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新闻
论坛
电影节
档案
影片
影人
电影节
基金
机构
群组
新闻
成员
活动
您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兩岸市場與合拍電影的新思維 專訪資深製片黃志明
2010-09-03 20:01:06 来自:
4444
(八卦是抵达真实的最佳途径)
報導 / 曾芷筠
上期【放映頭條】專訪了電影處副處長田又安及科長林成家,談ECFA簽訂後的台灣電影政策方向,也明確地指出合拍片是未來會蓬勃發展並且受到鼓勵的製片模式,企圖打造高投資金額與高票房收益的商業大片。
以今年上映的電影為例,王力宏《戀愛通告》、程孝澤《近在咫尺》、劉國昌《實習大明星》,以及下半年即將上映的蘇照彬《劍雨》都屬中台合拍片,這些片子有時在兩岸三地均能坐收甜美票房果實,有時卻差異極為懸殊。目前而言,合拍片題材多以通俗流暢的古典敘事和清新年輕的愛情喜劇為主,考量到市場取向及合拍規範,演員也多選擇搭配兩岸三地當紅偶像、實力派明星等票房保證。儘管如此,在實際操作拍攝、發行過程,仍有許多細節需要全面評估。值此時刻,【放映週報】邀請製片人黃志明先生詳談其經驗和觀點,期望能讓更多台灣觀眾了解未來華語合拍電影的走向,並對簽署ECFA後的兩岸氛圍有更深刻的認識。
黃志明先生約於90年代開始就在跨國合拍片衝鋒陷陣,曾任職於中影、吉光電影、和南方電影,製作過《雙瞳》、《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海角七號》等賣座佳片,合拍片則始於王小棣導演的《飛天》、至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和近期由多個公司共同製作的《近在咫尺》,豐富的整合能力及獨到的細膩眼光,不斷為不同類型性質的電影尋找新方向。
對照官方說法,本期【放映頭條】專訪黃志明先生,談及多年跨國合拍的經驗及觀察,並針對簽署ECFA後進口片的可能操作方向給予意見。以下帶您一同觀察兩岸電影市場的現況。
90年代開始,台灣這邊已經有很多人提出兩岸三地的合拍片的想法,並認為這是一個較好的出路。但是,當時操作成功的案例並不多。就您自己本身的經驗來說,您很早就已經開始製作中台合資的電影,從和王小棣導演合作的《飛天》,到之前大受市場歡迎的《不能說的秘密》,再到最近的《近在咫尺》,您覺得這十幾年來有哪些部份明顯不同了?
黃志明(以下簡稱黃):就是大陸的市場變得非常巨大,我在2003年時曾經計劃做一部片,當時大陸市場的年度票房總金額跟新加坡差不多。曾幾何時,現在已經是將近百萬人民幣的票房總數。從一個Global的觀點來看,美國一年的票房總數大概是九十幾億美金,大陸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追上美國本土市場的年度營收。而票房的成長代表下面很多部份的成長:包括戲院、拍片數量、明星等種種的蓬勃發展。慢慢地,票房的成長會使這個地方變成亞洲的電影中心,就像好萊塢成為區域性的電影中心一樣。幾年前、或說中國市場蓬勃之前,韓國大概居於這個位置,有十幾年左右的榮景。這些都是因為市場蓬勃帶動它成為中心,以前我們都很喜歡去釜山影展,但現在我想上海電影節會慢慢成為亞洲的電影中心。所以,整個變化其實是全面性的。
我自己是1995年跟小棣老師去大陸做《飛天》,那時候我們一開始進去也是先做協拍片,後來再做合拍片。談到這十幾年中的變與不變,變的部分就是剛剛講的市場蓬勃發展;不變的地方就是題材的掌握及審查制度。比如說,《飛天》是協拍,我當初想改成合拍,不過失敗了,雖然劇本有通過協拍片的審查,但是若要改成合拍片,他會給你一個更嚴格的審查標準。我95年去拍,96年時經過長沙電影會議之後,他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充滿了貧窮、迷信,因為這部片子是講一個小村落裡的英雄的奇遇。另外像是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常常受到一些批評,被告誡不准再挖掘中國人的瘡疤、封建制度等等去討好外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其實還是一樣,因為大陸沒有分級制度,等於是當局說了算,可以上就可以上,不能上就不能上。所以,現在題材的審查制度還是一個沒有變的部份。
協拍片和合拍片的標準既然不同,大陸如何區分?
黃:從資金上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樣。另外,也就是說,大陸只是協助你拍攝,你可能是到那邊取景,也沒有限制演員國籍比例。今天大家爭破頭是想拍合拍片,它有一些關於演員、工作人員比例的規定,很多相關的東西還在變,但萬變不離其中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題材審查部份。大陸視合拍片等同於國產片,因此在題材審查上比較嚴格。《飛天》裡有一些貧窮、封建思想的東西,所以不能上映。
後來的《不能說的秘密》則是以合拍片名義上映,是否也談談當時的情況?
黃:《不能說的秘密》是另外一個議題,裡面的內容也不盡然符合合拍片的條件,不過當時透過一些管道讓這部片在大陸上映。大陸有家公司叫「銀都」,它在很早、大概1949年兩岸分隔開始時,這家公司就在香港成立了。它背後有一點點黨國色彩,當時這家公司在香港可以算是一個自由世界的眼睛,在香港也會製作一些片子。後來改革開放、兩岸開始交流,「銀都」就成為擁有一些特許資格的公司,《不能說的秘密》當初是透過這樣的管道進去。這些過程都有在慢慢變化,我們對大陸相關規定的了解當然還有很多細節,包括最早我們在那裡拍片的勞務預算編列,和現在也很不一樣。由於和外面合作的經驗漸漸多了,也就慢慢跟著在調整。以前跟西安製片廠合作時的預算編列方式很複雜,當時的廠長(即現在的廣電總局副局長)是張丕民,原本片廠規定除了給員工本金之外,還必須上繳給廠裡一部份額外的報酬,大家也都住在片廠裡面。現在,他們接的案子可能比台灣更大、更有規模,或以個體戶的形式接案,合作對象可能是好萊塢或世界各地的co-production,從預算編列、人員的素質眼界等等都不能同日而語。這些都是拜市場開放所賜,很難一項項列出來,但整體來說的變化是這樣。大到美國的大型公司都已經在大陸設立分部,小到像勞務制度也都全面揚棄舊制,在payment部份已經跟大家站在同一個軌道上面了,薪水提高很多,大致都比台灣更高。
您剛提到《不能說的秘密》的內容不盡然符合合拍片標準,是什麼樣的問題?當時是如何解決的?在操作發行和上映過程中是否遇到什麼問題?
黃:其實就是用特許的管道,最主要是要拿到上映的許可。整部片都在台灣淡江中學拍,但是我們避開不去談這部片的台灣元素。在大陸,他們覺得那是個美美的小鎮。所以其實是在避開一些東西,讓我們在審查的時候有機可乘。上映過程沒有任何困難,因為觀眾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重點是如何讓這部片進入市場、通過合拍的審查拿到許可,這部片就可以在那裡上映。
另外,就是要去找到這部片的市場潛力在哪裡?有沒有找到好的發行商?戲院量是否足夠?宣傳做得好不好?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就您過去的經驗來說,中國比較偏好的片型、或說在市場上較容易操作成功的片型和題材是哪些?
黃:我也不太清楚他們真正偏好的題材,不過確實有一些禁忌不能拍是很清楚的。加上市場一直在改變,每個人的看法也不太一樣,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的觀察。從事後諸葛來看,歷史古裝大戲,像是《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這些都是江志強先生一直在做的代表性的案子,除了在那邊賣座、在台灣這邊也會看的電影。近期當然開始有一些變化,首先就是香港跑進去了,像《葉問》這樣的武打片也是現在當紅的片型,李小龍的師父輩都變成武打片的主要題材。所以,也可以看到一個類型化的潮流,但這些都只是市場的主流。若反過來看,大陸現在一年可以拍5、600部電影,但是上院線的可能只有100多部,我會去想其他這3、400部都在拍些什麼東西?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想關注的是什麼?這些片子可能都還因為電檢制度被壓抑著、等待著某一個時間點爆出來。
另外,間諜、特務這類題材的片子在大陸也流行過一陣子,這樣的片子代表了現實跟求變之間的協商(現實指的是電檢制度和主流市場的需求)。許多人都在求變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華誼兄弟的作品,像《風聲》、還有徐克最近的《通天神探狄仁傑》。《狄仁傑》其實是陳國富2000年時在台灣提出的案子,《狄公案》是中國古典偵探小說中最早被翻譯成英文的小說。他們就是想在武打、歷史古裝大戲等市場主流中,尋找自己特點,去嚐試、創新,這些就不一定是中國或觀眾的偏好。
在題材審查上,我們大概會有一個默契:1949年以前的歷史是比較不會有問題的;1949年以後就會審查得很詳細。我舉個例子:《畫皮》是鬼故事,大陸也不允許恐怖、驚悚的題材,但是他會開放一點點讓你去拍,只要是改編古典文學名著的就OK。所以,政策法令是一回事,現實上,大家其實都是用擦邊球的方式,製造一個表面張力,讓大家都說得過去,而其中1949年以前的歷史空間是比較大的。
此外,要談大陸觀眾喜歡的題材,我覺得我們還忽略了盜版問題。盜版的市場可以說無限寬廣,有一些片子可能我們甚至都看不到,他們那邊卻可以透過盜版看到。所以,大陸觀眾真正喜歡看的是什麼?現在的市場主旋律電影在創意部分會受到檢查制度的壓抑、比較規格化,但觀眾真正想看的片子可能很寬廣。大陸一年進口好萊塢的電影20部,但其他的他們可以透過盜版去看,所以有這種上層和下層的結構性問題。目前可能沒有人去統計盜版電影市場一年有多少數量,但我可以想見那是一個很大的量。
您剛剛談了許多關於合拍片的經驗和想法,另外我們想請您談一談進口片的問題。您認為未來簽署了ECFA之後,若出口數量不受配額限制,是否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黃:ECFA對於電影這一塊的影響只是解除了一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其實影響不大。原本,大陸一年有50部的外片進口配額,這50部裡有20部是好萊塢片,其他30部是給好萊塢以外的外國片,而台灣的國產片是在這30部之中的。所以,台灣片本來要在這30部中跟其他片子競爭,但現在沒有這個競爭了,這是一個鬆綁,提供更多可能性。
回過頭來看,這個可能性對台灣而言的機會是什麼?就我的觀點來看,其實台灣的機會還是一樣的。假設在原本30部電影的競爭裡面,你是一部很特別的片子,例如《海角七號》在台灣造成很大的noise,別人就會想辦法幫你進去大陸。你必須要在對方的市場上製造潛力,讓別人願意幫你引進。以前,如果你剛好是那第31部,想引進但今年的配額已經用完了,那麼只好等到明年,就晚一點上片。現在簽了ECFA之後,大概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別人可以直接把你引進。這是進口片、貿易行為的部份,只要檔期敲定、戲院願意上片就可以,但是,同樣要通過審查制度才能上映。
進口片和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合拍片拆帳的方式相差蠻多的。如果我是國產片(合拍片),戲院跟發行商之間的拆帳比例大概是58%比42%,表示我們這邊的利潤會比較大;可是如果是進口片,電影製作方大概只能分到17%。這個差別主要是因為關稅,合拍片因為視同國產片,沒有關稅;而進口片因為是貿易行為,扣掉關稅(大概佔25%)只剩17%的利潤。這跟ECFA沒什麼關係,是引進跟合拍的形式不同。
因此,ECFA對合拍片其實沒有影響,因為要拍合拍片還是要經過合拍公司的程序去拿到許可,ECFA只是讓進口片的空間比較大,合拍片的部份還是一樣的。回過頭來看,我們做電影的人如何去面對這件事情?我覺得,即使是進口片,只要能上映也是一個票房收入,表示這部片符合大陸市場的一些期待,久而久之就會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像是我們的演員、導演、製作公司、甚至是題材,如何在對岸市場塑造台灣電影的市場區隔,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即使獲利比較少,但是仍然可以進去市場,有機會塑造一個產品的價值,慢慢地,片商若覺得有利可圖,可能會想辦法以合拍片的形式合作。在現在的基礎上,我覺得這個效果是要以後才能慢慢看出來,也必須很努力,因為大陸沒有必要努力。所以,台灣片要進去大陸大概要兩個條件:一個就是要通過審查,像《艋舺》的黑道題材可能就沒辦法;另一個就是要在大陸市場有潛力,比如《聽說》、《一頁台北》雖然在台灣很不錯,但在大陸沒有市場,就不會有片商願意引進。
若未來可能有更多機會,您認為台灣的優勢條件在哪裡?許多人說台灣的編劇部分較強,您認為呢?如果是的話,哪些題材較適合發展?
黃:我自己本身不太想做這樣的假設,我比較想回過頭來談主體性的問題。每個地區的電影有自己的生命和主體性,它是從土地裡面長出來的,如果今天完全為了配合審查、經濟潮流去做那些東西,我認為非但沒有必要,做出來也會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更不見得就會成功。就像《近在咫尺》這個例子,一開始就是大陸想拍的,等於就是他們order了一個產品,我覺得這個案子由台灣來做OK,我們可以找到台灣的導演、編劇,就想把這樣的類型經營出來,兩邊也可以同時熱烈上映,導演也不會覺得創作上多所限制(除了吻戲可能要比較小心),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接合。妥協的部份大概一、兩點,並不是說原本想拍的題材不能拍,而是在一、兩個關鍵的禁忌上避開。
《近在呎尺》的製作過程中,各項決定是基於哪些考量?有哪些部份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黃:從題材上看,《近在咫尺》不太會有什麼問題,主要是市場上的考量,首先是大陸認定紅不紅的演員和台灣可能有一些差別,這是一個必須去斟酌的部份,有些演員可能在台灣人氣普通,但在大陸吃香,會有知名度和票房吸引力的差異。第二個是因為演員的大陸口音,編劇上可能要做一些修改。可能性之一是配音,另一個可能性是在編劇設定上修改,讓大陸口音符合劇情邏輯。所以,碰到的一些調整是在這個部份,而這些情況也不算太特別。因為台灣和大陸在電視劇這方面的接觸比較早、比較頻繁,台灣的偶像劇進去主要是因為大陸市場的需求,所以偶像劇類型可以一直經營下去,我剛才提到的兩個問題是電視劇就已經碰過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拍攝地點、演員國籍比例的調整上您們又怎麼調整?
黃:拍攝地點倒不是主要問題,而主要演員比例上有時候可以用一些偷吃步的方法來解套,假設一部片子裡有三個主要演員,但是是把一個比較次要的角色拉成主要演員,做一些變化來符合規定,但大陸倒也不至於在這方面斤斤計較。
您認為這種種限制會不會對台灣的電影創作造成衝擊?
黃:基本上我覺得不要太民族主義式地去看待,你要別人的那塊市場,就要符合別人的規定,不然就不要來。像《海角七號》在大陸上映時被砍了好幾刀,台灣人會覺得被砍一刀就受不了,創作者很難接受自己的作品被砍。但其實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相對的問題,只是限制可能沒這麼多;中國地方大、人多,比較難管理,所以這些禁忌相對地也想得比較多。有人會說中國專制、不合理、不尊重創作者等等,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接受不接受的問題,審查就是這樣,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量和限制。
您認為中國是台灣片最關鍵的市場嗎?還是台片銷日、銷韓、銷東南亞等華語市場,仍然有很多可能的操作空間?
黃:我覺得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片子,每個片子都有自己的可能性,它自己會長腳去做。例如蔡明亮的電影有人認為不應該再拍了,但是他的片子有自己的市場,你不看還有別人要看。我覺得每部電影一定有自己的路要走,回頭過來講,中國市場是台灣電影唯一的王道嗎?是不是不跟大陸合作就死路一條?我自己不是這樣認為,我覺得中國只是台灣電影市場的其中之一,你還是要想辦法把電影賣到全世界去,因為台灣本身的管理和本土市場條件不足以支持整個工業,所以還是在往外走。我們其實有很好的條件去進行一些合作,但有時候客觀形勢不一定那麼樂觀,我們也不像香港電影可以強大到把港式電影推銷到大陸市場,那是香港電影在本土的根基就非常深厚。
目前來看,台灣還是先壯大自己比較重要,我比較擔心的是一年之中有哪些片子可以賣過台幣三千萬的票房?我覺得這對台灣電影來說是更重要的課題,從一年兩部,到四、五部慢慢去努力,就像流行歌曲可以支持阿妹、蔡依林等本土歌手,希望電影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氛圍。現在在鬆綁、變化的過程,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中國市場不是台灣唯一的王道,因為客觀條件還是有種種問題。
分享到:
相关链接:
推荐给朋友
关注此话题
你的回应...
请先
登录
后回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言
> 相关话题组:
电影评论
rsuVmelw
加入了现象网,大家鼓掌!
上期【放映頭條】專訪了電影處副處長田又安及科長林成家,談ECFA簽訂後的台灣電影政策方向,也明確地指出合拍片是未來會蓬勃發展並且受到鼓勵的製片模式,企圖打造高投資金額與高票房收益的商業大片。
以今年上映的電影為例,王力宏《戀愛通告》、程孝澤《近在咫尺》、劉國昌《實習大明星》,以及下半年即將上映的蘇照彬《劍雨》都屬中台合拍片,這些片子有時在兩岸三地均能坐收甜美票房果實,有時卻差異極為懸殊。目前而言,合拍片題材多以通俗流暢的古典敘事和清新年輕的愛情喜劇為主,考量到市場取向及合拍規範,演員也多選擇搭配兩岸三地當紅偶像、實力派明星等票房保證。儘管如此,在實際操作拍攝、發行過程,仍有許多細節需要全面評估。值此時刻,【放映週報】邀請製片人黃志明先生詳談其經驗和觀點,期望能讓更多台灣觀眾了解未來華語合拍電影的走向,並對簽署ECFA後的兩岸氛圍有更深刻的認識。
黃志明先生約於90年代開始就在跨國合拍片衝鋒陷陣,曾任職於中影、吉光電影、和南方電影,製作過《雙瞳》、《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海角七號》等賣座佳片,合拍片則始於王小棣導演的《飛天》、至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和近期由多個公司共同製作的《近在咫尺》,豐富的整合能力及獨到的細膩眼光,不斷為不同類型性質的電影尋找新方向。
對照官方說法,本期【放映頭條】專訪黃志明先生,談及多年跨國合拍的經驗及觀察,並針對簽署ECFA後進口片的可能操作方向給予意見。以下帶您一同觀察兩岸電影市場的現況。
90年代開始,台灣這邊已經有很多人提出兩岸三地的合拍片的想法,並認為這是一個較好的出路。但是,當時操作成功的案例並不多。就您自己本身的經驗來說,您很早就已經開始製作中台合資的電影,從和王小棣導演合作的《飛天》,到之前大受市場歡迎的《不能說的秘密》,再到最近的《近在咫尺》,您覺得這十幾年來有哪些部份明顯不同了?
黃志明(以下簡稱黃):就是大陸的市場變得非常巨大,我在2003年時曾經計劃做一部片,當時大陸市場的年度票房總金額跟新加坡差不多。曾幾何時,現在已經是將近百萬人民幣的票房總數。從一個Global的觀點來看,美國一年的票房總數大概是九十幾億美金,大陸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追上美國本土市場的年度營收。而票房的成長代表下面很多部份的成長:包括戲院、拍片數量、明星等種種的蓬勃發展。慢慢地,票房的成長會使這個地方變成亞洲的電影中心,就像好萊塢成為區域性的電影中心一樣。幾年前、或說中國市場蓬勃之前,韓國大概居於這個位置,有十幾年左右的榮景。這些都是因為市場蓬勃帶動它成為中心,以前我們都很喜歡去釜山影展,但現在我想上海電影節會慢慢成為亞洲的電影中心。所以,整個變化其實是全面性的。
我自己是1995年跟小棣老師去大陸做《飛天》,那時候我們一開始進去也是先做協拍片,後來再做合拍片。談到這十幾年中的變與不變,變的部分就是剛剛講的市場蓬勃發展;不變的地方就是題材的掌握及審查制度。比如說,《飛天》是協拍,我當初想改成合拍,不過失敗了,雖然劇本有通過協拍片的審查,但是若要改成合拍片,他會給你一個更嚴格的審查標準。我95年去拍,96年時經過長沙電影會議之後,他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充滿了貧窮、迷信,因為這部片子是講一個小村落裡的英雄的奇遇。另外像是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常常受到一些批評,被告誡不准再挖掘中國人的瘡疤、封建制度等等去討好外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其實還是一樣,因為大陸沒有分級制度,等於是當局說了算,可以上就可以上,不能上就不能上。所以,現在題材的審查制度還是一個沒有變的部份。
協拍片和合拍片的標準既然不同,大陸如何區分?
黃:從資金上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樣。另外,也就是說,大陸只是協助你拍攝,你可能是到那邊取景,也沒有限制演員國籍比例。今天大家爭破頭是想拍合拍片,它有一些關於演員、工作人員比例的規定,很多相關的東西還在變,但萬變不離其中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題材審查部份。大陸視合拍片等同於國產片,因此在題材審查上比較嚴格。《飛天》裡有一些貧窮、封建思想的東西,所以不能上映。
後來的《不能說的秘密》則是以合拍片名義上映,是否也談談當時的情況?
黃:《不能說的秘密》是另外一個議題,裡面的內容也不盡然符合合拍片的條件,不過當時透過一些管道讓這部片在大陸上映。大陸有家公司叫「銀都」,它在很早、大概1949年兩岸分隔開始時,這家公司就在香港成立了。它背後有一點點黨國色彩,當時這家公司在香港可以算是一個自由世界的眼睛,在香港也會製作一些片子。後來改革開放、兩岸開始交流,「銀都」就成為擁有一些特許資格的公司,《不能說的秘密》當初是透過這樣的管道進去。這些過程都有在慢慢變化,我們對大陸相關規定的了解當然還有很多細節,包括最早我們在那裡拍片的勞務預算編列,和現在也很不一樣。由於和外面合作的經驗漸漸多了,也就慢慢跟著在調整。以前跟西安製片廠合作時的預算編列方式很複雜,當時的廠長(即現在的廣電總局副局長)是張丕民,原本片廠規定除了給員工本金之外,還必須上繳給廠裡一部份額外的報酬,大家也都住在片廠裡面。現在,他們接的案子可能比台灣更大、更有規模,或以個體戶的形式接案,合作對象可能是好萊塢或世界各地的co-production,從預算編列、人員的素質眼界等等都不能同日而語。這些都是拜市場開放所賜,很難一項項列出來,但整體來說的變化是這樣。大到美國的大型公司都已經在大陸設立分部,小到像勞務制度也都全面揚棄舊制,在payment部份已經跟大家站在同一個軌道上面了,薪水提高很多,大致都比台灣更高。
您剛提到《不能說的秘密》的內容不盡然符合合拍片標準,是什麼樣的問題?當時是如何解決的?在操作發行和上映過程中是否遇到什麼問題?
黃:其實就是用特許的管道,最主要是要拿到上映的許可。整部片都在台灣淡江中學拍,但是我們避開不去談這部片的台灣元素。在大陸,他們覺得那是個美美的小鎮。所以其實是在避開一些東西,讓我們在審查的時候有機可乘。上映過程沒有任何困難,因為觀眾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重點是如何讓這部片進入市場、通過合拍的審查拿到許可,這部片就可以在那裡上映。
另外,就是要去找到這部片的市場潛力在哪裡?有沒有找到好的發行商?戲院量是否足夠?宣傳做得好不好?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就您過去的經驗來說,中國比較偏好的片型、或說在市場上較容易操作成功的片型和題材是哪些?
黃:我也不太清楚他們真正偏好的題材,不過確實有一些禁忌不能拍是很清楚的。加上市場一直在改變,每個人的看法也不太一樣,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的觀察。從事後諸葛來看,歷史古裝大戲,像是《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這些都是江志強先生一直在做的代表性的案子,除了在那邊賣座、在台灣這邊也會看的電影。近期當然開始有一些變化,首先就是香港跑進去了,像《葉問》這樣的武打片也是現在當紅的片型,李小龍的師父輩都變成武打片的主要題材。所以,也可以看到一個類型化的潮流,但這些都只是市場的主流。若反過來看,大陸現在一年可以拍5、600部電影,但是上院線的可能只有100多部,我會去想其他這3、400部都在拍些什麼東西?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想關注的是什麼?這些片子可能都還因為電檢制度被壓抑著、等待著某一個時間點爆出來。
另外,間諜、特務這類題材的片子在大陸也流行過一陣子,這樣的片子代表了現實跟求變之間的協商(現實指的是電檢制度和主流市場的需求)。許多人都在求變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華誼兄弟的作品,像《風聲》、還有徐克最近的《通天神探狄仁傑》。《狄仁傑》其實是陳國富2000年時在台灣提出的案子,《狄公案》是中國古典偵探小說中最早被翻譯成英文的小說。他們就是想在武打、歷史古裝大戲等市場主流中,尋找自己特點,去嚐試、創新,這些就不一定是中國或觀眾的偏好。
在題材審查上,我們大概會有一個默契:1949年以前的歷史是比較不會有問題的;1949年以後就會審查得很詳細。我舉個例子:《畫皮》是鬼故事,大陸也不允許恐怖、驚悚的題材,但是他會開放一點點讓你去拍,只要是改編古典文學名著的就OK。所以,政策法令是一回事,現實上,大家其實都是用擦邊球的方式,製造一個表面張力,讓大家都說得過去,而其中1949年以前的歷史空間是比較大的。
此外,要談大陸觀眾喜歡的題材,我覺得我們還忽略了盜版問題。盜版的市場可以說無限寬廣,有一些片子可能我們甚至都看不到,他們那邊卻可以透過盜版看到。所以,大陸觀眾真正喜歡看的是什麼?現在的市場主旋律電影在創意部分會受到檢查制度的壓抑、比較規格化,但觀眾真正想看的片子可能很寬廣。大陸一年進口好萊塢的電影20部,但其他的他們可以透過盜版去看,所以有這種上層和下層的結構性問題。目前可能沒有人去統計盜版電影市場一年有多少數量,但我可以想見那是一個很大的量。
您剛剛談了許多關於合拍片的經驗和想法,另外我們想請您談一談進口片的問題。您認為未來簽署了ECFA之後,若出口數量不受配額限制,是否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黃:ECFA對於電影這一塊的影響只是解除了一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其實影響不大。原本,大陸一年有50部的外片進口配額,這50部裡有20部是好萊塢片,其他30部是給好萊塢以外的外國片,而台灣的國產片是在這30部之中的。所以,台灣片本來要在這30部中跟其他片子競爭,但現在沒有這個競爭了,這是一個鬆綁,提供更多可能性。
回過頭來看,這個可能性對台灣而言的機會是什麼?就我的觀點來看,其實台灣的機會還是一樣的。假設在原本30部電影的競爭裡面,你是一部很特別的片子,例如《海角七號》在台灣造成很大的noise,別人就會想辦法幫你進去大陸。你必須要在對方的市場上製造潛力,讓別人願意幫你引進。以前,如果你剛好是那第31部,想引進但今年的配額已經用完了,那麼只好等到明年,就晚一點上片。現在簽了ECFA之後,大概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別人可以直接把你引進。這是進口片、貿易行為的部份,只要檔期敲定、戲院願意上片就可以,但是,同樣要通過審查制度才能上映。
進口片和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合拍片拆帳的方式相差蠻多的。如果我是國產片(合拍片),戲院跟發行商之間的拆帳比例大概是58%比42%,表示我們這邊的利潤會比較大;可是如果是進口片,電影製作方大概只能分到17%。這個差別主要是因為關稅,合拍片因為視同國產片,沒有關稅;而進口片因為是貿易行為,扣掉關稅(大概佔25%)只剩17%的利潤。這跟ECFA沒什麼關係,是引進跟合拍的形式不同。
因此,ECFA對合拍片其實沒有影響,因為要拍合拍片還是要經過合拍公司的程序去拿到許可,ECFA只是讓進口片的空間比較大,合拍片的部份還是一樣的。回過頭來看,我們做電影的人如何去面對這件事情?我覺得,即使是進口片,只要能上映也是一個票房收入,表示這部片符合大陸市場的一些期待,久而久之就會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像是我們的演員、導演、製作公司、甚至是題材,如何在對岸市場塑造台灣電影的市場區隔,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即使獲利比較少,但是仍然可以進去市場,有機會塑造一個產品的價值,慢慢地,片商若覺得有利可圖,可能會想辦法以合拍片的形式合作。在現在的基礎上,我覺得這個效果是要以後才能慢慢看出來,也必須很努力,因為大陸沒有必要努力。所以,台灣片要進去大陸大概要兩個條件:一個就是要通過審查,像《艋舺》的黑道題材可能就沒辦法;另一個就是要在大陸市場有潛力,比如《聽說》、《一頁台北》雖然在台灣很不錯,但在大陸沒有市場,就不會有片商願意引進。
若未來可能有更多機會,您認為台灣的優勢條件在哪裡?許多人說台灣的編劇部分較強,您認為呢?如果是的話,哪些題材較適合發展?
黃:我自己本身不太想做這樣的假設,我比較想回過頭來談主體性的問題。每個地區的電影有自己的生命和主體性,它是從土地裡面長出來的,如果今天完全為了配合審查、經濟潮流去做那些東西,我認為非但沒有必要,做出來也會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更不見得就會成功。就像《近在咫尺》這個例子,一開始就是大陸想拍的,等於就是他們order了一個產品,我覺得這個案子由台灣來做OK,我們可以找到台灣的導演、編劇,就想把這樣的類型經營出來,兩邊也可以同時熱烈上映,導演也不會覺得創作上多所限制(除了吻戲可能要比較小心),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接合。妥協的部份大概一、兩點,並不是說原本想拍的題材不能拍,而是在一、兩個關鍵的禁忌上避開。
《近在呎尺》的製作過程中,各項決定是基於哪些考量?有哪些部份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黃:從題材上看,《近在咫尺》不太會有什麼問題,主要是市場上的考量,首先是大陸認定紅不紅的演員和台灣可能有一些差別,這是一個必須去斟酌的部份,有些演員可能在台灣人氣普通,但在大陸吃香,會有知名度和票房吸引力的差異。第二個是因為演員的大陸口音,編劇上可能要做一些修改。可能性之一是配音,另一個可能性是在編劇設定上修改,讓大陸口音符合劇情邏輯。所以,碰到的一些調整是在這個部份,而這些情況也不算太特別。因為台灣和大陸在電視劇這方面的接觸比較早、比較頻繁,台灣的偶像劇進去主要是因為大陸市場的需求,所以偶像劇類型可以一直經營下去,我剛才提到的兩個問題是電視劇就已經碰過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拍攝地點、演員國籍比例的調整上您們又怎麼調整?
黃:拍攝地點倒不是主要問題,而主要演員比例上有時候可以用一些偷吃步的方法來解套,假設一部片子裡有三個主要演員,但是是把一個比較次要的角色拉成主要演員,做一些變化來符合規定,但大陸倒也不至於在這方面斤斤計較。
您認為這種種限制會不會對台灣的電影創作造成衝擊?
黃:基本上我覺得不要太民族主義式地去看待,你要別人的那塊市場,就要符合別人的規定,不然就不要來。像《海角七號》在大陸上映時被砍了好幾刀,台灣人會覺得被砍一刀就受不了,創作者很難接受自己的作品被砍。但其實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相對的問題,只是限制可能沒這麼多;中國地方大、人多,比較難管理,所以這些禁忌相對地也想得比較多。有人會說中國專制、不合理、不尊重創作者等等,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接受不接受的問題,審查就是這樣,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量和限制。
您認為中國是台灣片最關鍵的市場嗎?還是台片銷日、銷韓、銷東南亞等華語市場,仍然有很多可能的操作空間?
黃:我覺得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片子,每個片子都有自己的可能性,它自己會長腳去做。例如蔡明亮的電影有人認為不應該再拍了,但是他的片子有自己的市場,你不看還有別人要看。我覺得每部電影一定有自己的路要走,回頭過來講,中國市場是台灣電影唯一的王道嗎?是不是不跟大陸合作就死路一條?我自己不是這樣認為,我覺得中國只是台灣電影市場的其中之一,你還是要想辦法把電影賣到全世界去,因為台灣本身的管理和本土市場條件不足以支持整個工業,所以還是在往外走。我們其實有很好的條件去進行一些合作,但有時候客觀形勢不一定那麼樂觀,我們也不像香港電影可以強大到把港式電影推銷到大陸市場,那是香港電影在本土的根基就非常深厚。
目前來看,台灣還是先壯大自己比較重要,我比較擔心的是一年之中有哪些片子可以賣過台幣三千萬的票房?我覺得這對台灣電影來說是更重要的課題,從一年兩部,到四、五部慢慢去努力,就像流行歌曲可以支持阿妹、蔡依林等本土歌手,希望電影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氛圍。現在在鬆綁、變化的過程,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中國市場不是台灣唯一的王道,因為客觀條件還是有種種問題。