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常规放映采访三：王我访谈

　　王我访谈：
　　
　　问：我对你以前的背景了解不多，你最初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做纪录片的？
　　　
　　王我：原来学画画，后来上中央工艺美院，学设计。很多人那个时候没有设计的概念，就以为是画画，考工艺美院也是为了画画。去考试的时候对专业都没有什么了解，比如认为装潢系是搞装修的，其实装潢系更接近于外国的平面设计，感觉环艺是好像跟环卫有点儿关系，其实是室内设计，环境设计。那个时候考这个学校的人至少90%是奔着考美术学院去的，考上以后，头两年基础课程还是美院的一套，到了大三，突然跟画画都没有关系了，变成设计了，有很多人到大三以后突然就不适应了，梦想着毕业以后画画，不弄这个了。毕业的那个时候，学设计的人太吃香了，特别能挣钱，用人单位特别地多，上到国家部委，奥美把招聘广告贴到我们班都没人去。我们从大三开始，生活上从来没有给家里要过钱，还补贴家里点儿。大家的想法就是先去挣几年钱，然后再去画画，于是一下子都挣钱去了，很多回不来了。可我们班至少有一半人，对艺术的念头是没断的，比如平时关注一下，参加一些活动。我也是这么一种情况，于是就开始关注电影，应该说是从大片开始，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片子，还有像《谜墙》、《性谎言录像带》那样的，在艺术圈里大家都知道的片子。后来，我记得最早看的是《北京杂种》，应该是92年、93年的时候，当时是奔着看崔健去看的，结果里面崔健挺让人失望的。再之后就到了贾樟柯的片子。纪录片是一直到2000年，还是99年，有一次吴文光上工艺美院讲座，当时我又回去上研究生了，他主要是讲那个时候所谓独立纪录片，他提到了一些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片子，放了一些片断，有《江湖》的，还有他当时正在拍的一些素材，《老头》的片断等，给我印象特别深 ，感觉 “噢，这是纪录片”。 那之前对纪录片的概念特别模糊，限于像《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那样的，再往前就是新闻简报了，所以看完那个以后触动很大，那个时候我就打算拍片了，觉得自己能做这件事，感觉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肯定会特别地对，所以到了01、02年就开始筹划自己拍片。
　　
　　03年的时候，回邯郸拍了一个剧情片，剪的时候特别困难，剪完之后也觉得离自己的想法差得特别远，没有经验，自己控制不了，想当然地去做一个东西，也就没有拿出来。当时拍那个片子的演员什么的都是当地朋友，他们说以后你一年弄一个出来给大家看看好玩，他们看着挺高兴的，我是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在里边呈现出来，然后就说行，一年弄一个呗，当时就许了那么一个愿。结果眼看着04年就快完了，什么都没弄，稀里糊涂就过去了，一年弄一个片子挺困难的。那个时候我有两台机器了，2000年的时候买了一个小DV，03年的时候拍买了一个150P，小DV我原来总是随身带着拍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大堆磁带，我想把磁带整理一下，有一些没用的就把它抹掉。我知道里边肯定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最终整理了大概三盘带子，三个钟头左右，就是把好玩的都放在一起了。再去看这些带子的时候，就觉得里边能剪出一个东西来，就开始剪那些东西了，剪了好些遍，最后70多分钟，当时就是给朋友看，有一些人特喜欢，有一些人特不喜欢。后来是有一个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朋友，送给崔子恩一张盘，崔子恩当时跟一帮学生看了，崔子恩说我不喜欢，但是我那些学生特喜欢，他说你去找朱日坤，说他们有一个影展，你把这个片子给他送过去，他给推荐了一下，我那个时候不认识朱日坤，这是大致的情况，《外面》算是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模模糊糊的找到了一个自己能够把握的创作方式，虽然不是特清楚。因为认识朱日坤了，就开始帮他的影展做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基本上也不做了，差不多就半闲着在家。剪第二个片子完全是顺着第一个片子往下做的，还是用素材，包括剪第一个片子的时候没用的素材，觉得在第一个片子里不知道怎么用的，比如说有关奥运会足球出线的东西。剪这个片子的时候突然觉得能用了，于是又做了《热闹》这么一个片子。
　　
　　再下来做《折腾》的时候，07年， 07年底宋庄要盖现在的工作室，我负责盯着盖房，我知道肯定小一年就扔进去，不可能再去拍什么了，就零零碎碎地去搜集点儿东西。08年南方下大雪，当时我特想去拍一些，也知道去不了，火车都不通，我跟广东一个朋友说，你没事上火车站拍点儿东西，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可能兴趣在剧情片上，我想就算了吧，结果看电视，一看电视就想录一点，就把摄像机接在电视上，接上去就没拔下来，一开始只是想录那个事，后边的事就不断了，而且你也知道有奥运会这样的事在后边，你想象不到的像西藏、汶川这些，后来就想我就录一年电视看看，没准儿能剪一个什么东西，就当我在现场，就当我去了趟西藏，去了趟四川，拿别人的素材来剪，大概就是这么想的，而且素材的来源上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像剪辑方式跟前边的两个片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突破，我倒是想有点儿突破，但是感觉好像还是那种方法。
　　　
　　问：这个过程中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这个片子基本上有戏了，能做出来还不错的一个东西？　　
　　
　　王我：到西藏事件的时候已经觉得这能出东西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信藏传佛教的， 3月11、12号的时候，我已经听他说大昭寺这些事，那个时候和平请愿，正开始播是十几号了，这个消息压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捂不住了才开始播了，而且完全是一种已经编辑好，设定好的方式来报道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西藏的事不会那么简单就完，之后就是传圣火，多恶心的一件事，两件事是交叉的。
　　
　　问：开头和结尾的升旗和降旗是自己拍的吧？
　　　
　　王我：是，这个特好玩，郝健还说：“肯定你是策划好了，要不然不会头一天就去拍”，其实挺偶然的，在那之前做一个短片《上下》，当时是我用150拍的，想做一个小实验片，再找个日子拍一个高清版的，我当时还没有高清机器，正好徐辛年底来北京，他有一台HDV，因为我知道1号会热闹一点，平时是没有乐队的，我说你帮我个忙，咱们去拍一点。其实到11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手剪了，开始看素材了，就想起这个来了，要是没有那个，这里边真是一个我自己拍的镜头都没有。就想31号我再去拍一下降旗，算是一年的事，当时还想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想《一年》，《一年到头》这样的名字，一直到12月底，胡锦涛说：“不折腾”，一想这个名字挺好的，挺现成的。
　　
　　问：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我想先提出一些我的看法，说说我对这个片子的感受，看我说的和你的想法是不是能契合。我简单地做了一点概括，一是这个片子在结构上有两条线：一个是圣火传递，一个是西藏，这两条线在片子前三分之二的部分中实际始终是扣在一起的，交错着往前走，也有重复，像14号事件，你在两个地方用了，虽然整个片子是线性往前发展的，但是在个别的事件有重复的处理。到了七、八月份，这两条线索就好像开始变得不明显了。
　　
　　另外除了这两条主要的线以外，有一部分像鼓点儿一样，是重要的社会事件，三聚氰氨，杨佳，或是湖北惠州的集体事件，这些实际上分量也很重。也一部分类似于泛音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股票今天涨了，怎么又出印花税，在不同的地方大概有三、四次，包括到结尾。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不起表意作用、而专门为了赋予前边或者后边意义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吸引我，比如圣火的时候，一下子出来广告，说邮票，情绪那个饱满的感觉，太戏剧了！还有河北模特大赛，接着就是温家宝出来了，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荒诞，政治话语中的和商业的。你这个片子用这种方式，放弃了解说，放弃了字幕，放弃了所有的评论，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整个片子靠构成这种张力体现了你自己的观念。当然你也有很直白的东西，比如对某些特别画面的反复重复，对胡锦涛话的剪切等都让我感觉太荒诞了，荒诞开头，荒诞结尾，中间还有逻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刚才说了结构，其实应该先说主题。就是我想这08年一年的片子，要表现什么，我自己感觉首先是刻划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或者是统治阶级，当然这里的权力阶层里是有不同层次的，从你的片子里已经看得到最高首长是怎么样，下一级官员是什么样，再一级官员又是什么样，直接领导拆迁的人又是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一个谱系在里头，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和它相反的是普通民众，从群像开始，逐渐到个体，包括拍DV的一个家庭，杨佳也是个体，贵州社会动乱也是个体也是群像；还有你把媒体也作为了一个目标媒体，媒体很多时候是权势的附庸和代言人。 开场字幕出来之后，开始电视台的信号，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你针对电视台，而是具体的内容，从上海东方台的反复开始，我就感觉媒体登场了，这是我的一种想法，你不一定认同。最明显的就是水塔爆破那部分，我觉得这里跟权势也没有关系了，就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作为最主流的媒体，最高、最权威的媒体欲盖弥彰。最后一点就是主流媒体相对应的就是网络媒体，包括你一些处理也是借用了网络的表达，比如字幕。
　　　
　　王我：对，说到网络，里边有一些东西，我甚至有点儿借鉴网络恶搞的方式，网络恶搞大家一般都嗤之以鼻，我看过朱大可有一篇文章说到恶搞，他说他不喜欢这个词，是因为它表达不出恶搞应有的含义，恶搞里其实有很有态度的问题，我也认可所谓的网络恶搞是挺有态度的，用恶搞这个词有点儿诋毁他了，这个词本身太不严肃了。所以像恶搞的东西，我不会回避，甚至这些素材，也许哪一天我会再重新拿一些素材再剪，完全按恶搞来做都有可能，比如把别的声音安给另外一个人，类似这样网络常用的手法。
　　
　　还有说到媒体，主流媒体无意中他营造出一种环境来、一个所谓的语言氛围来，他们在这个语言环境里，觉得哪儿都特正常，意识不到不正常。比如，从四川地震一直到今天，这种新闻报道是越来越让人受不了，汶川说降半旗的时候，大家伙还都谈论呢，到现在网络上已经一片骂声，这个事明摆着是不对的，为什么还是做得津津有味，因为已经体会不到其它的声音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声音里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些挺好玩的东西，就是白岩松跟茂县连线的时候，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也知道那里可能好些人不太容易看得懂。那个里边只有那么两祯，两祯是一祯清楚的，前半祯是叠的，后半祯是叠的，中间一祯是清楚的，就是把那句话“那儿的情况相当严重”，改成了 “比较严重”，声音也是别处掐来的。当时我剪的时候就是一闪，我就慢慢看一祯一祯看才发现。我觉得作为技术人员，太容易把它剪得干干净净太容易了，他们可能有一种抵触心理，反抗心理在，可能这个事是我做的，我忍着恶心，背着良心做的，我要留那么一祯给我自己，这只是我去猜测具体做事的人。
　　　
　　问：刚才说网络的应用，以个人的角度来说，我面对一个事件，想去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方面来源是主流媒体，一方面来源就是网络，这两种来源的信息往往是一种对抗的关系。
　　　
　　王我：没错，中国人信息来源，现在基本上除了主流媒体，其它的能听到点儿别的声音就是网络，可能在别的地方这两个报道是一致的，深度不同，方式方法不同，但是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的网络上最起码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两头看，大家现在的习惯就是从广播、电视听到一个事，马上去网上查证，大家第一个的想法就是他说的是不是瞎话。而且网上有好多东西，你刚看见转天就没了，有一些是你刚听说，去那儿已经就没了。还有一些像凤凰卫视的那些东西都会始终在那儿挂着，比如说牛奶那个，我是事后去找的，可能到了10月份，11月份准备要做片子的时候，因为电视里录的特别少，电视里当时一个三鹿的广告都没有录到。
　　
　　问：片子里还有一种手法，可以算是一种“断章取义”，你把一个东西从它的大环境中抽出来，赋予这个东西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在广场上，人们在大喊的那场特别有代表性，可能放在电视新闻里，有前面一个主持人的铺垫之类的，会非常自然，但是你突然抽出来那一个片段就显露出一种病态，我觉得当时那些人已经是一个集体人格，失去了个体性，当你把一个个体从这种集体性中抽出来就变得非常荒谬和可笑了。
　　　
　　王我：对，没错。
　　
　　问：你当时会有顾虑，你所有的素材都是收集来的，可以构成一个电影吗？
　　　
　　王我：没有什么顾虑，是不是电影没有关系。我当时想素材没有我的，我不保留版权，我想弄完了，我就传网上，结果传了三、四回，传完之后给我一个回复，说你这个有版权还是肖像权有问题，传不上去，我也弄不清说什么。
　　　
　　问：片子的结尾，是奏国歌，唱国歌，国歌是奥运会开幕，你为什么会把奥运会开幕又放到那呢？
　　　
　　王我：对。其实你像看像《掩埋》，包括胡新宇的片子里，对国歌那种运用挺刻意的，包括我的也是，那一段完全可以不要，就直接接到国旗降落就完了，老觉得最后你恶心了我半天，我得恶心你一下，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问：你是这种语言描述的，我想这里的意图可能也是想在最后让片子主要探讨的对象出出场-我这么半天最重要说谁呢?
　　　
　　王我：像奥运会那一段和汶川地震那一段是作秀最多的，事件也是最大的，我剪的时候，汶川那段素材太多了，怎么剪？最后就是把所有从上到下他们怎么为人民尽心尽责的报道剪了一些，展现地震的那些东西我都没要，就放了一些照片。之后就接着广场默哀，那一块，其实有一些人看完之后感觉这不是谢罪呢嘛，我就是想找那么一种感觉，你们也该谢谢罪了。包括奥运会也是，我对奥运会的感觉就是奥运会几乎就是一通礼花就完了，具体奥运会是什么样的，没有几个中国人去关注，在中国人关注度里边，假如说对奥运会我有十分的关注，这十分的关注八分在奥运之前，到开幕式为止，真正奥运会之后拿多少块金牌什么，可能很多人关注度就没有之前高了，因为之前的不确定性特别多。奥运会对我来说就是一通礼花，没有别的，那么闷热的天放礼花。
　　　
　　问：你在最后剪的时候去追随了一个自己对那一年的印象？
　　
　　王我：对。
　　
　　问：影片一开始是一个片子的结尾，这里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我：你说的这个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按照素材走的，可能头天晚上只录了一个尾巴，之后又录点儿别的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第二天再录的时候是录的这个节目，只是按照磁带的顺序走的，没有仔细去调它， 前边拿掉也没有关系。片子的开场，我最初剪的时候是一张照片， 一个人在雪地上拍的照片，应该是年初的时候，自己拍了觉得挺好，发到网上了，在一个高处拍的，前面的地面上写着“你好，2008”，后来我觉得太矫情，太诗意了。
　　　
　　问：让我联想到地震时候那些照片的运用，感觉比较有冲击力，而且长度非常长，照片展示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
　　　
　　王我：那个是我用一个软件生成的， 最初的素材特别乱，照片有大、有小，有特模糊，也有特清楚的，我就用一个文件把它排列起来，换位置，就是找那些相同的，因为当时拿下来的时候特乱，然后我用软件整个直接生成的一条视频文件，所以设定时候的速度，比如说停留一秒就都停留一秒，我就直接搁进去，搁进去又太长，又整个把时间压了一下，没有单独去调。照片我用了有一半多，还有一些没用，包括还有一些特别惨的视频，我也没用。当时剪那一段的时候很不好剪，其实还有一些素材，四川台当时报道比较没遮拦，有一些深入报道的，比如说他们盯着一家人，孩子还在下面埋着的，然后每天会去的，有一些挺感人的，就是去现场等，有一个什么消息，大家伙都围过去，没有自己的孩子再散开，之后回家，等了一天回家，回家以后做饭，家里就是账篷，在账篷外面做饭⋯⋯这些东西都有，我当时想不剪，因为这些东西大家伙都有记忆了，其实特别让人恶心的事，大家往往容易给忽略掉，我就留那么一些东西，在它之后呈现一下现场的东西，以图片的形式简单呈现一下现场的东西有一个对比，可能就会有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很重要。这个地方我就想让它单纯一些。　
　　
　　问：你这个拍完一段时间没有再拍片子了吧，有新的计划吗？
　　　
　　王我：没有，我前一段把以前的素材又抓了一下，以前在磁带里没有抓，包括剪外面的色彩，那个年份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剪出东西来，还没有开始剪，只是抓得差不多，一百来盘，一个多G快两个G的素材，有时间想起来了，我觉得冬天出活，冬天不爱出去，本身活动，事也少，有时间去剪一段，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拍摄。我想拍一些像史料一样的东西，包括我给他们讲也是，其实像你们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以后就不会有人再知道了，也许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在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事了，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哪怕我说这个东西拍出来，所有的素材我拿走，都给你，你留着，有这么一份东西在，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不太可能.
　　
　　
　　(感谢王迟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