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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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西里》：真实、失衡与妥协
　　文/苏七七
　　在电影院看《可可西里》，电影结束时，观众们没有马上离开，大家站着坐着，等着字幕升起，音乐奏完。这是一部久违的，能在感情上给予观众巨大共鸣的国产院线影片，它涉及了一些基本而深刻的问题，——生态平衡、社会发展与个人可能或不可能的选择，必然留下一个广大的思考与讨论空间。
　　作为一部剧情片，《可可西里》有着具体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背景。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珍贵的高原动物藏羚羊，随着欧美市场对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其原料藏羚羊绒价格暴涨，各地盗猎分子纷纷涌入可可西里。短短几年间，百万只藏羚羊几乎被杀戮殆尽，残存不到两万只。1993年起，一支名为“野牦牛”的武装反盗猎队，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这支由“临时工”组成的队伍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浴血奋战，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牺牲。
　　《可可西里》以巡山队追击盗猎者为故事的基本线索，它设置了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从他的视角展开叙事。故事是以一种朴实的直叙方式展开的，同时保持着一个悬念片的心理张力。在一天一天的巡山过程中，影片展现了可可西里美丽而又残酷的景观。他们路过一个哨卡，里面的队员已经一个人在这里坚持了三年；他们看到被杀的遍地藏羚羊的骨架，点起的火光映红了天；他们追上为盗猎者剥羊皮的人，补给不足，放了他们；然后，他们有人牺牲了，互相失散了，最后赶上了盗猎者，死在了盗猎者的枪下。巡山队的队长，叫日泰，一个汉子，被一群盗猎者围在中间。一枪打过来，他就倒下了，在地上抽搐。盗猎的头子给了开枪的一耳光：“日他妈的，差点打到老子。”他拿起冲锋枪，冲地上抽搐的身体补了一梭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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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可可西里》是一部能让人“震动”的电影。美国哲学家罗蒂说，他为其中充满力量感的真实震动。这种“有力量感的真实”，很大程度地来源于电影的纪录风格。但《可可西里》并不是一部纪录片，导演陆川在接受采访中说：“电影追求真实感，但已经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可以记录。这是电影的可可西里，不是现实的可可西里。”而拍过野牦牛队的纪录片（《平衡》）的导演彭辉说：“电影是‘比较真实’的，生活的真实平淡复杂，而电影需要高潮。”因此，让观众震动的《可可西里》的真实，并不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直接倒影，而是一种真诚态度之下的重新结构，纪录片导演彭辉评论剧情片《可可西里》，说：“这是一部良心之作。”
　　“良心”意味着导演面对对象的态度，而《可可西里》的态度，是一种对可可西里的尊重。陆川说：“这个环境强制性地要求你的单纯。”因此到了可可西里，原来的有追杀、枪战、爱情等等复杂元素的剧本就失了效，这个对象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成为电影中最重要的因素，形成了电影“真实”的基础。在电影的层面上，真实感来最大地来源于对深入可可西里的实景拍摄与非职业演员的参与演出。
　　面对着可可西里，既便是影像，人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呼吸的艰难。自然以无人区的方式横亘在人的面前，让人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控制与改造自然这些豪言壮语，在可可西里面前，暴露了人类欲望的可笑。人类只能怀着谦卑之心，与一切生物一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藏羚羊的危机，或者生态平衡的危机，背后是更深刻的全球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全球化市场却能够将它的商业链条伸向可可西里无人区。于是，贫穷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滥用，滥用又带来更深的贫穷。在生存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丛林法则是如此残酷地体现：有力者逐利者成了盗猎者，无力者只要找一个方法让自己活下去，是顾不到藏羚羊的，如马占林。
　　影片中，给盗猎分子剥羊皮的马占林，他剥羊皮剥得最好最快——剥一张羊皮的价格是五块钱。“为什么干这个？”“原来放牧，养羊，养牛，后来没有草地了，牛羊活不下去了，人也活不下去了。”这是在巡山队与盗猎者的黑白对抗中，他是一个灰色的卑微的人物。他本能地挣扎着生存，做他任何能做的事情维持自己的生命，如此而已。但在这个人物身上，隐藏这一系列事件更深的背景和原因。
　　但可惜的是，电影《可可西里》涉及了重大的题材，但没有充分地展现出其中的层次与肌理。过于简单的单线叙事中，死亡象是一下下重锤，在前景处刺激着观众的感官与情感，但中景与远景的透视过于模糊，台词的解说性成分，大大削弱了电影可能的深度。在电影中，很多情况是通过记者与人物的对话“交待”出来的，比如记者与巡山队员的对话，与马占林的对话，与日泰的对话，这些常显得过于生硬。陆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个电影与媒体本身有着一种分不开的关系，我最早看到了《南方周末》上对野牦牛队的报道，然后在真正开始这部电影时，就也象是影片中的记者一样，用一种‘外来人’的眼光去凝视他们的生活。它到底是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我只能，或至少能拍出我看到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叙事的角度，可以使电影保持一种“克制与理性”。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错，但在这个主观视角中，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客观上的不足够深入，一种简单化与想象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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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导演对于题材的不足够深入与思想的不足够深刻带来的问题。就着这个有力量的题材，陆川拍出了一个有力量的电影，但这个力量，很大程度借用自题材，电影本身还有着相当的局限与缺陷。当电影尽量地帖近对象时，它展现出一种质朴沉重的力量，比如巡山队员在藏羚羊被杀的湖边见到一对捞虫子的父子，脸被冻得青黑，他们没有捕捞证，于是罚款。比如国栋的死，也有着一种茫然而悲怆的力量：他陷在沙漠的流沙之，被一点一点无声地吞没了。但是当电影受到外在因素或者导演过于明显的目的的干扰时，那种力量就被削弱了，影片最后的字幕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字幕里交待了野牦牛的解散，保护区公安队的建立，藏羚羊数的回升，“卖皮子”问题的结果。野牦牛队这种自发团体需要着巨大的献身精神与道德自律，有一种高贵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确实难以在现实中维持——但字幕把问题作了过份简单化的收束。现实的另一部分是，2002年底，“野牦牛”队因为上级主管单位被撤消，经费困难，被迫解散。可可西里管理局下属巡山队最后收编了“野牦牛”队，但是不久，队员们又纷纷选择了离开。
　　“如果我可以自己决定的话，我会把电影结束在日泰的死。”陆川说。但决定电影的不仅仅是导演，还有投资方，还是审片委员会。这是一部院线电影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可可西里》的投资方是哥伦比亚公司、华谊兄弟公司，作为投资方，他们需要的是一件在全球文化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因此，电影的原来剧本，有卧底与爱情、追杀与枪战这些必备因素，在现在的《可可西里》里，还保存着一些痕迹（比如片头记者与队长之女央金的关系，象是要有下文的，而最终没了下文）。而对野牦牛队的合法性的表述，则意味着《可可西里》能多大程度地真实面对，在保护可可西里中自发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关系。在这方面，陆川一方面通过对话说明了野牦牛队“没有人、没有钱、没有枪”的艰难处境，他们不得不“卖皮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不但结尾的字幕消解了二者间的矛盾乃至对立，而且巡山队在整个巡山过程中“依法办事”的风格，都使他们带上了更为主流的气质。在日泰之死的场景中，他面对围成四周的盗猎者，说：“枪交上，人跟我走。”这句台词显得教条而多余。
　　一边是严格的市场要求，一边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要求，作为导演，陆川的创作环境如同在夹缝之中。他必须在这二者这间走着平衡木，这是一部中国院线电影的必然命运。作为一个观众，应当能理解他为此作出的妥协，如果这种妥协没有堕落为迎合与投机，如果还在其中坚持了对题材的尊重与自己的美学追求，那还是值得赞许的。陆川的这部影片，保持着他在环境中形成的想法与感情，有着一种阳刚之气，都十分难得。但必须看到的是，不仅仅由于外部因素的制约，陆川本身的情节与影像安排，有时也背离了环境奠定下的基调。
　　重新再来看看影片最后的情节，日泰之死。这是陆川面对哥伦比亚公司的修改意见时，坚决不肯修改的部分，他说：“我绝不损失我要表达的东西。”比起通常的商业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主旋律电影的煸情结局，这个结尾确实是拍得生冷干脆。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导演是不是在对程式的拨乱反正中，走向了另一个风格化的极端，为了得到一个足够冷酷、足够“现实主义”的高潮，而伤害了真实本身？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野牦牛队队长索南达杰死于与盗猎者的枪战之中。
　　因此，不能说陆川的这个结尾是缺乏力量的。它还是有力量的，有着叙事上的坚决与绝对带来的力量，有着影像上的全景远景的不事渲染带来的力量。这个结尾，是很典型的陆川式的处理方式，它看似不煸情，不讨好，但是却有一种内在的过度安排。这种安排形成的力量，反而是表层的，与整个可可西里这个题材带来的深层的力量，其实并没有一种真正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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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西里》是一部令人震动的电影。但在被它震动之后，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绵延。电影之外，是资源滥用、生态恶化、贫困落后地区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空洞的，它意味着藏羚羊能保持多少数量，马占林能不能生活下去，野牦牛队与盗猎者，与管理区保护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包含其中，政府力量如何能真正贯彻，民间力量如何能保持生机，这是《可可西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却将带给我们的思考。电影之内，是资本、意识形态与美学如何能形成一个相对良性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影，不是在夹缝中受到左右夹击，而能够在彼此理解中争取一个稍为自由的表达空间，从而产生更多的有力量也有利润的作品。而对导演陆川来说，他在这个电影中，显示独立的控制能力，更为鲜明的个人风格，一种阳刚茁壮之气。这个电影虽然还存在着一种思路上的简单化与浅层化，一种处理方式上的目的性太强的看似质朴，但是相比起《寻枪》，却有了一种自信与大气。与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作对照，贾樟柯的力量是从经历中“生长”起来的，而陆川的力量是从题材对象中“寻找”与“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的当代年青导演获得力量的两种方式，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还有着更远的路要走，更多的尝试要进行。
　　（笔者在陆川即将赴日参加东京电影节前，与他进行了一次匆忙的采访，本文所引陆川的话，出自采访记录，另就同样题材剧情片与纪录片的区别，采访了《平衡》导演彭辉，本文所引彭辉的话，亦出自采访记录。第一部分中罗蒂的观点，引自《读书》2004年第10期赵汀阳先生的文章《〈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并就此文向我的朋友张业松表示感谢，此文许多观点得自与他谈话的启发。）
　　
　　《凤凰周刊》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