话，评价道：吴佩孚虽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是难能可贵。
　　
　　董老之评语，实为吴佩孚一生盖棺论定。
　　
　　三元里的“汉奸”们
　　
　　本刊记者┃何书彬、
　　
　　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农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 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1841年5月29日，在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议后，一部分英军进入广州城北的双山寺，一名军官打开了权厝在寺内的棺材，观看里面的尸体，尽管依照当时英方的解释，此举是处于好奇，但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种行为是十恶不赦的。此外，英军还在三元里一带劫掠财物、调戏妇女，激起了乡民的义愤。5月29日，为数众多的乡民在锣鼓声中组织起来，在英军经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5月30日，5000名乡民在英军阵地前集合，英军向乡民发动进攻。英军本计划在天黑前打败三元里乡民，但乡民和水勇不断赶来，三元里乡民的队伍壮大到7500人。中午过后，暴雨倾盆，英军的火枪无法使用，被乡民重重围困。
　　
　　5月31日，三元里抗英胜利的消息传开，又有12000名周边乡民赶来支援。恼怒的英军司令卧乌古威胁广州官府说，如果这些农民的行动仍将持续的话，英军将攻打广州城。依照中英双方在5月27日签订的《广州和约》，中方不能再对英方有任何敌对行动。广州知府余保纯赶到三元里调解，遣散了和英军敌对的士绅和乡民。当时就不断有士绅张贴揭帖说，如果不是余保纯劝解，民众完全可以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约2400人）。
　　
　　但是，三元里抗英却是一场孤独的胜利，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总是节节败退。三元里抗英在晚清即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事件被载入中学历史教课书。
　　
　　随着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研究的深入，三元里抗争斗争也开始不断被以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茅海建曾写论文《三元里抗英史实辨正》，辨析三元里抗英歼敌二百多人的说法严重夸大；其次，三元里事件主要由士绅组织，各种示谕和檄文也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为何当时在三元里也查出许多“汉奸”？对此茅海建认为，当参与三元里事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即刻又成为官府指责的“汉奸”。（何书彬整理）
　　
　　被制造出来的“地动仪”
　　
　　主笔┃杨东晓
　　
　　地动仪用铜制成，内部竖着一根铜柱，周围有八组杠杆连接外面，外面铸有八条龙，分别朝着八个方向。龙的口中各衔有一枚小铜球。哪个方向发生地震，铜柱就倒向哪个方向，触动杠杆，使那个方向的龙口张开，吐出铜球，落入下面的铜铸蛤蟆口中，并发出响声，这样就能知道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起初，人们并不相信地动仪的功效。一天，地动仪朝西的龙嘴吐出铜球，落入蛤蟆嘴里，京师没有感觉，几天后，距离洛阳千里以外的陇西方向，飞马来报，那里发生了地震，人们这才信服地动仪的准确性。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动仪的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直到数十年后，它被重新发现与“制造”。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个生动的故事：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个地动仪像一个酒樽，内部有一个细长竖直的杆直立在正中间，地震时，这根直杆会倒向地震的方位，击落那个方位的龙首，龙口就会张开，吐出一颗铜丸，正落在下面的铜青蛙的口中，于是观察者就会判断出哪个方位发生了地震。
　　
　　这个地动仪的故事被当作中国伟大科技发明的典范。但大多数学生，甚至包括讲述这个故事的老师们并不知道，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演变成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 王氏“地动仪”
　　
　　1934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的学生王振铎诞生了复原史书中记载的张衡地动仪的念头，他认真地研究了史书的记载，在1936年，画出了第一套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图稿。这套图纸中，他按照《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形似酒樽”记载设计了它的外形，但对于内部结构，由于史料中只有区区196字，语意模糊，他遵从了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1883年《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一书中阐述的“悬垂摆”的结构原理。也就是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根摆，用以并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相应机关。
　　
　　1936年，王振铎在第20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名为《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的文章，并手绘了一套内外结构图样做论文的配图。
　　
　　毕业后的王振铎担任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思考，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开始了他成长为博物馆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的起点。
　　
　　王振铎发布论文和内部结构图一年之后，1937年日本地震学家■原尊礼也发布了他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论文。不同于王振铎，■原尊礼提出了直立杆原理，也就是在地动仪中间，放置一个倒立的直杆，地震时，直杆倒下，从而触发相应的机关。
　　
　　中日两国在复原地动仪上的文化争论还没开始，两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事，于是，孰是孰非，就没了下文。又过了两年，日本地震学家今村明恒设计的地动仪也问世了，他延用了■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并在直杆的下面放了三个弹簧，因为了有弹簧的复位工作，其原理近似悬垂摆，但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东汉应用弹簧的记载。在今村明恒进行的实验中，由于直立杆的倾倒方向与地震射线方向垂直，有悖于史书对地动仪的记载，所以，他就没有做后续研究。
　　
　　■ 献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振铎的新职位是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新中国在诞生之初，为了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接到的任务中，包括“四大发明”中的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这一次，王振铎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柱”的记载并借鉴■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用了一年时间，于1951年设计并复原出1：10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
　　
　　那是一个热情沸腾的特殊年代，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概念模型一问世就受到了空前关注。这一肩负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古代科技研究和中华文明推广普及任务的模型，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件“张衡地动仪”宣传模型。
　　
　　1952年4月号的《人民画报》对这尊模型的成功复原进行了报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王天木，以《伟大的祖国古代科学发明地动仪》为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向读者讲解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一次王振铎既否定了自己1936年认同的悬垂摆原理，又没有继续今村明恒的弹簧复位原理，而是将悬垂摆变成了倒立的直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天木的这篇报道清楚地写明：“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隋朝时科学家临孝恭尚写有一部《地震铜仪经》，也未能传流下来。”在文章的最后，还用一个段落写道：“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195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主题为“伟大的发明”的特种邮票，一共四枚，其中特7 4-1是司南、特7 4-2是张衡地动仪、特7 4-3是计里鼓车、特7 4-4是浑天仪。
　　
　　接下来这尊由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就被编写进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不同于《人民画报》的是，后来历次修订的教科书中，不再提这是后人根据文献和自己的理解复原的概念模型，一代代教师和学生就这样认为课本上的图片就是当年的张衡地动仪。
　　
　　王振铎也没有想到，他的一项本职工作在作为新中国献礼后，教育并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木质模型被大多数中国人误以为是不可更改的唯一模型。在中国地方性的博物馆里，王氏模型也被当作文物来仿制和收藏。不仅进入了教材，就连中国地震局也用这部复原模型做了几十年标志，直到近年才取下。
　　
　　1951年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还承担了发展对外友好的使命，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次走出国门展出。它甚至作为人类文明的化身，被置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而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人从月球带回的岩石。
　　
　　■ 否定的开始
　　
　　通过各种对外宣传，外国地震学家也误认为王氏模型就是张衡地动仪的原物。从1960年代起，这个地动仪就不断地遭受到地震学界的质疑，这个模型的偏谬和失误在科学实验和理论探索的一步步深入下暴露出来。批评与否定的声音不但对着地动仪，还直冲东汉张衡而来。
　　
　　从1969年开始，日、美、荷、奥等国地震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的措辞严厉的论文。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用计算否定了直立杆原理，接下来，荷兰的斯莱斯维克、美国人赛维于1983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从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杆原理。
　　
　　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极其推崇张衡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则发现了1951年模型与史书的记载不太相符。1984年，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直接问过他的中国学生——从1966年邢台地震到1976年唐山地震，总是教灾区群众“倒立酒瓶子”的冯锐，“中国人是不是很能喝酒？”在得到冯锐“李白斗酒诗百篇”答复后，大笑着说：“无怪你们的地动仪像个酒桶。”博尔特提出的问题集中在1951年模型身上：“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陋粗糙，机械磨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确定的”。
　　
　　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古代伟大发明的荣耀之中时，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奠基人傅承义院士当面指出了1951年模型的原理性错误。
　　
　　那是1976年的一天，两位老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地动仪，傅承义说了一句，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在地震学家的世界里，所有悬挂物都是天然验震器。在张衡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悬挂器物，出土文物中显示出的编磬、编钟、吊锤、纺线锤和吊桶、吊篮，还有吊肉和房檐上悬挂的鲜鱼，都会成为这种天然的验震器。
　　
　　比这种当面批评更尴尬的是，在出国展览时，由于没有合理的内部结构，也没有模仿地震的震动台，龙口中的铜丸无法吐下来。一张1988年“张衡地动仪”访问日本奈良时的照片，记录下这样的情景，中方解说在向日本观众讲解地震仪工作状况时，手持一根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铜丸才会掉到下面青蛙的口中。
　　
　　■ 重新复原地动仪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冯锐正在京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这批学生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抗震救灾并印发各种宣传震时逃生的小传单。其中有一条是在房间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来了，马上出逃。
　　
　　这样的“常识”冯锐都不知道传授给了多少人了，直到2002年的一天，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防灾博览》 编辑武玉霞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在一篇科普常识中写“地震没地震，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教人们倒立酒瓶子？前者的工作原理是验震器的惯性原理、也就是悬垂摆原理，而“倒立酒瓶子”的原理又是什么？
　　
　　武玉霞的发问正当其时，不久之后，冯锐在国家图书馆买了一本奥地利学者雷立柏的《张衡：科学与宗教》，雷立柏从哲学的角度否定了张衡，同时否定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史。他认为，“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雷立柏并不了解东汉历史，不知地动仪很可能是毁于东汉后期的战火，所以，用他的观点来解释，地动仪失传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不科学、无实用价值，所以根本没有传下去的道理。
　　
　　武玉霞和雷立柏一个提问，一个质疑，使冯锐开始翻阅那篇用“中有都柱”等196个字来描述张衡地动仪的《后汉书·张衡列传》，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根据“圆径八尺”(八汉尺，一汉尺等于23.5厘米)这个范晔留下的数据，做倒推计算，算出都柱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只能是一个悬垂摆，而无法是一个直立的杆。
　　
　　科技史学者一般是用建立在数理统计、数理模型上的地震学理论去验证自己的假设。用这套理论，能把各地震台网搜集到的真实震力转为地震波型，再将波型转化为数据。而冯锐却是从数据开始，去倒推出了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当数据与理论吻合时，便证明了悬垂摆的合理性，图纸上的复原可以结束了。
　　
　　2003年，河南博物院决定在官网上张榜招贤，让张衡的地动仪真正能动，不要再通过人为控制进行“表演”。
　　
　　于是，冯锐的团队扩大了，文史界的参与，使得“孤”证《后汉书》不再孤立。文史学者在比《后汉书》早的《续汉书》，以及《后汉纪》等七部古籍中找到了更多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196个字的记录，变成了238个字。
　　
　　通过这些文献，冯锐他们算出了张衡地动仪的高度、悬垂摆长度、震荡频率等。与此同时，课题组调来了陇西地震的历次波形图。通过对波形图的计算，证明张衡的地震仪在公元134年的确测到了陇西的地震。张衡地动仪不再是“传说”和“神话”。
　　
　　■ 纠偏
　　
　　复原古代科技模型的几个途径中，文献记载详细并存有实物的，复原出来最为真实；另一种情况是，只有文献记载，但实物早已失传。而王振铎和冯锐共同面对的，都是没有实物参照的问题。
　　
　　不同的是，王振铎只能通过文献进行单枪匹马的探究。而冯锐由于专业优势，在参阅文献的同时还有地震理论及数理计算来帮助他寻找真相。加上后来成立的课题组，使得冯锐的复原工作进行得更为合乎科学逻辑。
　　
　　冯锐复原的地动仪于2009年9月初小学开学不久，安装在北京市重点学校史家小学，这家学校的校长黄守圣说，在考试的时候，会要求学生今天按照正确的答案回答，而非教材上要求的那样。
　　
　　此时，全国中小学教材在讲到地动仪时还是几十年一贯的倒放一根“直立杆”理论。而冯锐已经多次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沟通，最初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地震局的证明文件，但当看到最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张衡地动仪”这一词条已经做出修正，人教社便准备在2010年有所改动。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地动仪在新馆与观众见面，并在震动仪模拟的地震波中进行吐丸的工作。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它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就排除了其它的干扰，如很重的关门、汽车过境的震动、巨大的炮声等。
　　
　　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国际华人物理学会会长杨炳麟，访华期间听了冯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做的报告会后，认为从这部机器上可以看出，张衡应该是最早利用惯性原理的验震的人，这是物理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2010年1月24日，冯锐接到教育部长袁贵仁的电话，袁贵仁在仔细阅读冯锐修改教科书的建议和相关资料后，原则同意修改“张衡地动仪”这一章节。2010年秋季教改出台以后，按照教学大纲，“张衡地动仪”已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人教版历史课本中已拿掉了这一知识环节。作为对这一错误的补救措施，人教社今后会将新版地动仪的知识加到教师用书中。
　　
　　2010年开幕的世博会将张衡地动仪新模型列为展品之一，中国政府也将冯氏原理的张衡地动仪，纳入“中国古代机械成就展”这一全球巡展之中。
　　
　　对于这座再次震动了地震界的“张衡地动仪”，冯锐认为：“只能说它是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对张衡的理解”。他希望未来还会有人能够超越，能够更加接近张衡。
　　
　　洋务运动“平反”
　　
　　记本刊记者┃刘永峰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为了“继续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是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巩固封建统治”；官僚地主开办的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军需工业的附庸，充分表现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而且这些官办工业“压制商办工业，阻碍了商办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
　　
　　20世纪60年代，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姜铎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这一场争论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也改变了姜铎的人生。然而，20年后，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1978年， 63岁的姜铎，这时依然是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一名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约稿信。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运动正大规模地席卷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和平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更深的变化还发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多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问题，实现了哲学上的澄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得以扭转。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知识分子获得了某种言论空间，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局面。文革后，各种学术刊物纷纷复刊、创刊，之前长期被视为禁区的学术领域得以恢复，知识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就重大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发表言论的勇气。而文革中因被四人帮“影射史学”利用而被诬蔑为“洋奴哲学”和“崇洋媚外路线”的晚清洋务运动，也自然被史学界提上了重新认识的日程。
　　
　　于是，1978年夏天，重组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找到了之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姜铎和黄逸峰，向他们约写关于洋务运动的稿件。60年代，正是他们两人，引发了新中国有关“洋务运动”的大讨论。
　　
　　■ 蒋介石·曾国藩
　　
　　姜铎对于“洋务运动”，本来没有什么研究。1960年，因着手准备编写一部江南造船厂的厂史，他大量翻阅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及牟安世的《洋务运动》等著作，才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这一史学领域。
　　
　　当时，大陆史学界对于洋务运动，依然遵守着范文澜等人的观点。40年代，范文澜在写作《中国近代史》时，对洋务运动定下了全面否定的基调。书中指出：洋务派“是封建军阀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用的新军阀”，“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解放前，“为了揭露抨击蒋家王朝，有人追溯渊源，断言它的始作俑者就是洋务派”（乔还田、晋平《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例如，范文澜曾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著名檄文，痛骂的是曾国藩，而矛头直指则是对曾国藩尊崇有加的蒋介石。解放初期，范文澜的观点，在新中国史学界，便成为“一边倒”的定论。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关于“洋务运动”的专著只有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书中写道：“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样的观点，也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材中。
　　
　　姜铎刚刚接触洋务运动的时候，当然也“照单全收”了全面否定的观点。他在写江南制造局一章时，提到曾国藩的一句话，“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硬是武断地说：“曾国藩这里所指的‘永远之利’，绝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永远之利，而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的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
　　
　　■ 第一次争鸣
　　
　　不久，八卷本的《洋务运动》史料出版问世，为正在主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的姜铎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他决定抽出功夫，将浩瀚的八卷史料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通。
　　
　　然而，当他对所有史料进行鉴别、分析之后，也开始对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他“越翻阅越怀疑”，觉得传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够全面的”。慢慢地，逐步酝酿写成了一篇万言以上的长文，并提交到经济史研究室学习会议上讨论。当时，多数同事认为不宜公开发表，文稿便压了下来。
　　
　　1961年11月，全国的政治空气一度出现了些松动。《文汇报》理论版的负责人，想组织一些有创见的文章，活跃学术气氛，向姜铎约稿，姜铎便交出了那篇洋务运动的长文。很快，他们将姜铎的文章分作三篇，连续在《文汇报》理论版上登出。
　　
　　姜铎认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薄弱的，效果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三篇文章，紧紧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要害问题，毫不讳言洋务运动的进步性。短短二十几天，它们的连续发表对于当时“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史学界而言，不啻三声重炮。对于当时沉闷的学术讨论氛围而言，这种质疑与问难，这种大胆的行为，也开了新中国史学界的先例。
　　
　　姜铎意犹未尽，又写出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略论洋务运动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1962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8期上。接下来又和黄逸峰合写成《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篇长文，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洋务运动为何破产，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通过对比，提出了他们的观点。通过以上文章，姜铎提出，对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不应视而不见。
　　
　　姜铎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报刊上，很快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同姜铎商榷的文章，赞同者少，反对者多。估计全部文章达50篇左右，成为建国后关于洋务运动学术争论的第一次高潮。
　　
　　姜铎认真研究不同意见，力图将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深入。一开始各方也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慢慢地，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当时，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政治空气开始逆转。一部分人便乘机对姜铎的洋务运动观点，上纲上线，当作路线方向问题批判起来，对此，姜铎只得以沉默作答复。1964年下半年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以进行，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和探索也嘎然而止。
　　
　　就这样，姜铎掀起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大讨论，在高涨的“左”倾思潮中，无功而返，洋务运动依然被重重地压在反动历史的牢狱之下。不仅如此，在随之而来的一场场运动里，姜铎对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些列成果，更是被当作“罪状”而进行遭到蛮横的讨伐。
　　
　　■ 因洋务而受罪
　　
　　1966年6月6日，正在乡下搞四清运动的姜铎等人，突然接到通知，命令他们立即返回上海。当回到位于上海陕西北路的经济研究所时，姜铎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在大礼堂挂满了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总张数，估计有四五百张之多，张贴在牵引着的尼龙绳子上。”（姜铎，《学生·战士·学者——我的人生三部曲》）大字报的内容，姜铎已来不及细看，但触目之处，所里几位老教授及学术权威已统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文革开始了。
　　
　　他一直比较尊敬的副所长黄逸峰，被说成所里二号走资派，而且还外加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以及为洋务运动头子曾国藩、李鸿章翻案，等等罪行。大字报中，姜铎也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经济所革命领导小组认定他是黄逸峰的帮凶和狗腿子，罪名则是“为崇洋媚外的洋务运动翻案”。
　　
　　1966年八、九月间，上海的“批斗风”、“破四旧风”、“串联风”等等，已十分盛行。经济所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已被革命群众装上大卡车，戴着高帽子，开到马路上进行游斗。姜铎还只是一位普通研究人员，主斗还不够格，但也被揪出去陪斗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南昌路的科学会堂，批斗的对象有曾任上海宣传部长的石西民，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经济所的姚鼐、黄逸峰和姜铎，还有两位荣家的人员。批斗的主题，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做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他们七人，一字排列在舞台左首，每人后面有两个革命群众押着，等着依次批斗。
　　
　　当革命群众代表点到黄逸峰名字时，黄逸峰硬顶着不肯认罪。这时，姜铎早已憋了一肚皮的冤气，忍耐不住，便大叫一声“冤枉”，跳下来台，大踏步奔出会场。当时，造反派尚未形成气候，一时也奈何不了。
　　
　　第二次陪斗是在大隆机器厂，主斗是黄逸峰。他们商量，不再闹会场，而是作说理斗争。他们台上讲，我们编写大隆厂史，绝不是为严家资本家树碑立传，而是研究中国民族资本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摸出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两人一唱一和，竟将台下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台上造反派高呼“打倒黄逸峰”时，台下工人们应者了了，批斗会成了两人的说理会。
　　
　　1967年下半年，造反派采取了一种新的专政方式，美其名曰“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可以专政对象侵犯人身自由，变相扣押，变相的监狱。姜铎因为做地下工作，就被造反派污为勾结敌人，被“隔离审查”了。这时，隔离室已成为造反派专门整人的武器，管制也越来越严，文革初期自由松散的景象，已被一扫而空。
　　
　　1969年元旦，姜铎等被下放到奉贤市干校，继续隔离，除参加劳动外，主要靠带来的《红楼梦》、《西游记》消磨日子。同年春，造反派忽然“开恩”，宣布解除姜铎隔离审查，参加干校劳动改造。同时，自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半之久以来，也享受到了一月回家四天的待遇。此后，姜铎便在干校造反派群众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劳动了一年半时间。
　　
　　1970年暑假，干校结束后，姜铎又被分配到上钢五厂“战高温”。原规定“战高温”只有三个月，但“结果是战了高温战低温，年复一年，无人问津”，直到“四人帮”倒台一年多后，才又重新上调分配工作。姜铎不无抱怨地说：“我参加抗日战争，也只抗了八年，参加战高温，居然也整整战了八年！”
　　
　　■ 新论战
　　
　　文革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1978年秋，中央限令下厂干部必须在国庆节前一律重新分配工作，姜铎终于结束了“战高温”的尴尬地位和生活。当时，因上海社科院尚未恢复，姜铎暂时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史教研室，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学术研究中断了十年之后，突然接到《历史研究》约稿信，黄逸峰和姜铎都十分重视。他们商量了文章内容要点后，姜铎利用两个月时间，执笔写成《重评洋务运动》初稿寄去。文章采用了两点论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存在着反动与进步双重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但仍是一个反动的运动。
　　
　　然而，这样的观点，却没能符合《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意图。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新的理论思考的指向。在这种社会思潮转变的背景下，具体到晚清的洋务运动而言，对它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变化。之前以政治标准衡量，它是反动的；而今，从经济角度着眼，则又体现出发展工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面。
　　
　　因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回信，要求黄逸峰和姜铎修改稿件，改变洋务运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同时存在的观点，应提高到是积极与进步的运动。然而，黄逸峰和姜铎并不同意修改，坚持原来的“两点论”和基本否定的观点。
　　
　　《历史研究》一面于1979年第2期刊出这篇文章，一面又组织湘潭大学老师徐泰来写成商榷文章——《也评洋务运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文中明确表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徐文从洋务运动创办了大量近代企业、传播了科技、开了新社会风气及有利中外往来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黄逸峰、姜铎于是写成《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上，同徐泰来商榷，认为徐文“不适当地夸大了洋务运动客观上进步的积极的一面”。1981年，徐泰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认为评价洋务派的唯一标准，归根到底“是看他们的行为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坚持这一尺度，那“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
　　
　　这几篇文章一发表，反响激烈，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史学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论争双方，阵营分明：黄逸峰、姜铎为甲方，徐泰来、章鸣九、李时岳、胡滨等为乙方。黄逸峰、姜铎坚持洋务运动存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的两点论，而且后一方面占主要地位，因而不能称之为进步运动。乙方则“高高举起洋务运动全面进步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大进步运动”。
　　
　　■ “老洋务”的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潮下，这次新的论争，乙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姜铎说：“他们挟着代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猛冲猛打，不仅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一派，置之脑后，不屑一顾，甚至对我们的两点论，也企图一举攻垮。”当时，姜铎他们不仅处于少数的劣势，而且黄逸峰已是重病缠身，大多时候，只有靠姜铎“孤家寡人在独木支大厦”。
　　
　　1980年12月，洋务运动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掺入新论争的两派外，曾经全面否定派的代表，也积极出席会议，比如写有专著《洋务运动》的牟安世，此时也改变了看法，认为洋务运动的性质，除了存在主观反动的一面外，还存在客观进步的一面。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历史教材中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也开始出现扭转。1981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完成一套新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中，对洋务运动采用专节介绍，分为总理衙门的建立和洋务运动两部分。
　　
　　在评价上，采纳了姜铎的两点论，既剖析其封建专横、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消极面，又指出其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抵制外国势力扩张的客观进步性，不再斥责洋务派为“卖国贼”。基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为洋务运动翻了案。（《从洋务运动评价的变迁看初中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激进观点已是司空见惯的史学界不同，时至今日，历史教材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依然沿袭着相对“保守”的两点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洋务运动的名声越来越好时，黄逸峰、姜铎两位曾为洋务运动翻案的学者却又成了坚定的“否定”者。两年后，第二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黄逸峰已病重，未能出席。会议上，分组讨论时，不出意外，全面肯定论占有绝对的优势，姜铎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与20年前姜铎发起第一次洋务运动学术讨论高潮时相比，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而就是在这一次“激烈”，一次“保守”的反复中，时代的大潮已经汹涌而过，那些因时代背景不同而折射在洋务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姜铎先生长女姜霞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大量资料，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