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电影回顾
2004-12-30 16:28:10 来源:南方周末
●高军（北京新影联宣传策划部经理）
2004年在营销上出了几个大事件，比如《十面埋伏》耗资2000多万的首映庆典。尽管张伟平的想法近乎癫狂，但他获得了成功，给中国电影的营销市场带来比较多的思考。“无贼”号列车从北京一直开到九龙，几乎成了那个时段中国媒体的焦点。《功夫》采用不动声色但非常有实效的方式：它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投放数量是《天下无贼》的六倍，其广告费既不是片方出也不是发行方出，而是社会企业出资，搭电影的车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有些影片拍得不错，但档期安排不科学，影响了自身票房。比如《可可西里》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没有必要非得挤国庆长假这个独木桥，这期间有《2046》、《新警察故事》、《哈利·波特3》，你只能占很小的市场空间。
●张卫（CCTV－6《中国电影报道》主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不管市场是何等地严峻，竞争厮杀是多么地白热化，仍有一批执著的电影艺术家，怀着近乎宗教虔诚的艺术信仰，冒着难收成本的压力和危险，顽强地进行着艺术的跋涉，《恋爱中的宝贝》、《暖》、《德拉姆》、《美人草》、《可可西里》等一批艺术片，在电影语言、叙事方法、文化传统的再认识、历史的再发掘，甚至在影像霸权的深度解构等方方面面又推进了一步，我们要向为这一步作出巨大牺牲的电影投资商和大明星们致敬。
●丁一岚（《中国电影报》编辑）
《张思德》、《郑培民》、《可可西里》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影片开始转换其语言表述系统，并开拓了一条可供此类影片借鉴的分区发行、长线运作的市场之路。2004中国电影的成功不在于像张艺谋、冯小刚他们如何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商业成功疆界，而在于一些过去被称为老大难的影片类型开始找到自己的生存土壤。也许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摆脱政治宣传教化工具的阴影，走向技巧、市场和观众。
●杜庆春（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在今年公映的电影中，我只能把《德拉姆》这个作品放在第一位，可见我们的电影对于现实的思考是多么的无能，或者我们只能把电影和现实隔离起来操作。这部作品，田壮壮导演自己觉得不是那种标准的纪录片。他的这种表述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并不止于对世界的表象的纪录，还想增加一些作者的思考。那些精致的画面，甚至比大多虚构电影还要精彩的场面组织和结构组织的后面，怒江河谷的人文状况得到有序的体现，至于背后的思考是不是完成了人类学和文化考古的深度并不重要，因为这首先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自责之作。
特别推荐刘佳茵的《牛皮》，这部作品是作者用DV设备拍摄的。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在于作者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困乏的条件，而在于恢复了电影的最初含义———观察和截获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间。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花50块钱看《天下无贼》，大概是我全年惟一买的一张电影票。冯小刚电影从运作模式、趣味上来讲，是真正的中国商业电影。像《十面埋伏》，片子没什么问题，但整个运作的政府色彩太浓了。
电影应当更多关注小人物生活中的小情感。上影厂的《做头》，讲理发店里理发师和小姑娘、青春少妇的情感，也是我所看到的颇有生活质感的电影。市民的、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主流。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今年另外还看了些东西，把剧情片和纪录片算在一起，不作质量上的判别，有以下14部，其中前面的一半明年可能公演，后面的一半可能永远不会：《旅程》（杨超）、《蒙古乒乓》（宁浩）、《青春爱人事件》（灏然）、《好大一对羊》（刘浩）、《上学路上》（方刚亮）、《孔雀》（顾长卫）、《烧烤》（耿军）、《出路》（李鸿飞）、《白塔》（苏青、米娜）、《沉默之旅》（高子鹏）、《巫山之春》（章明）、《牛皮》（刘佳茵）、《肥皂剧》（乌尔善）、《夜行人》（黎小锋）。
[转帖]2004世界电影推荐
2005-01-03 21:29:29 zy69
2005-01-03 21:54:16 zy69
穷得只剩下电影
南方周末 2004-12-09 15:06:23
要在宁浩和刘佳茵之间找共同点很容易———穷。
得益于今年的电影制度改革，他们又拥有了另一项共同点———想拍就拍。宁浩的《彩虹》，提交了1500字以内的故事梗概之后，获得了拍摄许可；刘佳茵还是在校学生，“学生作品”的拍摄享受相当大的自主度。
这种自主度让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创作冲动，哪怕是砸锅卖铁，耗尽自己最后一分钱。最近，他们两人都接到通知，作品入选了明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电影论坛”单元。接下来，又有一个共同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去哪找钱来完成作品的后期制作，去哪找钱来将自己的作品从电脑硬盘誊上胶片？
在宁浩（前右）的《彩虹》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原因很简单：省钱。
将“劫难”作妙趣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7月，内蒙东北的东乌珠穆沁旗，导演宁浩带着剧组做电影开机前的准备。他先派一名道具师到离驻地200多公里的外景地支起一个蒙古包，计划一两天后剧组就到。这时候影片却出现了资金问题，制片人也赶来与前方剧组做密集的商讨。忙起来，道具师居然就被大家忘掉了，他只能在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又没有手机信号的大草原上守着蒙古包。幸好他带着一箱方便面，幸好有一个羊倌路过。羊倌不会说汉语，但手势比画着，他明白每天要给这个奇怪的汉人带些水来；然后，总是两人隔几米蹲着互相打量，没话。等剧组想起这桩要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天。赶紧开车去找，大老远，就能看见道具师站在一只油桶上翘首盼望。他几乎不会说话了，但第一句话就是：“导演，我想回北京。”
虽然仅仅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毕业一年，宁浩其实已不是“新人”。他在音乐电视领域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实力人物，拍摄朴树的《ColorfulDay》获得去年“华语榜中榜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不久前的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是宁浩担任执行导演；2003年他毕业前在山西执导的DV影片《香火》被选入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更在东京FILMEX电影节获最佳电影奖，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亚洲数码竞赛”金奖。但他的新电影仍然遭遇了一个常态的问题：没钱。
《彩虹》（暂定名）是宁浩“报师恩”的一部作品：他的一位老师策划了这个项目，故事要有三个关键字———农村、儿童、乒乓球。拟定剧情大纲后，他决定先去内蒙选演员：“因为是在不了解的地方写一些不了解的人的状态，所以希望能尊重他们的状态。”在各个那达慕大会上，他们拍摄了上千人的资料；跑了几十所学校，有时候两所学校距离上百公里。“范围缩小到28个孩子，就不太好取舍了，因为不太了解他们。”正值暑假，他们弄了个夏令营，把孩子们凑在一个学校里，每天带他们玩。“从这7天，我才开始了解、喜欢这些孩子。我也开始有了兴趣，从最初一个命题作文，到觉得能展现他们有意思的东西，这个电影有的拍。”
也正在这时，北京来了坏消息，原定投资方出了问题。宁浩一边设法稳住早已到位的剧组，一边与制片人算账：原计划胶片拍摄，预算140万元，换成高清晰度录像，50万是否够用？这个数字，是至少可以卖给电影频道基本保证回收的底限。但就是能行，哪儿去找50万呢？宁浩打电话给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10万多，全拿出来。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先拍了再说！稳定下来之后，宁浩跟剧组交了底。一些人离开了，其他人立刻组织妥当，开机。
在60公里路程也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草原上，这个“穷酸”的剧组只有4辆车，每天还都有故障。不得已时，摄影师杜捷回到北京把自己的切诺基开来，并成为交通主力。拍摄第一天到了外景地，车回驻地取饭，剧组从早上等到天黑，饭也没来。后来知道是当地停电，汽车无法加油。“现代人真是非常脆弱，离开这些交通、通讯工具，就太软弱了。所有在城里拍摄不成为问题的事，在这里都是巨大的问题。”宁浩事后感叹说。他们后来发现在旁边一座山顶上，大概两平方米的一块地方，站得再高一点，偶尔能有手机信号。于是他们在那儿放了一个油桶，远远地，经常能看到山顶上有个人站在油桶上。但看上去就在一旁的山包，从拍摄地走上去，也需要40分钟。
拍摄第三天，运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在了深沟里。一个孩子胯骨骨折，头上缝了6针；一个女演员锁骨骨折。蒙族牧民倒是安慰他们：“没啥，草原上的孩子，骑马摔了也是常事。”但艰苦而多舛的拍摄令剧组的又一批人员离开。片子还得拍，于是“机构重组”：取消场记，带孩子的当地教师做副导演，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另一个司机当生活制片，一个录音师兼现场制片。令人惊讶的是，剧组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效率，有时候一天可以完成四五十个镜头。宁浩不仅没有因为这些事故和繁琐失去了对影片的控制，他甚至把一些尴尬遭遇变成了影片里横生趣味的细节。“没有人给我们拍纪录片，要是有人拍，纪录片恐怕要比电影还精彩。”宁浩自己这么说，那些常人眼中劫难般的拍摄经历，听他一一道来却如同趣事一般。
10月，《彩虹》初诞生，看过的人都喜欢。柏林电影节的两位选片人看完尚无字幕的粗剪片，当即决定邀请影片参加明年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美国某著名电影公司一位高层看得屡屡忍俊不禁，到一半有事要走，还切切叮嘱下次来一定要再看完。可是对宁浩来说，这样的青睐却是让他犯难的好消息。把影片从高清转成胶片，所需数十万资金显然毫无着落——剧组部分人员的工资现在还欠着。“我觉得这么干不行，”宁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无奈叹道，“还是得拍点儿能赚钱的。我这一年，真是全靠《香火》的奖金活着。”话是这么说，他的脑子里还有至少10个听来便很精彩的故事，等着变成电影。
★《彩虹》故事
北与蒙古国接壤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居住着一个蒙族游牧家庭。小儿子毕力格去河里打水，捡到一个不知何处漂来的乒乓球。家里人都不知道这白色的小球是什么，小伙伴二锅头和达瓦也不知道。三个孩子怀疑它是夜明珠，在深夜苦等，“夜明珠”就是不亮。草原货郎来了，告诉他们：“不就是个乒乓球嘛。”可乒乓球是干什么用的，他没工夫跟毛孩子费口舌。毕力格的爸爸从货郎那儿买啤酒，瓶盖上说中了一台电视机，他付出一头羊，让货郎把电视机拉回来。爸爸站在油桶上，把套马杆上的天线举得高高的，只勉强收到一点声音，怎么也没有图像。电视里正好在转播乒乓球比赛，解说员说了这么一句：“乒乓球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球……”
“原来我们捡到了‘国球’！得把它还给国家呀。”国家在哪儿？当然是北京。北京在哪儿？他们只听奶奶唱过，“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那一定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仨小子骑上马和摩托车就往东去，走了一宿还没到北京，却被草原公安截获：“再跑就到俄罗斯了！”回了家，妈妈气得抓过来就揍，“国球”也被抢走踩扁了，孩子们叹息不已。毕力格的姐姐考上了旗里的歌舞团，正好带毕力格去上小学。开学典礼正演节目，毕力格要上厕所。路上，他听到乒乒乓乓。推开一扇大门，十数张球台边少年们打得正酣，白色的乒乓球满地都是。毕力格傻了，半天也不动。
《牛皮》剧组全体演职员集体照———刘佳茵和她的父母
拍自己脑子里的电影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刘佳茵的《牛皮》是一部极端的电影。这部110分钟长的DV作品全部在她自己家里拍成，两间狭窄昏暗的小屋，没有外景；全部演职人员就是她和父母，但影片拍摄却严格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她自己不光导，还得演，此外摄影、灯光、录音、场记等等，一手包办。这是她的长片处女作，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学位在读生。
《牛皮》的影像非常写实，但她坚称这是一部故事片：“有人问我：它看起来非常真实，是怎么拍的？我很无情地告诉他，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我怎样的时候我爸又怎样……有随机成分，但很少。”影片大部分在今年5月间拍摄，但很少有人知道刘佳茵在拍片子，因为拍摄时间只能在深夜。“我从学校回来，妈妈从工厂下班，爸爸从店里回来，这已经很晚了。坐下来可能吃饭也可能不吃饭，然后谈今天要拍哪场戏，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讲整场戏、讲对话、走动，排练几遍；之后我要开始做摄影的工作。机位比较费劲，因为是在一个可能比一般人家里都要狭窄的地方。调白、灯、录音、话筒杆……然后一遍遍拍。从一两点拍到三点甚至五点，然后六七点就要起。”讲述这一切时，刘佳茵表情里并没有一点喟叹。
长镜头非常多，几乎全部固定机位、局部镜头，人的动作和身体极少被完整纳入画面，看罢影片你也并不能推测出房屋的大致格局。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牛皮》在电影学院放映给很多老师看，反应多是“非常好”和“完全否定”两个极端，少有中立。有人不想看，要快进；或是出去抽完烟，回来一看居然还没完。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五折’———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折半，你的利润本来很少还要折半，你要给工人同样的工钱。就是这样一个很自残的事，我爸打这么凄惨的一个东西，还要抠很细……很多人看这场戏会有很深的印象但不见得真能体会。”
《牛皮》还遭遇了许多疑问，刘佳茵自己就列举了一堆：“比如有人觉得：你怎么能全部都在屋里拍呢？你怎么能自己演呢？你怎么能不用录音师呢？你怎么能没有钱就拍呢？你怎么能家里都这样了，你还想学电影呢？这就是众人的态度啊，但如果我用这样的态度衡量自己的话，我现在指不定干嘛呢。我可能在一中学教书呢。事实上众人概念中的这些都是扯淡。”她愈发激动起来，“它跟你真正要做的事、跟电影和生活没有关系，都是扯淡。难和容易，取决于在你的脑子里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那我告诉你，这个在我脑子里就是，很多别的就不是。”
刘佳茵对电影有着少见的坚定与执著，她从初中开始阅读相当专业的电影书籍，高一时就明确了要考电影学院；她的成绩很好，作为文科生，数学高考成绩是102分。1999年导演系本科没有招生，于是她考了文学系，但专业对她并不存在限制：“电影不拍还能怎么样呢？一定要拍。”她没算过拍《牛皮》花了多少钱，也从没考虑之后拿它怎么办，她眼里的拍电影，还真就只是“拍”。“钱什么的，跟电影都没关系，只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是不是想过得比原来好一点，是不是想改变你的生活的问题。我觉得维持或改变自己生活的渠道有很多，这样拍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方式。只要我在干这件事，我对自己干的很满意，后面的问题自己就会解决。”
她似乎也不为电影遭受的争论烦恼：“改变不改变、相信不相信，不止在艺术，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听到这些争论之后怎么办，这是最后的问题。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么多年跟电影发生的关系，我的观念已经是这样了，我很相信我自己。”
10月底，刘佳茵得到通知：《牛皮》被选入下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
论及前途，刘佳茵说：“我留恋学院，在学院5年多，很贴。我在干一个喜欢电影的人应该干的事，就是没有私心杂念地去拍。”
★《牛皮》故事
《牛皮》的故事正是刘佳茵自己家庭的经历。片中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皮艺店，母亲则在工厂负责皮包的设计和制作，他们对这门生意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和心力，却仍是经营惨淡，债主会不期而至。父亲决定以全店皮具五折的方式促销，起初似乎还挺有效，慢慢地作用却不再明显。母亲开始责怪父亲的经营方式和能力，平时在别处总是有一套套道理的父亲，此时却无言以对，懊恼地抽自己的嘴巴。家里家外的波折低落总是会过去，父亲和母亲还是满心祈愿：从明天，也许就能慢慢好起来吧。平淡甚至细碎的生活细节缓缓铺展：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女儿长高，母女为店里收成不错的一天鼓掌欢呼，狭窄的过道里女儿为新的皮包充当模特……生活似乎总是艰难局促，而三个人的家庭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却在这个过程里捉紧人们的呼吸。
南方周末 2004-12-09 15:06:23
要在宁浩和刘佳茵之间找共同点很容易———穷。
得益于今年的电影制度改革，他们又拥有了另一项共同点———想拍就拍。宁浩的《彩虹》，提交了1500字以内的故事梗概之后，获得了拍摄许可；刘佳茵还是在校学生，“学生作品”的拍摄享受相当大的自主度。
这种自主度让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创作冲动，哪怕是砸锅卖铁，耗尽自己最后一分钱。最近，他们两人都接到通知，作品入选了明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电影论坛”单元。接下来，又有一个共同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去哪找钱来完成作品的后期制作，去哪找钱来将自己的作品从电脑硬盘誊上胶片？
在宁浩（前右）的《彩虹》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原因很简单：省钱。
将“劫难”作妙趣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7月，内蒙东北的东乌珠穆沁旗，导演宁浩带着剧组做电影开机前的准备。他先派一名道具师到离驻地200多公里的外景地支起一个蒙古包，计划一两天后剧组就到。这时候影片却出现了资金问题，制片人也赶来与前方剧组做密集的商讨。忙起来，道具师居然就被大家忘掉了，他只能在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又没有手机信号的大草原上守着蒙古包。幸好他带着一箱方便面，幸好有一个羊倌路过。羊倌不会说汉语，但手势比画着，他明白每天要给这个奇怪的汉人带些水来；然后，总是两人隔几米蹲着互相打量，没话。等剧组想起这桩要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天。赶紧开车去找，大老远，就能看见道具师站在一只油桶上翘首盼望。他几乎不会说话了，但第一句话就是：“导演，我想回北京。”
虽然仅仅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毕业一年，宁浩其实已不是“新人”。他在音乐电视领域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实力人物，拍摄朴树的《ColorfulDay》获得去年“华语榜中榜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不久前的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是宁浩担任执行导演；2003年他毕业前在山西执导的DV影片《香火》被选入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更在东京FILMEX电影节获最佳电影奖，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亚洲数码竞赛”金奖。但他的新电影仍然遭遇了一个常态的问题：没钱。
《彩虹》（暂定名）是宁浩“报师恩”的一部作品：他的一位老师策划了这个项目，故事要有三个关键字———农村、儿童、乒乓球。拟定剧情大纲后，他决定先去内蒙选演员：“因为是在不了解的地方写一些不了解的人的状态，所以希望能尊重他们的状态。”在各个那达慕大会上，他们拍摄了上千人的资料；跑了几十所学校，有时候两所学校距离上百公里。“范围缩小到28个孩子，就不太好取舍了，因为不太了解他们。”正值暑假，他们弄了个夏令营，把孩子们凑在一个学校里，每天带他们玩。“从这7天，我才开始了解、喜欢这些孩子。我也开始有了兴趣，从最初一个命题作文，到觉得能展现他们有意思的东西，这个电影有的拍。”
也正在这时，北京来了坏消息，原定投资方出了问题。宁浩一边设法稳住早已到位的剧组，一边与制片人算账：原计划胶片拍摄，预算140万元，换成高清晰度录像，50万是否够用？这个数字，是至少可以卖给电影频道基本保证回收的底限。但就是能行，哪儿去找50万呢？宁浩打电话给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10万多，全拿出来。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先拍了再说！稳定下来之后，宁浩跟剧组交了底。一些人离开了，其他人立刻组织妥当，开机。
在60公里路程也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草原上，这个“穷酸”的剧组只有4辆车，每天还都有故障。不得已时，摄影师杜捷回到北京把自己的切诺基开来，并成为交通主力。拍摄第一天到了外景地，车回驻地取饭，剧组从早上等到天黑，饭也没来。后来知道是当地停电，汽车无法加油。“现代人真是非常脆弱，离开这些交通、通讯工具，就太软弱了。所有在城里拍摄不成为问题的事，在这里都是巨大的问题。”宁浩事后感叹说。他们后来发现在旁边一座山顶上，大概两平方米的一块地方，站得再高一点，偶尔能有手机信号。于是他们在那儿放了一个油桶，远远地，经常能看到山顶上有个人站在油桶上。但看上去就在一旁的山包，从拍摄地走上去，也需要40分钟。
拍摄第三天，运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在了深沟里。一个孩子胯骨骨折，头上缝了6针；一个女演员锁骨骨折。蒙族牧民倒是安慰他们：“没啥，草原上的孩子，骑马摔了也是常事。”但艰苦而多舛的拍摄令剧组的又一批人员离开。片子还得拍，于是“机构重组”：取消场记，带孩子的当地教师做副导演，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另一个司机当生活制片，一个录音师兼现场制片。令人惊讶的是，剧组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效率，有时候一天可以完成四五十个镜头。宁浩不仅没有因为这些事故和繁琐失去了对影片的控制，他甚至把一些尴尬遭遇变成了影片里横生趣味的细节。“没有人给我们拍纪录片，要是有人拍，纪录片恐怕要比电影还精彩。”宁浩自己这么说，那些常人眼中劫难般的拍摄经历，听他一一道来却如同趣事一般。
10月，《彩虹》初诞生，看过的人都喜欢。柏林电影节的两位选片人看完尚无字幕的粗剪片，当即决定邀请影片参加明年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美国某著名电影公司一位高层看得屡屡忍俊不禁，到一半有事要走，还切切叮嘱下次来一定要再看完。可是对宁浩来说，这样的青睐却是让他犯难的好消息。把影片从高清转成胶片，所需数十万资金显然毫无着落——剧组部分人员的工资现在还欠着。“我觉得这么干不行，”宁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无奈叹道，“还是得拍点儿能赚钱的。我这一年，真是全靠《香火》的奖金活着。”话是这么说，他的脑子里还有至少10个听来便很精彩的故事，等着变成电影。
★《彩虹》故事
北与蒙古国接壤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居住着一个蒙族游牧家庭。小儿子毕力格去河里打水，捡到一个不知何处漂来的乒乓球。家里人都不知道这白色的小球是什么，小伙伴二锅头和达瓦也不知道。三个孩子怀疑它是夜明珠，在深夜苦等，“夜明珠”就是不亮。草原货郎来了，告诉他们：“不就是个乒乓球嘛。”可乒乓球是干什么用的，他没工夫跟毛孩子费口舌。毕力格的爸爸从货郎那儿买啤酒，瓶盖上说中了一台电视机，他付出一头羊，让货郎把电视机拉回来。爸爸站在油桶上，把套马杆上的天线举得高高的，只勉强收到一点声音，怎么也没有图像。电视里正好在转播乒乓球比赛，解说员说了这么一句：“乒乓球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球……”
“原来我们捡到了‘国球’！得把它还给国家呀。”国家在哪儿？当然是北京。北京在哪儿？他们只听奶奶唱过，“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那一定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仨小子骑上马和摩托车就往东去，走了一宿还没到北京，却被草原公安截获：“再跑就到俄罗斯了！”回了家，妈妈气得抓过来就揍，“国球”也被抢走踩扁了，孩子们叹息不已。毕力格的姐姐考上了旗里的歌舞团，正好带毕力格去上小学。开学典礼正演节目，毕力格要上厕所。路上，他听到乒乒乓乓。推开一扇大门，十数张球台边少年们打得正酣，白色的乒乓球满地都是。毕力格傻了，半天也不动。
《牛皮》剧组全体演职员集体照———刘佳茵和她的父母
拍自己脑子里的电影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刘佳茵的《牛皮》是一部极端的电影。这部110分钟长的DV作品全部在她自己家里拍成，两间狭窄昏暗的小屋，没有外景；全部演职人员就是她和父母，但影片拍摄却严格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她自己不光导，还得演，此外摄影、灯光、录音、场记等等，一手包办。这是她的长片处女作，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学位在读生。
《牛皮》的影像非常写实，但她坚称这是一部故事片：“有人问我：它看起来非常真实，是怎么拍的？我很无情地告诉他，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我怎样的时候我爸又怎样……有随机成分，但很少。”影片大部分在今年5月间拍摄，但很少有人知道刘佳茵在拍片子，因为拍摄时间只能在深夜。“我从学校回来，妈妈从工厂下班，爸爸从店里回来，这已经很晚了。坐下来可能吃饭也可能不吃饭，然后谈今天要拍哪场戏，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讲整场戏、讲对话、走动，排练几遍；之后我要开始做摄影的工作。机位比较费劲，因为是在一个可能比一般人家里都要狭窄的地方。调白、灯、录音、话筒杆……然后一遍遍拍。从一两点拍到三点甚至五点，然后六七点就要起。”讲述这一切时，刘佳茵表情里并没有一点喟叹。
长镜头非常多，几乎全部固定机位、局部镜头，人的动作和身体极少被完整纳入画面，看罢影片你也并不能推测出房屋的大致格局。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牛皮》在电影学院放映给很多老师看，反应多是“非常好”和“完全否定”两个极端，少有中立。有人不想看，要快进；或是出去抽完烟，回来一看居然还没完。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五折’———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折半，你的利润本来很少还要折半，你要给工人同样的工钱。就是这样一个很自残的事，我爸打这么凄惨的一个东西，还要抠很细……很多人看这场戏会有很深的印象但不见得真能体会。”
《牛皮》还遭遇了许多疑问，刘佳茵自己就列举了一堆：“比如有人觉得：你怎么能全部都在屋里拍呢？你怎么能自己演呢？你怎么能不用录音师呢？你怎么能没有钱就拍呢？你怎么能家里都这样了，你还想学电影呢？这就是众人的态度啊，但如果我用这样的态度衡量自己的话，我现在指不定干嘛呢。我可能在一中学教书呢。事实上众人概念中的这些都是扯淡。”她愈发激动起来，“它跟你真正要做的事、跟电影和生活没有关系，都是扯淡。难和容易，取决于在你的脑子里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那我告诉你，这个在我脑子里就是，很多别的就不是。”
刘佳茵对电影有着少见的坚定与执著，她从初中开始阅读相当专业的电影书籍，高一时就明确了要考电影学院；她的成绩很好，作为文科生，数学高考成绩是102分。1999年导演系本科没有招生，于是她考了文学系，但专业对她并不存在限制：“电影不拍还能怎么样呢？一定要拍。”她没算过拍《牛皮》花了多少钱，也从没考虑之后拿它怎么办，她眼里的拍电影，还真就只是“拍”。“钱什么的，跟电影都没关系，只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是不是想过得比原来好一点，是不是想改变你的生活的问题。我觉得维持或改变自己生活的渠道有很多，这样拍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方式。只要我在干这件事，我对自己干的很满意，后面的问题自己就会解决。”
她似乎也不为电影遭受的争论烦恼：“改变不改变、相信不相信，不止在艺术，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听到这些争论之后怎么办，这是最后的问题。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么多年跟电影发生的关系，我的观念已经是这样了，我很相信我自己。”
10月底，刘佳茵得到通知：《牛皮》被选入下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
论及前途，刘佳茵说：“我留恋学院，在学院5年多，很贴。我在干一个喜欢电影的人应该干的事，就是没有私心杂念地去拍。”
★《牛皮》故事
《牛皮》的故事正是刘佳茵自己家庭的经历。片中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皮艺店，母亲则在工厂负责皮包的设计和制作，他们对这门生意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和心力，却仍是经营惨淡，债主会不期而至。父亲决定以全店皮具五折的方式促销，起初似乎还挺有效，慢慢地作用却不再明显。母亲开始责怪父亲的经营方式和能力，平时在别处总是有一套套道理的父亲，此时却无言以对，懊恼地抽自己的嘴巴。家里家外的波折低落总是会过去，父亲和母亲还是满心祈愿：从明天，也许就能慢慢好起来吧。平淡甚至细碎的生活细节缓缓铺展：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女儿长高，母女为店里收成不错的一天鼓掌欢呼，狭窄的过道里女儿为新的皮包充当模特……生活似乎总是艰难局促，而三个人的家庭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却在这个过程里捉紧人们的呼吸。
2005-01-05 20:51:49 安德顿 (辽宁)
牛皮听别人说过，“虽然动作不多，但是你还是想看下去”，估计作者对悬念的运用掌握的很好。
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五折’
悬念运用的很好。
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五折’
悬念运用的很好。
2004-12-30 16:28:10 来源:南方周末
☆《凶手》（Los Muertos）阿根廷（都灵电影节）
一个人出狱后，开始划船而下，寻找自己居住在河边的女儿。故事从对拉美社会问题的关注开始，逐渐抽象出来，变成对个人问题的思考：人怎样面对孤独、思恋、生存等问题。最终，影片进入了现代性反思：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对受难者来说，是生存更重要还是环境、自然更重要？影片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贾樟柯）
☆《咖啡时光》中国台湾（威尼斯电影节）
这是侯孝贤导演最抽象的电影，抽象到只留下窗外的时间，所有无法被拍进电影的东西被拍进了电影。这部影片虽然是为了向小津安二郎致敬而拍摄，但除了其中关于家庭的故事外，与小津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侯孝贤在拍自己的电影。 （贾樟柯）
☆《热带病》（Tropical Malady）泰国（戛纳电影节）
一部电影之美，并不一定要求你“懂”。阿比差潘·维拉瑟萨库的《热带病》的前一半是在描绘泰国乡村一个士兵与一个男孩间半推半就、欲说还休的同性恋情；到中间突然调子大变，讲起传说中的萨满能够变身为老虎。又一个士兵在暗夜丛林中独自巡行，追踪隐约见到的赤裸男孩，那男孩的身上，浅浅地浮现出虎皮般的条纹。后半段“故事”完全没有台词，但昏暗的影像与完美的音效却令影院里的观众仿佛真正置身热带丛林。 （李宏宇）
☆《五》（FIVE）伊朗（戛纳电影节）
五个故事，没台词、没演员，有的甚至连生命体都没有。阿巴斯似乎是把电影带到了类似“返璞归真”的境界——你会像看任何一部故事片一样，目不转睛地看海滩上被海浪冲得滚来滚去的一截枯木，因为你想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几十只鸭子按一定的安排，在镜头前跑来跑去，就能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三五成群的几头小狗，在沙滩或卧或走，就让你读到了情感——只要有观察之心，电影百年里讲述的一切，你身边俯拾皆是，人们又为什么要费力拍电影、看电影？
阿巴斯对电影的思考和解构，在每每当你觉得“还能怎样？”的时候，总是又带给你新的惊叹。 （李宏宇）
☆《托尼瀑谷》（Tony Takitani）日本（洛迦诺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托尼瀑谷》的同名小说，收于《列克星敦的幽灵》，虽然只是一个小短篇，但村上春树小说没有办法拍成电影的说法，终于被市川准给打破了。
如同村上的文字，市川准也使用了一套风格明显和独特的影像语言。比如画面的过渡，始终是从左向右缓缓平移，掠过一片黑色阴影，接入另一个场景；比如内景，强背光也好，小景深也好，总之是抹掉一切背景，让画面单薄、干净得几乎不现实。故事不用说，就是对比着小说看，也完全一模一样。人物只有三个，加上画外音的叙述，简直就是“极简主义”；更加妙不可言的，是人物气质、影像、色调、叙事时那种冷淡观望的“表情语气”，都与村上春树的味道非常靠近。（李宏宇）
☆《日落之前》（Before Sunset）美国（柏林电影节）
9年前，他和她在旅途上相遇，经过一夜浪漫，约定6个月后在维也纳再见。但这次约会没能实现。
9年后，他们在巴黎重逢，他要去赶两小时之后的飞机。于是他们在巴黎的街头漫步，互相诉说和倾听诉说。片子长87分钟，时间上没有任何跳跃，他们结结实实聊了87分钟。
聊87分钟的天，却不会让观众觉得闷，靠的就是妙趣横生的台词。但《日落之前》出色的不仅只是台词。整部影片的拍摄只用了5天，每天只有黄昏到日落之间的两个小时可以用来拍摄，而片中比比皆是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表演、摄影和场面调度稍欠火候，影片立刻会分崩离析。
（风端）
☆《三部曲：哭泣的绿地》（Trilogy：The Weeping Meadow）希腊（柏林电影节）
这是一部典型的史诗，按照导演安哲洛普罗斯的构想，希腊百年历史将通过3部影片共9小时的故事展现出来，《哭泣的绿地》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安哲洛普罗斯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影片的画面具有油画般质感，安静却蕴含着躁动的力量。在故事方面，导演使用的也是最传统的方式———推向极致的强烈对比———简单而实用：母亲15年后出狱，却发现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在内战中分别处于两个阵营，在一场战役中同时战死。 （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